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边地，美食，过年，是否是您脑中的故乡景象？想到故乡，您是否被勾起了乡愁？面对乡愁，您又如何排解？大概很多人面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所思所想都是浅尝辄止，因为似乎故乡永远在那里，随时可以想，随时可以为她做些什么。

但对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来说：“谈论故乡，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心境。”他在新著《故乡潮州》开篇序言中即言及：“你低头思的是哪一个故乡，很难明确定义。”因为故乡可泛指自己生长的地方或祖籍，而现代社会人口流动厉害，原籍在哪里已没有多少意义。陈平原说他很喜欢周作人对故乡的态度：“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也因此，陈平原谈故乡，是从他的家乡潮州，也就是自家脚下，一直说到遥远的四面八方。在这四面八方中，体现着自家的心境，也体现着自家的学问。

而心境好解，这学问又是如何做的呢？

和家乡学子谈论家乡时

发现他们还不如自己了解得多

陈平原的家乡潮州有“省尾国角”之称，如果不是疫情影响，以现今的交通便利，他随时都能够回去，但以前回去一趟可不容易，各方面都受限制。陈平原对此记忆深刻：“以前回去都是先坐36个小时火车到广州，在广州过上一夜，再坐一天汽车才能到家，这还比清代的读书人上京赶考要走一个月方便多了。”但交通的便捷也让陈平原明白，人们会因此丧失很多路程上的感受和观察。

20多年前，陈平原在日本京都大学访学时，曾有某位日本教授问他，假如你是明清时代的读书人，从潮州到京城赶考，要走多少天？是水路还是陆路？路上怎么住宿？会不会被黑店老板做成人肉包子？还有，万一有机会参加殿试，你们潮州人能与皇帝沟通吗？陈平原被问住了，因为这一堆问题他以前没想过。

这促使陈平原更加关注潮州，他发现翁辉东等编的《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1909）中详细介绍了古时潮州到京城的距离和行走路线，那是根据当年的驿站路程统计的。读这一段，能够令人真实地感受到什么是路途迢迢。

而在1904年清廷颁布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陈平原发现，清廷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就应注重乡土教育，其中地理课程的教学宗旨是“养成其爱乡土之心”。具体内容甚至包括“方向子午、步数多少、道里远近，次及于附近之先贤祠墓、近处山水”等，再加上舟车交通，逐渐由近及远，这些都是现代交通所不能给予的。所以，陈平原关注乡土教育，“有学理思考，有历史探究，也有现实刺激”。

陈平原感慨自己离乡已经40多年，还不断保有着对家乡的关心，关注家乡的发展。但当他和从家乡来念书的优秀学子谈论家乡时，往往发现他们还不如自己了解得多。这常令他感到有些尴尬，“其实我很想和他们聊聊家乡的事，可是聊不下去。”

实际上，陈平原也明白学子们的心思。“潮州当地的孩子读书就是一心一意要走出来，所以他们的感情始终是向外的，至于家乡变化，不管是好还是不好，都不是他们关心的话题，他们关心的是更远大的世界。”

陈平原也很能理解此种心态，他觉得这和在北大念书的学生不太关心北京是一个道理，“大家都想象自己的未来很伟大，想看的是更远大的世界。”但是陈平原始终强调，学子们要关注脚下的一方水土，他认为这不仅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学问。“我觉得地方性知识其实是撬动整个知识转型的一个关键。我们不能只是放眼世界，更习惯于讨论宏大的、玄虚的、不着边际的事业，而看不起具体的研究与实践。实际上，关注脚下，既是心情，也是学问。”

潮州湘子桥（陈高原画）

为家乡写一本书，

是年纪大了的人回望故乡时的思考和表达

为家乡潮州写一本书，这个念头大概始自于五六年前。陈平原说：“应该说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年龄和心境，年轻时老想往外走，急匆匆赶路，偶尔回头，发现更多关注的是家人而不是乡土。”而到了某一个点上，亲情、乡土、学问三条线便交叉重叠了。他在《回忆潮州》后记中回忆：“1990年代，父亲和祖母先后去世，使我一下子坠入深渊……丧亲之痛，本与籍贯无关，可无数远游的学子，在挂念亲人安危祸福的同时，往往不自觉地联想到家乡的现实处境以及文化传统。”

而真正促使他反省这个问题，是20年前应他的中山大学导师吴宏聪之邀，撰写关于“丘逢甲与近代中国”的论文，这也是他第一次认真地从历史文化角度谈论他的家乡潮州。

2016年，陈平原印制、撰写、与人合编了多种与家乡有关的书籍和读本，这也一下子拉近了他与家乡的距离。

作为文学教授，陈平原的著作不可谓不多。当他试图为家乡写一本书时，首先想到的是著述体例——谈论故乡，没有一定之规，既可以高屋建瓴，也可以体察入微。所以，《故乡潮州》既不是一部完整的专业著作，也不是专门的潮学研究，其中既有论文、随笔、演讲，也有序跋、散文，这些体裁芜杂但主旨相近的文章，全都指向了“故乡情结”。“我想做的，就是介于文和学之间，不是纯粹的散文，也不是专门的论述，更像一个离家多年、年纪大了的人开始回望故乡时的思考和表达，甚至有点絮絮叨叨。”

他给自己立了三个方向，也就是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怀旧，但不限于怀旧。

陈平原解释，怀旧很好理解，至于为什么说不限于怀旧，这与自己这10多年来一直讨论的一个话题有关。“近年来我一直说，经济的全球化几乎是不可阻挡的。今天虽然碰到了逆全球化的潮流，但不会完全被抵挡下来的。反而是当初设想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存，很难落实。尤其是小的国家和地域文化不可避免地会被覆盖。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讨论文化多样性，地方性知识就变得很重要。”

潮州近年来一直热度不减，无论是旅游、美食、工艺，还是古城街道、建筑以及生活方式，都逐渐为人所关注。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像潮州这样的小地方，其地方性知识的保存与发扬光大，不是很容易的。中国这么大，很多三四线城市（乃至乡镇）及其边缘性文化，都面临“趋新”与“守旧”如何并存的难题。这就是陈平原所谈的，写作基于怀乡，但不限于怀乡。

第二句话，是地方，但不限于地方。

所谓“地方”，是指所谈对象。“我谈的主要是潮州，说大点，也就是潮汕地区，另外加一点海外移民。”关注及谈论故乡，是一个普遍现象，但陈平原希望背后讨论的话题能够扩展开来——思考更大的问题，也就是现代人如何面对那些远离了的乡土，而不只是谈“乡愁”。

“我们这些人上溯一两代多是从乡土中走出来的，我们离开了乡土，离开了熟悉的农业社会，离开了特定的区域文化，漂泊在世界各地，这些人如何来讨论故乡？所以，虽然我讨论的是潮州，但希望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能展开想象，带入自己对故乡的关怀。”说到这里，陈平原的语气中仿佛充满了希翼。

第三句话，是美文，但不限于美文。

这当然是相对于陈平原自家的其他文章来说。《故乡潮州》中“辑三”部分是21篇具有私人性质的文章，大都情感真挚，文字清新可赏，之所以专门记录此一辑，就是“想让读者知道，这本书不是面对专家的，而是面对大众的”。陈平原说着笑起来，“我妈妈就告诉我，她爱看这些篇，其他的读不太懂。”

但这本书的文字毕竟出自一位文学教授之手，书中确有一些篇章需要一定的知识背景才能欣赏，比如论及教育史、民俗学、都市文化以及现代文学生产等，这些话题有一定的专业性，落实在潮汕地区，自然也会带有某些史实稽考与学理辨析。

陈平原常说自己有两个故乡，一个是潮州，一个是北京。

1978年3月，陈平原从潮州到广州中山大学读书，一路本科、硕士读下来，毕业后到北京找工作时，偶然被王瑶先生收入门下攻读博士，念完博士后便顺理成章地留在了北京大学工作。自此，他便与北京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他已经在北京生活了近40年。

多年来，陈平原一直提倡“北京学”，他也在北京大学开设了相关课程。实际上，对于陈平原来说，关注潮州和关注北京应该是一样的心情，只不过一个是从小长大的故土，一个是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背后的思路都是对“在地”、“特殊性”以及“文化多样性”的关注。

陈平原离开山村前夕,父母和三兄弟（1977年12月）

如何谈论家乡是个“技术活儿”

似乎每个人都怀有家乡情愫，但听陈平原讲来，如何谈论家乡，还真是一个“技术活儿”。

“首先是用什么样的尺度来谈家乡，你肯定不能只是‘谁不说俺家乡好’的对吧？谈论家乡，确实有学问，最好是兼及情和理。”

“情是对家乡的关怀，理是以学识做背景，以这样的目光审视，很可能对家乡既有表扬，也有批评，有时甚至会有一些严厉的指责。只是谈论时，要特别注意把握分寸。”我问这样会不会让家乡人产生一种距离感？“会的，但我觉得这样来谈家乡，才比较合适。”陈平原说。

陈平原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与家乡保持亲密关系的同时，始终注意自己的姿态，“真的不要有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那是很忌讳的。”这也让我想到不少人潜意识里会有“我在外面见了大世面”的心理，回到家乡便随意指天道地。实际上，“这样的论述姿态特别让人讨厌，而且，你的经验对于家乡来说也不见得合适。”所以，陈平原认为对家乡要有某种意义上的理解和体贴，“如果想为家乡做些事，先不要想得太伟大，即使是很小的事，对于家乡的变化有用，尽心去做就是了。”

谈及此，陈平原想起2019年在北京大学一个全国中学教师的高端论坛上，他讲到“如何谈论家乡”时，好几位北大老师被触及到了痛处，他们纷纷提及为家乡做事情时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最后的感叹都是：“有心还不够。”

“因为，不是你想给家乡做事，人家就一定欢迎的，不见得的。”陈平原总结，想要为家乡做点好事，桥梁与接口很重要，“要有机缘，也要有人脉，更重要的，是你想做的事，刚好是人家需要的。”

谈到为家乡做事，陈平原谢绝表扬，他首先感谢的是，家乡父老帮自己还了愿。

潮州有一所可溯源到宋代、号称“千年学府、百年师范”的韩山师范学院，陈平原每年都会组织国内外著名学者到那里做专题演讲，效果很好；另外，他还和两位朋友一起为中小学生编撰了一套《潮汕文化读本》。而这些事，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们很高兴的，也愿意支持，因为这是他们力所不及的，我刚好能上来推一把，大家合力，这样事情做起来就很顺畅了。”

编撰《潮汕文化读本》是一件得意之事

陈平原多年来一直心怀乡梓，编撰《潮汕文化读本》是他较为得意的一件事。

2016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刊行陈平原和他的老朋友林伦伦、黄挺合撰的《潮汕文化三人谈》。这三位各有专长的潮籍学者，“精选若干拿得出手且普通民众也能读懂的谈论潮汕文化的文章，献给父老乡亲（以及对潮汕文化有兴趣的读者）”。第二年，更是推出了四册面向小学及初中生的《潮汕文化读本》。他们三位都是77、78级的大学生，都是潮汕人，林伦伦时任韩山师范学院校长，三个人意气相投，携起手做这件事，很方便。

这是一套编给潮汕地区中小学生的乡土教材，并行于义务教育。对于这套书的定位，陈平原在序中说：“有关乡土的缤纷知识，并非自然习得，同样需要学习与提醒，关怀与记忆。”

陈平原始终认为，儿时的感受、阅读与记忆，对于人的一辈子来说十分要紧。成长过程中，最好能“上天入地”。这是他的比喻。“上天”指的是获得全国乃至国际性视野，“入地”则是努力理解脚下的一方水土，体会区域文化的魅力。如此高低搭配、里外沟通、错落有致，才是现代人追求的知识结构。

但陈平原很明白，这样的好事，必须要有真正感兴趣的人推动，才能够落实。幸运的是，潮汕地区很多中小学老师有这种文化自觉，愿意将乡土教育和地方文化兴趣的培养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很主动参与。

《潮汕文化读本》从童谣、故事、古诗，到散文、随笔和短论，由浅入深，逐渐呈现一个丰富多彩、活色生香且与当地孩童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潮汕”。

这套读本目前在潮州、汕头、揭阳等地推展得很好，“还有在外面做生意的潮州商人买了好多读本送给东南亚的子弟。”陈平原说起此事，很有些兴高采烈的样子。“潮汕人是很抱团的，海外的潮汕人尤其如此，他们更有着不让后代遗忘家乡的情怀。”

都说潮汕人是“出了名地爱抱团”，陈平原解释，那是因为他们地处偏远，出外打拼，必须抱团才能生存。陈平原称，“我很早就注意到，故乡情结以及抱团现象，在大城市出生的比较少见，因为他们始终处在有利地位。我就问过赵园（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这件事，她就对自己的家乡郑州没有那样强烈的感觉。”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蒋寅曾与陈平原一起到潮州，这一行的经历令他特别感动，他也称自己对家乡没有特殊的记忆和留恋。

陈平原觉得，“这应该是小地方出来人的特殊心情，更适合于中小城市乃至乡镇。”他说，就像梁启超曾经描述的：从新会到省城广州，就觉得眼界一开，感叹我的家乡太小了；从广州到香港，又觉得省城太low了；再从香港到东京到檀香山到纽约，一步一步走出去，眼界越来越开阔，那个时候，看家乡的感觉就会很不一样的。

做乡土教育这样的事，陈平原坦言，是在用“还愿”的心情来做。因为，无关业绩，也不能写进履历表。“潮商回报家乡的方式，是回乡修桥造路、办学校、医院、工厂，虽然都亏本，但他们还是很乐意做。我们是文化人，办实业做不到，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事。”

近几年，陈平原又与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合作，为澳门主编《中国语文》。虽然做起来很繁琐，但他照样乐此不疲。他对参与编撰的众多老师们说：“我们就试验着在‘国标’之外，开创另外一种讲授中国语文的可能性。舞台很小，但前途不可限量，值得认真经营。”现在，这套很多人投入心血的初高中课本，连同教师用书、学生用书共18册，已经全部刊行，并正式投入使用。据说不仅教育部门，统战部也很关心，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陈平原解释：“相对于政治课或历史课，语文比较容易有共通性，那些隐含的文化认同，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也大都能接受。”

实际上，陈平原认为这也是小事一件。但一件一件的小事做起来，也还是有不小的收获，也会有很多以前想象不到的话题。正如他在《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2006）中所言：“如何深情地凝视你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方水土’，是个既古老又新鲜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