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训练营

MaP Training Camp

「山海训练营」是羊城晚报“向山海走去”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中，聚焦创作实践与项目落地的核心单元。作为“山海计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训练营着眼于电影项目在真实条件中的生成过程，从创作判断的建立到制作路径的明确，为青年导演提供一段高密度、可检验的实践阶段。

自2024年起，山海训练营每届选址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处特定地点举办，为期7天。训练营围绕电影公开课、一对一工作坊、影人论坛、驻地创作与影片放映等内容展开，并设置公开提案大会，经评审与讨论，最终决选出“山海计划年度10强青年导演”并进行表彰。

入选的青年导演在这一周的密集交流与学习中持续打磨项目，也在与导师及同伴的讨论中建立起更广泛的专业链接。围绕山海训练营的不同侧面，我们也将陆续整理并呈现更多回顾内容。

2025山海训练营

萧汝冠·剪辑公开课

在影像创作体系中，剪辑常被理解为影片完成后的“后期工序”，但在成熟而自觉的创作实践中，它更接近一种贯穿始终的判断机制——关于叙事是否成立、导演意志是否被有效传达，以及作品是否真正抵达观众的核心判断。

作为横跨剧情片与纪录片领域、拥有二十余年创作经验的资深剪辑师，萧汝冠长期与不同创作方向、不同方法论的导演合作。他的剪辑实践并不止于技术层面的操作，而是始终建立在对“观众如何接收影像”的持续思考之上。从蔡明亮、侯孝贤到王小帅，从作者电影到纪录片实践，他不断在不同类型与系统之间往返，反复检验影像在复杂表达与可理解性之间的有效平衡。

今年7月，在广州阿那亚·九龙湖举办的山海训练营现场，萧汝冠带来了一场以剪辑为切入点，却始终指向整体创作方法与判断体系的经验分享。他曾参与《洞》《千禧曼波》《十七岁的单车》《最好的时光》《生门》等多部重要作品的剪辑，并多次担任各大重要华语电影节展的评审。在他看来，剪辑从来不是“救场工具”，而是一种不断检验导演意志是否成立的工作机制。

在本次山海计划训练营的分享中，萧汝冠并未从技巧清单或操作流程谈起，而是回到他反复强调的一个原点——创作态度。从“选择做当代的白居易”，到对“导演坏意志”的警惕，再到对声音、音乐与结构边界的清醒判断，这场分享更像是一次从剪辑视角出发、反向检验整个创作流程的系统拆解。

01

“做当代的白居易”：

剪辑作为观众判断的起点

“提到《生门》，我想起当时我跟陈为军见面的时候，他问，如果当代作品要像唐朝诗人，我们要像谁？”

萧汝冠在分享伊始，回忆了他与《生门》导演陈为军的一次关键对话。在那次见面中，他们不约而同地写下了同一个名字：白居易。

“李商隐是隐晦的，杜甫是悲情内敛的，李白是天上飞的，但为什么是白居易？”在萧汝冠看来，这是一个关于“作品要给谁看”的根本问题。

“今天给观众看的东西，如果连不认识字的老太太都能看懂，那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了。我们就是用这个理念来支撑我们讲故事的方法。”

这并非关于艺术层级的高低判断，而是一种明确而自觉的创作立场：在复杂议题、个人表达与影像语言的多重维度中，首先确认作品是否能够被理解、被进入、被感知。对萧汝冠而言，剪辑的第一责任，正是不断替作品确认这一点是否成立。

也正是在这一判断逻辑下，他反复提醒年轻创作者警惕一种常被忽视的危险——“导演的坏意志”。

他分享了自己在北京独立电影放映现场的一次经历：当一位观众非常诚恳地询问导演某一场景的拍摄意图与隐含意义时，导演却直接跳过问题，转而提问下一位观众。映后结束后，他在后台听到那位导演抱怨观众“看不懂还要解释”。

“我当时心里想，你拍的电影那么乱，别人看不懂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还怪观众——这就是导演的坏意志。”
在萧汝冠看来，当创作者把理解的责任完全推给观众，剪辑也就失去了判断与修正的空间。“你们要学好意志，不要变成这样。

02

从剧本到影像：

创作真正开始于拍摄阶段

“作为剪辑师，要把控导演的意志能否成立，我首先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好剧本，拍出来却变成了烂戏？”

在萧汝冠看来，剧本与电影之间，存在一道本质性的鸿沟。文字可以依赖想象成立，但影像必须通过具体的场景、人物、节奏与结构来完成表达。“你在剧本里写的旁白可能很动人，但你要想清楚，两分钟在电影里有多长？那两分钟的画面能不能撑得住？”

因此，他始终强调：真正的创作并不是从剧本完成开始，而是从拍摄素材出现的那一刻才真正启动。

“剧本更像施工蓝图，电影怎么打地基、怎么建构形状、怎么贴瓷砖、怎么弄灯光，那是另一回事。”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对比了两种几乎站在极端的导演创作方式。

一位是电影史上著名的“控制”大师——希区柯克。很多资深影迷可能都知道他的剧本几乎一字不改，演员连一个多余的表情都不被允许。希区柯克甚至公开表示，演员在他眼里只是“工具”，因为他对每一个画面、每一个情绪节点都已经有了绝对清晰的预判。

而另一位，则是侯孝贤导演。侯孝贤在拍摄现场，往往只给演员一个模糊的情境方向，前提是选好场景。在一次拍摄中，他只对舒淇说：“这场戏就好像你吸了毒，有点飘，不知道要去哪里。”至于走到哪里、怎么走，现场没有任何人知道——包括演员自己。

当时的摄影指导李屏宾只能扛着摄影机跟着走，在人工跟焦的年代，这种方式充满风险，随时可能失焦。但也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影像获得了独特的情绪质感。“有时候没对上焦，那种情绪反而成了好处，充满即兴创作的感觉。”

在萧汝冠看来，这两种方式并无高下之分，但它们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导演是否清楚自己要通过“拍下来的东西”传达什么。“不要以为有好脚本，事情就完成了一半，我觉得连 5% 都不到。”

真正考验导演意志的，是拍摄阶段：有没有能力找到好场景、有没有为剪辑留下可以工作的素材、有没有意识到观众最终只能看到你拍下来的那部分世界。

他也提醒导演警惕一种常见的误区——导演在现场看到的是“宇宙”，观众看到的却可能只是一块石头。调研、背景与隐喻如果无法通过影像被感知，那么它们只存在于导演自己的脑海中。

03

声音与音乐：

情绪成立的结构边界

在萧汝冠的剪辑体系中，声音从来不是附属在画面之后的“技术项”，而是与影像同等重要、甚至直接决定观众是否能够被情绪牵引的核心结构与判断要素。

他首先反复强调的是同期收音的重要性。“在拍戏的时候，同期收音非常重要。”在他的经验中，后期进入录音室进行配音，虽然可以获得更干净、稳定的音质，但演员在重新表演时，往往已经难以回到拍摄当下的真实情绪状态。“声音是非常容易影响观众情绪的，说话的起伏、呼吸的节奏、犹豫或急促，都会直接传递给看片的人，也都会直接影响看片人的情绪。”正因如此，他始终提醒导演和制片团队，在拍摄阶段就要尽可能为声音创造良好条件，而不是将问题推迟到后期解决。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谈到音效设计的整体意识。萧汝冠提到，好莱坞电影体系中对音效的高度重视，并非技术炫技，而是叙事策略的一部分。“奥斯卡有一个奖项叫最佳音效设计奖，很多时候得奖的都是非常清楚如何用声音构建世界的导演。”无论是詹姆斯·卡梅隆的作品，还是拍《银翼杀手》的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又或者拍《沙丘》的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他们的音效设计目标都不是被观众清晰地“听见”，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将人带入一个完整而可信的世界，使导演的意志被放大、被确认。

至于音乐的使用，萧汝冠始终保持克制态度。“音乐不是一定要用的手段。”他以今年引起轰动的Netflix英剧《混沌少年时》（Adolescence）为例，指出影片中的音乐“来得不知不觉，走得不知不觉”，这种几乎不可察觉的存在方式，反而是最成熟的处理。同时，他也提到达内兄弟几乎不用配乐，但作品依然成立，其前提在于故事本身、人物关系与情绪结构已经足够扎实。

在萧汝冠看来，音乐从来不是用来替代叙事和人物的。恰当的音乐，确实可以在结构已经成立的前提下显著增强情绪感染力；但如果创作本身并未具备支撑音乐进入的条件，那么音乐只会成为遮掩问题的装饰，而无法真正帮助作品成立。

04

剪辑不是魔法：前期条件的不可替代性

在分享中，萧汝冠多次明确指出一个常被误解的问题：剪辑并不是万能的补救工具。

“不是说拍完了之后，回头补救就行。”在他的经验中，如果前期拍摄阶段没有为作品提供足够清晰、可判断的素材条件，那么剪辑阶段往往会陷入无解的困境。“能在前期具备好条件，就尽量在前期具备好，剪辑不是魔法。”

他坦言，自己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也遇到过大量“做不下去”的项目。有些案例中，素材本身无法支撑导演的表达意图，剪辑无论如何调整结构，都无法让作品真正成立。也正是在这些项目中，他与导演产生过激烈的冲突，甚至发展到“终身不再见面”的程度。

但在萧汝冠看来，这种冲突并非源于个人情绪，而是剪辑师与导演在“意志是否成立”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分歧。剪辑的工作，是将导演已有的意志放大、梳理、确认，而不是替导演发明一个并不存在的意志。

因此，他反复强调，今天所分享的所有经验点——无论是对白居易式表达的选择、对观众理解能力的尊重，还是对声音、音乐、结构的判断——几乎都是他在与导演合作过程中，必须反复讨论、甚至反复争论的核心问题。

05

工作关系中的冲突、沟通与剪辑师的位置

谈到剪辑师在创作关系中的位置，萧汝冠并未回避现实中的紧张与摩擦。“我看起来个性温和，但工作时态度其实蛮强硬的。”在他看来，剪辑师并不是单纯执行导演指令的技术角色，而是需要在关键节点上，对作品是否成立提出明确判断的人。

他坦言，自己与不同导演的合作结果并不总是“和气收场”。有的项目，在持续的争论中逐渐建立起深度信任，最终成为长期合作的伙伴；也有的项目，在根本判断无法达成共识时，其实也是比较难以往下推进工作。

但无论结果如何，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剪辑师必须对作品负责，而不是对情绪负责。如果创作方向本身存在问题，那么即便关系紧张，也必须提出异议。
在他的经验中，真正有效的合作，往往并不是一味顺从，而是在前期就投入大量时间进行充分沟通，明确彼此的判断边界。一旦方向确认，后续的剪辑执行反而可以变得高效而精准。

“剪辑只是把导演的意志最大化。”这句话在萧汝冠的体系中，并不是谦逊的自我定位，而是一条清晰的职业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