岭南人种茶、饮茶的历史悠久，文化氛围浓厚，而作为专门招待客人喝茶的“茶馆”，清代已经兴起。

清末民初编撰的《清稗类钞》记载：“粤人有于杂物肆中兼售茶者，不设座，过客立而饮之”，描述了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广州的饮茶场景。

清朝时期，因对外贸易、商务考察、传教等需要，大量外国人来到了岭南，他们也观察到了广州茶馆的情况。

“中国人常常把广场当作通衢大道，一些沿街叫卖的小商贩也喜欢麇集在这里做些小本生意。这些小商贩有卖咸橄榄、卖花生、卖糕点、卖茶水、卖粥的，还卖许多其他吃的喝的东西，但是没有卖比茶更烈性的饮料。”

这是曾于1829-1842年在广州美商旗昌洋行工作的美国人亨特，在其著作《旧中国杂记》记载的广州“茶水服务”情景。

亨特记载的“广场”，指当时广州十三行商馆前的公共区域，这里原是外国人活动的专门场地，后来围栏被拆除，于是一些中国商贩到这里提供各种服务。

不过，这位美国人记载的“茶水服务”，并不是现代意义的茶馆，而是一种流动的茶水服务点或“茶摊”，与《清稗类钞》中记载的“不设座”茶馆类似，只是简单给客人提供茶水服务，这应该是广州茶馆的前身。

直到晚清时期，广州街道上才设立了各种专门为客人提供茶水服务的茶馆。

比如，德国《法兰克福报》的记者保罗·戈德曼，受报社指派来到中国采访，在其撰写的《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一书中，对广州茶馆有如下记录：

“茶馆中有相当丰富多样的茶可以供你选择。茶叶是装在一个大铁罐子里，跟我们的咖啡是一样的，或者说我们的商人采用了中国人的方法。没有哪条街上是没有茶馆的，茶馆对我们来说也相当熟悉，它就是个没有女服务生的咖啡馆，不过喝的是茶不是咖啡罢了。”

戈德曼在书中还说，茶馆的营业时间一般从中午十二点开始，人们陆续聚集在一起，就像巴黎下午五点钟的场景。这应该是清朝末期广州专门招待客人喝茶的茶馆了，在这位德国人看来，当时广州的茶馆，如同欧洲的咖啡馆一样普遍。

生于澳大利亚的英国人莫理循，1897—1917年曾在中国工作和旅居，他在《中国风情》中也记载了在广州喝茶的情景：

有一天，我在广州步行穿过拥挤的街道，走得非常疲乏之后，到一座5层楼的宝塔上俯瞰市区风光。在最高一层楼上，茶水端到我的面前，我喝了12杯，茶钱是3便士。

莫理循记载的“五层宝塔”是指广州镇海楼，通过其记载来看，当时镇海楼上设有茶馆，或者为客人提供茶水服务的场馆。从收取客人费用的情况来看，这应该不是传统意义上“免费招待”客人的方式，而是如同现代茶馆的“有偿服务”模式。

更有意思的是，莫理循还说，在云南自己也享用到许多味美的茶水，但广州的茶价比云南的要高出25倍。

作者可能将广州镇海楼上的喝茶服务的收费，与云南普通茶馆进行了比较后得出这个结论，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毕竟，当时的镇海楼是广州城里知名建筑物，甚至是“标志性”景点，各种收费比较高，也在情理之中。

通过上述国内史料记载和多位外国人的描述，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广州专门为客人提供茶水服务的场所，大概是起源于清朝咸丰年间（1851-1861年）。

而更早到达广州的外国人在观察中国人喝茶情况时，并未提到茶馆，也从侧面验证了这一点。

比如，1752年，瑞典人彼得·奥斯贝克到广州旅行后，在其著作《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中这样说：

我从来没有留心观察过药店，但知道总有人参卖的。穷人和富人都用，在他们看来，如果每天早上在茶水或汤水中放上半盎司，能极好地治疗肺病和其他一些疾病。

再如，1793年英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庞大使团出使中国，返回途中路过广州，留下了许多记载，其在《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一书中说：

茶一直是他们从早到晚的饮料。他们在家里总是准备有茶，来客进屋时都奉上一杯，临走时再奉一杯。许多地方都有人在大路旁摆上茶，一到三个铜板卖给过路的旅客.....。

这些外国人提到了中国人喝茶水、摆茶摊的情景，但未提到茶馆。明朝时期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观察到了中国人喝茶的情景，同样未曾提到茶馆，这也验证了国内史料对广州茶馆起源时间的记载。

当然，对现代广东人来说，如果说“饮茶”，则其含义不只是纯粹享用“茶馆”的茶水服务，还包括在茶楼品尝茶点。

根据国内史料介绍，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饮茶之风在广州盛行，并逐渐扩展到珠江三角洲各城镇，乃至广东其他各地。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