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潮州府志》所载：潮州的先民属古闽越族。自秦汉以后，中原汉族后裔大部分从闽南的莆田迁入潮州。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南越；设象郡、桂林、南海三郡，地域属南海郡，始载入版图，但一直处于汉人稀少的瘴疬之区，从唐朝后期开始汉人数量才有较快增长。唐后期宪宗元和中(公元806-820年)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任刺史的韩愈，在离国都长安时曾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诗中感叹道：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1
诗中径称韩江为“瘴江”。抵潮州后，他在写给宪宗皇帝的《谢上表》上又写道：“州之南境，涨海连天，毒雾瘴气，日夕发作”。继他之后被贬潮州的另大臣李德裕写有《到恶溪夜泊芦岛》一诗，称韩江为“恶溪”，诗中也有“风雨瘴昏蛮日月，烟波魂断恶溪时”的记述。2后经唐后期与五代、宋、元、明等代之开发，至清代这一现象竟然大为改观。在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时周硕勋纂修的《潮州府志》之卷二《气候》中就记有府境“地卑则多湿而少燥，南极则多暑而少寒。……唐宋以前，山原瘴疠，视为迁谪之区。今则毒氛渐豁，不称荒裔，而称乐郊矣”。3这是潮汕地区进入清代后生态环境一个巨大的变化。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属南海郡揭阳县地，潮州最早的建制始于东晋成和六年（公元331年）在南海郡东部析置东官邸，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分东官置义安郡，这义安郡便是潮州的前身，义安郡一名使用了260年。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全国撤郡设州，义安郡属循州之义安县，是年，升立州，因地临南海取“潮水往复”之意，首次命名“潮州”义安郡为州治。
在这悠悠历史长河中，潮州宛若一叶扁舟，顺着涓涓细流一直汇入海洋，从远离中原的蛮荒之地，逐渐发展成誉有“海滨邹鲁”的岭海名邦。潮绣就在这方土地上萌芽成长、兼容并蓄逐步发展而来。潮绣是广东潮汕地区刺绣产品的总称，与广绣(广州地区刺绣产品的总称)合称为粤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历史上的潮绣，其产地主要分布在广东最东端的潮汕地区(含潮州市、汕头市、揭阳市三市)。今日之潮绣，由于在汕头和揭阳已基本消亡，其产地基本上只限于现潮州一市。
昔时，潮州地区的刺绣与广州地区的刺绣同源同宗，都称广东刺绣，简称为“绣”，因此也就没有所谓潮绣与广绣之分。明末清初以后，潮州刺绣逐渐形成了与广州刺绣有所不同的风格特征，广东刺绣自此形成两种不同的流派。当代，为了把产自潮州地区的刺绣与广州地区的刺绣区分开来，才有了各自的独立称谓。潮州刺绣被简称为“潮绣”，广州刺绣被简称为“广绣”，而“潮绣”和“广绣”对外则统称为“粵绣”。清末以后尤其在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潮绣深受顾绣影响，一度也被称为“顾绣”，直至1962年，潮绣才得以正名。
唐代中国刺绣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绣经、绣佛像等宗教类刺绣广泛兴起，用金丝代替丝线进行刺绣十分盛行。此时因岭南地区较中原地区相对偏僻，但刺绣技术已经有了相当水平。据唐代苏鹗的《杜阳杂编》中记载：“永贞年间（805年），南海贡奇女子卢眉娘，年十四，眉娘生而眉如线细长也……幼而慧悟，工巧无比，能于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于毛发，其品题章节句，无有遗阙。更善作飞仙盖，以丝一缕分成三缕，染成五彩，于掌中结为伞盖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鳞凤之象，而外列执幢捧节之童，亦不啻千数。其盖阔一丈，秤之无三数两，自煎灵香膏傅之，则虬硬不断。上叹其工，谓之神姑，因令止于宫中，每日但食胡麻饭二三合，至元和中，宪宗皇帝嘉其聪慧而奇巧，遂赐金风环以束其腕，知眉娘不愿住禁中，遂度以黄冠，放归南海，仍赐号逍遥…… ”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五件绛红罗地蹙金绣，包括袈裟、拜垫、襕、半臂、案裙，是为捧真身菩萨特制的微型衣物，这五件蹙金绣上所用的捻金丝加工复杂，它的中间是一根丝线，外面缠绕金丝，每米蚕丝上绕金箔3000圈，比头发丝还要细，它们的刺绣针法精细纤巧制作工艺精湛，与潮绣喜用大量正金银线绣制技法如出一辙。在大英博物馆和日本正仓院收藏的中国唐代绣衣、袈裟、绣袋等绣品中，发现了用金银线盘绣鸳鸯、飞鸟等的图案，画面造型更为生动、立体典雅、醒目。这种唐代已经盛行的盘金绣、平金绣等技法，如今在全国各地早已十分少见，而在潮绣中，盘金绣、平金绣以及金绒混合绣则成为主要绣种在民间广泛应用与流行，这也证明潮绣至今仍秉承盛唐时代的刺绣遗风。
始建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的潮州开元镇国禅寺，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寺院，相传直到清代，该寺还珍藏有唐代的刺绣幔帐和幢幡等刺绣品。
宋代是艺术刺绣诞生的时期，对中国刺绣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而此时，潮州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文化教育事业与中原地区不相上下，手工业生产也快速发展，这些都给潮州刺绣带来了绝佳的发展机会，潮绣被广泛应用于民间及宫廷日用装饰。明代以后，潮州宗族活动异常活跃，祠堂、寺庙兴建成风，潮剧兴起，以乡村、宗亲为主体的民间游神赛会等习俗大行其道，这些都给潮绣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潮绣被广泛应用在游神赛会、祠堂、寺庙陈设以及潮剧戏服上，潮绣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潮州女子刺绣的景象经常出现在潮剧的演出中。1975年潮安凤塘廖仲墓出土的明宣德年间改编的《新编全相南北科忠孝正字刘希必金钗记》中就有提到描写绣鞋和菱花镜等精美道具，可见当时的潮绣已应用于舞台之上。4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本潮州戏文《荔镜记戏文全集》中，也有描写“五娘刺绣”的回幕，专写五娘在闺中思念恋人陈三，婢女益春请她刺绣解闷。万历刻本《金花女大全》中，也有“金花挑绣”一出，描写明代潮州民间刺绣的情形。
明代，刺绣发展成为潮州重要的手工业之一，潮州府县衙内设有专职绣花匠，为官吏绣制衣饰和补子。城镇上出现专业的绣庄作坊，还有大量民间副业刺绣，农家妇女甚至不用种田，专门从事刺绣。据乾隆年间周硕勋《潮州府志》记载：潮州“农家女不事耕耘，以针线互夸”。潮州府城西门片遍布众多刺绣作坊，形成专门从事潮绣生产的区域，绣品除满足本地及周边地区的需求外，还漂洋过海出口到欧洲及东南亚一带。西方社会正是通过粤绣这一窗口了解认识中国刺绣，中国刺绣从此名扬海外。5杨夏在《刺绣论》中说：“考明季葡人至广东购得一袍片绣龙纹，携归本国，受国王上赏，至今陈某博物院中，是为中国绣品输出之始。由是，外人之心理上早已趣进而重视，中国绣品身价一跃居极高地位；乃外人之来中国购求贩买者日益多，数千金小幅引为常事，故西洋数次博览会，中国绣品必获极优褒奖，且视为地球上第一等物也。”6
明清期间，潮绣“垫高立体”的风格特征已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初是薄垫绣，后发展为垫高浮绣，富有浮雕般的立体感，垫浮的高度和“二针龙鳞”钉金绣法为国内外其他绣种所没有，绣面起伏变化，有条不紊，色彩丰富，风格独特。
明代，潮州地区民俗活动异常活跃，祠堂、寺庙兴建成风，潮人大批对外移民，把潮州的民俗文化也带到侨居国，潮绣有着广泛的市场需求。同时，由于潮绣从业人员增多，艺人为了获得更多的订单，必须用心钻研针法技艺，学习吸收各地绣种的长处，并积极寻求创新突破，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潮州北郊出土的明代墓葬刺绣品，其图案和针法与现代潮绣的图案和针法十分雷同。7
清乾隆后，潮州“青龙庙会”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传统和“斗艺”习俗更是成为潮绣风格转换的重要推手。
潮州城南有一座古庙，名叫青龙古庙，始建于明代，为潮州名胜古迹，庙里供奉的神像为三国蜀汉永昌郡太守王伉号“安济圣王”。青龙古庙一直香火旺盛，“安济圣王”深得民心。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后，每年正月二十四日至二十日，潮州府都要举办盛大的青龙庙会，除民国时期有一小段时间停办外，从不间断，至新中国成立时，庙会共计举办170多届。青龙庙会历来是潮州及周边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号召力最强的民俗文化活动，也是民间工艺美术比赛的盛会。庙会的重头戏是“安济圣王”出游全城一番狂欢的盛况：“花灯美景，百戏杂陈，鼓乐喧天，爆竹震耳，游人达十万余，全城如醉如狂。居民乘此期间，应酬戚友，宰牲宴客，务极奢华，为潮州游神中的最高盛况。”8每年一次为“安济圣王”绣制新袍是潮绣艺人的至高荣耀，为争得这一荣耀，各家绣庄、各位艺人几乎都要使出浑身解数，力求标新立异，推陈出新，拿出绣艺精湛、与众不同的绣品。有的绣庄还提前赶在“安济圣王”换袍之前制作样品放在店前“斗艺”，供市民评议，借此展示其高超的绣艺，提高知名度。总之，“安济圣王”袍的绣制在当地是件大事，吸引了众多眼球，是艺人们切磋交流的一个机会。而“中标”新袍的绣制工艺更是成为众多艺人竞相学习的榜样。潮绣正是在这种竞争的氛围中不断演变和进步，直至有了自己鲜明的风格特征并形成有别于其他绣种的独特流派。
潮州开元寺现存五幅清代金绒混合刺绣佛像绣片，是潮绣在清代就已形成现在这种风格的实物见证。这些刺绣佛像原配缀于大袈裟格上，全件有十八罗汉，四大名山菩萨，护法神诸像，为潮州僧侣做大型佛事时所用。刺绣佛像以罗汉和护法神像为题材，以金银线和绒线结合绣制。构图轮廓垫纸丁，并在人物和动物的脸部等主要部分垫棉絮，用对比强烈的各色绒线刺绣，最后再用绒丁勾勒轮廓，龙身采用潮绣独有的“二针龙鳞针法”绣制。色彩瑰丽而不俗气，绣制浮凸而质感浑厚。这证明了至少在清代潮绣便已形成现在的风格特征。关于清代潮州刺绣的盛况，地方志书有许多记载。
康熙《澄海县志》描述潮州：“妇女之俗：百金之家，妇女不昼出；千金之家，妇人不步行。勤于女工，帛虽盈箱，不弃其治麻。”
乾隆《潮州府志》“术业”记载：潮州“妇女多勤纺绩，凡女子十一二龄，其母即为豫治嫁衣，故织纫刺绣之功，虽富家不废也”。
光绪《潮阳县志》载有陈作舟《潮阳竹枝词》一首：“绣罢小姑绩苎忙，机声遥度女墙红。织成不向街头卖，待嫁郎时好衣郎。”
早期的潮绣，男子精于绣功，为其他绣种所罕见，一度成为潮绣一大特色。据《岭南丛述》记载：“清代，粤绣工人大多是广州、潮州等人，特别是潮州绣工为上，皆男子为之，精于女士，为其他省市所罕见。”
同时，上文也提到，自唐朝开始中原移民开始成规模的迁入潮州，而随着移民而来的手工业刺绣也开始逐步传入潮州，与当地的传统织物——龙凤葛开始融合。对潮州龙凤葛的描述出自清代光绪版《潮州府志》之卷一《土产》中“葛布潮州府者佳，俗呼为浔州葛。又龙凤葛即潮州葛，南方称佳物，机诞而纵长五六尺然持颇厚重似不甚宜暑，原黄额不载，万历十五年之工部得奏，定每岁百尺。近内监教之织为龙凤纹献之葛之有龙凤自此始妇女织布制衣须市棉花，织就自染自著秋深村四距竹东可听。”引西事珥，可见此地不但织布，且历代作为贡品，可见其质优。还有一种进单，即广东督抚按照规定遇年节向皇帝进贡方物所附的清单。本着任土作贡的原则，所贡并不一定是奇珍异宝，而是当地特色物产。例如，在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两广总督庆复所进端阳贡物为十四种，潮州方物占两种，即“潮州龙凤葛一百四十联，波罗葛一百联”；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瑞麟一次所进贡物为十三种，潮州所产仍占两种，即“潮州深色葛五十疋，浅色葛五十疋”。9由此可见，清代潮州生产的传统织物葛，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清代，潮绣在潮州各手工业品中已经举足轻重，以刺绣为业的店铺应运而生。乾隆时期潮州府城内就有绣庄20余间，分布在城外西门的天地坛、布梳街和开元寺附近，从业人员达到几千人。绣品除满足本地和周边地区的需求外，还大量销往国外，“至咸丰年间，潮绣品年出口值在1000万两以上 。”同治光绪年间，各个绣庄，更是采取外发加工的办法组织家庭妇女大量加工刺绣，绣品输往西方及东南亚各国，成为潮州一大副业收入。故有“潮州姿娘免落田，银针绣出半年粮”之谚。清朝末期，日本刺绣异军突起，令人耳目一新，中国刺绣出口世界第一的地位受到挑战，从当时日本《朝日新闻》统计中国刺绣由广东海关出口五年的总数来看，中国刺绣出口额呈急剧下降趋势：
光绪二十六年四九六七五二两
光绪二十七年四五六七五七两
光绪二十八年三八一五八四两
光绪二十九年二五二四六七两
光绪三十年二八六六八二两
而彼时，由于潮人向外开拓，侨居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的人数甚多，生活习惯仍不脱故乡风尚，对潮绣的需求始终旺盛，潮绣出口的势头仍然不减。据民国时期汕头海关大宗出口货物统计，民国二十四年(1935)至二十六年(1937)，刺绣品为潮州地区最大宗出口商品(民国二十四年出口额7,414,698元民国二十五年出口额2,175,389元；民国二十六年出口额16,567,215元)，其出口额远超其他出口商品。潮绣出口方式部分经汕头海关直接输出或由香港转驳运往，部分则通过“红头船”被“过番”的潮人直接带往东南亚各国。
在饶宗颐先生总纂第《潮州志》中记载：“除出口外，潮州刺绣品还有一部分销往国内，数额同样可观。据当时汕头海关对国内贸易移出货物统计，民国二十五年(1936)潮绣品销往上海的销售额达592,199元，民国二十六年(1937)销往上海的销售额达491,091元。”
清末民国时期，潮州较有名的绣庄大多集中在义安路、开元街一带，仙街头有公泰、泰生、黄金盛，府前街有汤正记，靠西马路有徐智利、许炳生，开元街有广成兴、林万合等著名绣庄20多家，绣工达5000多人。生产品种主要有寺院、庙宇厅堂的挂饰，以及剧服、戏衣等。每家绣庄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黄金盛的靠甲林万合的戏服、广成兴的老爷袍、翁荣昌的平绒、蔡宝成的头盔等有口皆碑。潮绣画稿设计师“鹅陈”及其徒弟魏逸侬、绣师卢螺米，都是当时很有名的艺匠。
清朝末年，中国积弱难返，一些有识之士向清政府提出仿效西方通过发展实业救国。为“振兴实业，开通民智”，清政府于宣统二年(1910)在南京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南洋劝业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
南洋劝业会使全国各地刺绣第一次有机会聚集到一起同台竞技。代表绣两大流派的“广绣”和“潮绣”同时在广东馆内展出，“广绣”参展有广东缤华女艺院、广东岭南华女艺院、广州工艺师范学堂和广东裕泰号、广东陆易超等十几家单位和个人，参展作品达100多幅，阵容庞大。“潮绣”参展单位只有潮州振艺工厂一家，作品不到10幅，势单力薄。其时负责展会绣品审查的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刺绣艺术家、仿真绣的创始人，时任农工商部绣工科总教习的沈寿女士“沈寿在审查绣品时态度严谨，一丝不苟，无论是得奖的或是被淘汰的人没有个不服气的。”10
潮绣在长期的发展中，学习和吸收过其他名绣，特别是顾绣、苏绣和广绣的针法技艺。清末以前，潮绣生产主要讲究实用，生产品种有各种寺院、庙宇、厅堂的挂饰，以及剧服、戏衣，婚丧喜庆的陈设和各种民间日用品，被官方欣赏的艺术类刺绣品较少。从北京故宫收藏的上万件刺绣品中鲜有潮绣绣品这一现象来看，可知当时的潮绣产量尽管不少，但主要只限于流传在潮州民间和周边及海外的潮人生活圈中，并未引起上流社会的注意和重视。为了参加南洋劝业会，潮绣艺人制作了以观赏性为主的绣品参赛，虽然参展作品数量不多，结果却出乎意料一炮打响，在众多的参赛绣品中取得不俗的成绩。
潮绣在南洋劝业会上获得大奖给潮绣艺人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信心。同时也使长期偏居一隅的潮绣艺人大开眼界他们第一次看到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绣种，了解和感受到当时全国刺绣发展的主流和趋势，即风靡天下的画绣和仿真绣法，从中看到了潮绣的不足之处和发展的方向。南洋劝业会后，以画绣和仿真绣闻名天下的顾绣技艺传入潮州，并在潮州迅速传播和流行开来，潮绣观赏类作品开始流行。
民国时期，潮安、澄海等地女子学校都专门开设有顾绣学习班，聘请上海、江苏、广州一带的师傅来潮州教习顾绣。根据老一辈潮绣艺人的回忆和我们所收集到的实物来看，那时潮州的各家绣庄除保留传统的剧服和床裙彩楣等实用性产品外，大多都顺应了潮流，转而生产用顾绣技法来表现画绣的观赏类绣品。一时间，顾绣在潮州大行其道，一些绣庄见经营顾绣更加有利可图，干脆改弦易辙，假借顾绣名气，打出顾绣绣庄旗号。因此，潮绣在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亦度被称为顾绣。1958年，潮绣厂还派人参加汕头地区工艺美术参观团，赴苏州、杭州和上海学习顾绣和苏绣技术经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潮州承接了部分省工艺进出口公司的广绣出口业务，为了确保完成任务，省公司还从广州派来广绣的师傅，到潮州传授广绣的技法，因此，潮绣在发展过程中也学习和吸收了不少广绣的针法技艺。
潮绣艺人通过学习和吸收顾绣、苏绣、广绣等其他优秀绣种的技艺，丰富了自己的表现手法，提高了自己的技艺水平。尤其是通过掌握了对光线在刺绣中的表现和运用，提高了对潮绣物象表现的逼真程度，使之在潮州非遗文化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五百家注韩昌黎集》第二册，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641页。
2（清）彭定求纂：《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五，清康熙四十四至四十六年扬州诗句刻本，第10485页。
3 （清）周硕勋纂修：《乾隆潮州府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2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4林明体：《广东工艺美术史料》，第144页。
5杨夏，字君谋，江苏苏州人，我国近代刺绣研究专家。《刺绣论》撰写于清末南洋劝业会期间，对后来的刺绣研究颇有影响。
6引自《南洋劝业会报告》杨夏报告书《刺绣论》。
7王琳乾、邓特：《汕头市志》，新华出版社，2006，第307页。
8沈敏：《潮安年节风俗谈》，中南书局，1937年，第52页。
9 韩永福：《清代潮州历史档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33、34页。
10沈寿(1874—1921)初名云芝，字雪君，号雪宦。生长于江苏吴县(今苏州)，从小学绣，16岁时已颇有绣名。1904年沈寿绣了佛像等八幅作品，进献清廷为慈禧太后祝寿，慈禧极为满意，赐“寿”字，遂易名为“沈寿”。同年，沈寿出任清政府农工商部绣工科总教习，并受清朝政府委派远赴日本进行考察，交流和研究日本的刺绣和绘画艺术。回国后创立“仿真绣”，在中国近代刺绣史上开拓了代新风。沈寿口述、张謇整理、耿纪朋译注：《雪宦绣谱》，重庆出版社。
（作者：王婷，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备注：本文属于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暨南大学联合设立“潮州文化研究专项”（项目编号：GD22CZZ19）、暨南大学一流研究生课程“中国史理论与学术前沿”（项目编号：2022YKC001）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