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文艺 通讯员 任海虹

图/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广东地区偏居祖国南端一隅，至秦军南下始融入中原文明。在正史记载中，这里曾被描述为“化外之地”“瘴疠之乡”……

实际上，岭南自有岭南的风姿：大量出土文物表明，广东地区曾存在灿烂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明，广东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追溯至80万年前……从出现先民的渔猎采集、到青铜古国，再到成为泱泱中华的南疆、文明对话的使者，悠悠岭南既深受中原文明影响，又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极为耀眼的一颗。

自现代考古事业在岭南勃兴，百余年间，经过一代代广东考古人风餐露宿、青灯黄卷的不懈努力，一幅翔实鲜活的岭南历史画卷正徐徐展开，在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文化自信的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壹

岭南文物“摸家底”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大学基本没有正规的考古专业，考古力量十分匮乏。为培养全国各地的基干力量，当时的国家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在上世纪50年代初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又被称为考古的“黄埔四期”，由裴文中、梁思永、夏鼐和苏秉琦等著名学者授课。

全国各个省份争相抽调文物干部到北京培训，来自广东的麦英豪、莫稚、曾广亿、杨豪等先后从培训班结业。数月的学习，为广东这批学员日后的科学发掘和研究打下了基础，并成为广东当代考古的开拓者。

同一时期，广东设立了专门的文物管理机构，包括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省文物工作队和广东省博物馆，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体系逐步建立。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第一次文物普查在广东全省范围（包括海南岛）内铺展开来。

在第一次文物普查前，部分历史学者甚至认为：岭南文明的开始是在被秦始皇50万大军征服之后，当地土著“百越人”才从蒙昧的原始氏族部落阶段一跃跨入封建社会。岭南地区没有青铜时代，也没有奴隶社会阶段。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通过第一次文物普查，考古学者在广东发现了众多新石器时代至先秦阶段的遗址。全省的文物分布情况得以基本展现，著名的“马坝人”头骨化石和西樵山石器加工制造场就是在这个阶段发现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清远马头岗春秋、战国墓的发掘曾一度在广东省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揭开了岭南青铜时代考古研究的序幕。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岩认为，通过这次第一阶段的“摸家底”工作，初步改变了“秦汉时期以前广东地区是‘南蛮之地’”的观点。

贰

发现广东“仰韶”

20世纪70年代后期，广东乘着拨乱反正的春风，考古机构逐步恢复，考古人员陆续归队。这一时期，广东主要展开了石峡遗址和“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考古发掘。

其中，曲江石峡遗址无疑是广东百年考古历程中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它的地位相当于广东的“仰韶”（1921年发掘的仰韶遗址，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曲江石峡遗址位于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西南，坐落于狮头岩与狮尾岩两座石灰岩孤峰之间的峡地，1972年由曲江县文化馆在调查时偶然发现，至今已逾50年。1973—1985年，石峡遗址先后历经4次发掘，发掘面积近4000平方米，是目前广东省内发掘规模等级最高的先秦聚落遗址，出土器物显示该遗址与良渚文化存在密切联系。

考古工作者们在石峡遗址共发现四期文化遗存，为研究岭南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文化的内涵、特征、年代、分期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典型实物资料。最突出的发现是132座墓葬，其中102座属于石峡文化墓葬，发掘者观察到有火烧墓坑等迹象，更重要的是，田野工作中首次区分出一次葬墓和二次葬墓。

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在《石峡文化初论》中正式明确了“石峡文化”的命名，并指出：“它（石峡遗址）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岭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找到了一把重要的钥匙；还为我们探索这一地区社会发展诸阶段与我国其他诸文化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环节。不言而喻，它也是我们进一步探索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人民自古以来相互关系的一个出发点。”

在石峡遗址前三次发掘中，还同期举办了三期考古人员培训班（业内称为“石峡班”）。这为广东培养了大量文博考古人才，为岭南乃至全国的考古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叁

廓清历史地位

从“石峡班”走出来的这批学员，改革开放后填充到了广东各地文博单位，成了当地的业务骨干。“广东的县级基层文博单位都配备上了专业技术力量，这在历史上是头一回。”李岩说。

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又迎来了第二次文物普查，新的考古发现和材料不断出现。第二次文物普查的成果集结为《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一书，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版，成为广东考古工作的重要参考书目。

在此阶段，苏秉琦先生提出著名的“满天星斗说”及“区系类型理论”，他把中国文明起源阶段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先秦时期的中国分成6个文化区，将岭南划入“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

随后，严文明先生又提出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格局：中心位置在中原，好比花心。围绕中心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文化区，就好比内圈的花瓣。岭南则处于长江中下游这重花瓣结构的外层。

两位先生的学说廓清了史前社会中岭南地区的历史地位，对广东考古工作者理解第二次文物普查成果和石峡遗址产生巨大影响，也为当下“早期岭南探源工程”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撑。

就在这个阶段，1987年，世纪古沉船“南海Ⅰ号”在广东海域被发现。为实现对它的顺利打捞，广东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开设水下考古培训班培养专业人才，成为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重要发端。作为拥有3000多公里海岸线的海洋大省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发源地，广东拥有从事水下考古得天独厚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以“南海Ⅰ号”的发现和整体打捞为标志，广东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源地”。

肆

进入“黄金时代”

以广东省文物工作队为前身，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1990年正式挂牌成立，岭南文物考古专业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

随着第二、三次文物普查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陆续展开，广东的文物分类进一步细化，文化遗产类别也进一步丰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广东各地掀起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高潮，配合开展的基建考古中接连出现重大考古发现。譬如广深高速公路建设中发现的东莞村头贝丘遗址，广惠高速公路建设中发现的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以及在深圳大学城建设中发掘出的深圳屋背岭商代遗址，还有广佛高速建设中发现的高明古椰贝丘遗址等。

此时，广东考古工作者将抢救性考古发掘与课题研究相结合，新的认识不断产生。其中，位于博罗县郊的横岭山，曾发掘出300多座古墓葬，并首次在广东两周时期的墓葬中发掘出土了铜甬钟和铜鼎。

考古学界认为，横岭山墓葬规模大、数量多，且排列整齐、大小有序，这意味着当时整个社会处于稳定有组织的状态，说明岭南地区在西周时期到春秋时期已具有相当发达的青铜器文化。

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的发掘，树立起了岭南商末周初至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尺度，年代序列相比此前大大细化，广东青铜时代的文化和社会面貌变得具象起来。

这一时期，广东考古迎来了“黄金时代”，广州南越国御苑遗迹、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深圳屋背岭商代遗址、广州大学城南汉二陵、深圳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高明古椰贝丘遗址、汕头“南澳Ⅰ号”明代沉船遗址等项目先后获评“全国考古十大发现”。

伍

揭开神秘面纱

岭南地区远离中原，历史时期以前的文献记载几乎没有。所以，相比于其他地区，岭南地区的历史文明溯源更加依赖考古材料。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广东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岭南文明探源和考古遗存的研究阐释上。从郁南磨刀山遗址到英德岩山寨遗址，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标志着广东考古迎来了新的阶段。

其中，发掘于2014年的郁南磨刀山遗址填补了广东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空白，将岭南人类活动的历史由距今13万年左右大幅提前至60万至80万年；发掘于2016-2018年的英德青塘遗址出土了中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可确认葬式的墓葬，以及广东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距今1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发掘于2019-2021年的岩山寨遗址则是岭南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的中心聚落遗址。是曲江石峡遗址考古发掘40年之后，广东发现的又一处新石器晚期高等级墓地。

2021年适逢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好消息也相继传来：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和“南海Ⅰ号”沉船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英德岩山寨遗址入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随着重大考古发现一再引发全国关注，广东考古遗址年代从旧石器时代延续至民国时期，成果丰富多样，并呈现出地上考古与水下考古齐头并进的鲜明特色。在考古工作者与文史学者的持续开掘下，岭南文明的独特历史发展脉络正日益变得明晰、生动。

访谈

秦汉番禺城 “海丝”大都会

李岩（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羊城晚报：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广东考古工作的观念和阐释重点出现了哪些变化？

李岩：一方面是意识的转变。从田野考古和水下考古两个角度出发，我们经历了从“摸家底”到研究阐释的转变。“摸家底”的理念是“保护为主”，后转变为“保护为主，研究为先导，阐释和宣传为社会责任”，这是行业自身要求的变化。大家通常更关注重大考古成果，但我个人认为意识的转变更重要，它是考古事业发展的持续不断的动力源泉。

其次，我们的保护和研究不再满足于解释广东不是“南蛮之地”，而转向解读不同历史时期的岭南贡献与岭南特色。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更有特色的东西，就是研读和阐释“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广东或岭南贡献。从秦汉番禺城算起，广州是个延续了2000年之久的“海丝”大都会，无论是在文化自信还是文化传承方面，都让我们感到非常光荣。

羊城晚报：广东考古经历了数个阶段，您认为接下来的努力方向是什么？

李岩：我们知道，考古工作最基础的部分是用实物史料做编年史，用石器、陶器或者铜器的发现把不同年代填上。按照我们目前的考古发现，1万年前到7000年前这一时间段的岭南文化遗存还处于缺环状态，1万年前的广东代表性遗址是英德青塘遗址，7000年前的代表性遗址是深圳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但二者中间这段时间的文化遗存我们暂时还没有发现。这段时期岭南地区到底是怎样一个存在，我们还要努力调查和研究。

此外，对秦汉以来县城城址和六朝到唐代早期陶瓷窑址的寻找，也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

羊城晚报：您在“早期岭南探源工程”中，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李岩：第一，就是前面提到的1万年前到7000年前的编年空白如何补上。

第二，是关于“海丝探源”问题。需要强调的是，“海上丝绸之路”不是在秦汉统一后突然出现的，在那之前应该就有长期积累。那么，秦汉以前的“海丝”源头到底是什么样的，需要进一步细化。

第三，是岭南瓷源问题。在良渚文化同期的时间段，广东地区烧制陶器的水准很高，这以普宁虎头埔窑址群为代表。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广东在瓷器起源当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伸

朱非素：上过战场的杰出女考古学家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考古名家辈出，他们在田野的泥土和一砖一瓦间寻找岭南文明的拼图，为广东现代考古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如商承祚、麦英豪、何纪生等知名学者。

出生于1937年的朱非素，是中国考古学界唯一上过抗美援朝战场的女性考古学家。她作为主要执笔人撰写的《石峡遗址——1973~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一书，于2016年荣获全国考古大会最高奖——金鼎奖。

朱非素的家乡在浙江温州。1951年，年仅14岁的她报名参军抗美援朝，担任过护士、卫生员及文工团学员等。四年后，她复员返乡，又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经过刻苦复习，1958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毕业后，朱非素一路南下，加入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并将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广东考古事业。位于粤北曲江马坝河盆地的石峡遗址，是朱非素用力最多、研究最多的一处遗址。

20世纪70年代，广东考古事业刚恢复，朱非素就去了石峡遗址，在泥泞与暴晒的田野发掘中毫不退缩，得到苏秉琦等前辈学人的高度肯定。从1975年至1978年，她是石峡遗址发掘工作的参与者；从1978年以后断断续续十多年间，她又承担了这个重要考古发现的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

20世纪90年代广东省成立考古研究所时，朱非素任所领导，负责制定了当时按流域划分的课题规划，将广东史前先秦考古学文化面貌划分为粤北、珠三角、粤东、粤西几个区块。她不仅身先士卒，还结合所内年轻人的兴趣加以指导，为广东考古培养后备人才。朱非素一生的主要学术成果，见于《岭外求真：朱非素考古论集》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