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在广州西南15英里以外，居民约50万。这里几个世纪以来都以贸易和制造业闻名。佛山历史悠久，和广州不相上下，据说是由一位佛教圣人创建的，而这位圣人就是佛祖的化身。佛山，顾名思义，就是佛居住的山……”

这是美国医生、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年)，在《清代广州旅本》一书中对佛山的一段记载。这位美国人1854年至广州行医、旅居，后担任博济医院院长等职，对广州、佛山非常熟悉。佛山的名称“肇迹于晋，得名于唐”。公元628年，古人在城内挖掘出三尊佛像，认为是佛家之地，遂立石榜改地名为“佛山”，所以这位外国人认为是“佛居住的山”，也大体符合佛山名称的由来。

佛山如今是我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广东重要的制造业中心。早在唐宋年间，佛山的手工业、商业已十分繁荣。至明清时期，这里陶瓷、纺织、铸造、医药行业鼎盛。清末，佛山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新式缫丝厂和第一家火柴厂。

我们来看看，明清时期，到过佛山的外国人，又是如何记载这座城市的呢？

城市规模与产业

“在岭南所有的道路都通往广州，这是该地区最大的城市、市场和文化中心，广东省的省会，在18世纪它的人口估计在60万—80万之间。附近的佛山人口约为20万，像其他几个经济中心一样，它反常的只是个镇级行政单位。”

这是由两位美国女学者韩书瑞(SusanNaquin)和罗友枝(Evelyn Rawski)合写的著作《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一段记载，这两位美国人认为，18世纪时期，佛山的人口有20万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呢？

德国人贡德·弗兰克在其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说，早在17世纪初的明代晚期出现了一些大城市，如南京的人口达到100万，北京的人口超过60万。到1800年，广州与邻近的佛山加起来有150万居民，其数量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城市人口的总和。

根据这位德国人的记载，当时广州、佛山人口有150万，如果当时的广州有100万人口，佛山的人口可能达到50万，当时在世界上来说已经是大城市了。

对此问题，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思《中国和中国人》一书中说，1812年普查数据显示，中国18省的人口为3.6亿——当时中国一国的人口就几乎承载了全人类的三分之一，其居民人数大约相当于欧洲所有王国及南北美洲人口的总和。

“岭南地区的财富部分是靠生产、供销售的商品获得的，这里的商业、手工业和农业都很发达。佛山是岭南一个主要的手工业中心，生产的铁罐和铁锅有着很大的市场，到18世纪末这里的制铁业一直处于高峰时期。”

这是《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记载，说明当时佛山的商业、制造业都十分发达。

1829-1842年在广州美商旗昌洋行工作的美国人亨特，在其著作《广州“番鬼”录》中说，早在鸦片战争前，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外商在贸易季度以外的时间不得居留商馆。外商在贸易季度结束时，乘坐船艇从白鹅潭以南的珠江后航道，经番禺、顺德、香山的内河航道前往澳门暂住。贸易季度开始时，又由原路从澳门返回广州。

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顺德等地区，都是外商航线上的必经之地。《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一书中还提到“18世纪末这里的制铁业一直处于高峰时期”，这也符合当时佛山的历史事实。

根据国内史料记载，佛山的铸造业始于西汉，到明代佛山的铸造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成为冶炼中心，以至“佛山之冶遍天下”。

风土人情轶事

清朝时期，到过佛山的一些外国人，对当地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等做了记载。比如，《清代广州旅本》一书中提到：

从广州到佛山坐汽船大约需要两个小时，坐火车大约半个小时。汽船走花地河和佛山河，沿途的主要村镇有花地、盐步、瓜步，两岸还有不少小村庄。

书中还介绍说，17世纪中期，佛山主要种植水稻，也大面积种植甘蔗和桑树，还有不少果园。

该书中还特别提到“佛山人口稠密，在中国被称作‘九十六乡’”。“九十六乡”是指“咸丰年间南海县大沥、梯云、扶南、太平四堡的九十六个乡村”。

对于佛山的街道情况，旅居广州的美国人嘉约翰在他的书中也做了记载：

佛山每条街道都经营不同的生意，主要经销商和外地杂货商经营的商店都集中在富文里和豆豉巷。潘涌大街上则都是鞋铺。学源社——这条街上有一个蔡大夫第,里面的花园打理得很好，是中国地方上的富裕家庭的代表性府邸。

对于佛山的著名古建筑——祖庙，该书中也有详细的记载：佛山祖庙，始建于1600年，曾被摧毁，1899年再遇火灾，最近的重建花费了100万银元，都是民间众筹而来。

该书中更为细节的记载是：庙前广场当中有一个圣池，养着很多乌龟，这种爬行动物是北帝的神物，池里还有一尊蛇龟石像。广场的另一侧有一条精致的三重拱廊，通向一个庭院，那里不定期地上演戏剧。

《清代广州旅本》中还提到了佛山的三水，书中介绍说，这是一座县城,位于西江和北江交界处，于1897年6月开埠通商。三水有建于16世纪中期的城墙，城市与河流之间有一座精美的九层宝塔。三水关口设在离三水城约2英里的河口，此地因为开埠通商而迅速发展，外商和主要的华商都在此居住。

书中还记述了离三水城大约3英里远的“西南镇”，这是一座新近形成的城镇，也是当地的商业中心。镇上有座关帝庙，和广州的城隍庙一样商贩云集，有货币兑换、代写书信等。

该书中提到了“禾花雀”，是广东北江一带特有的一种鸟雀，过去，人们曾捕获、食用，随着我国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相关法律法规的普及，这种鸟雀依然存在，只是不准人们再捕杀和食用了。

晚清人才辈出

根据国内史料记载，广州府历代乡贡进士总人数为1283人，其中南海357人，占27.8%；顺德238人，占18.6%，佛山所辖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四县历代的乡贡和进士人数占广州府历代乡贡进士总数的48.7%。

清朝时期，广佛地区更是人才辈出，与该地区的书院众多有重要关系。比如，《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说，18世纪的繁荣给开办书院以新的动力，书院数量大增，广州的两个郊县番禺和南海在清代是书院办得不错的地方。

若数佛山的历史文化名人，人们自然想到晚清时期主导戊戌变法的康有为先生。晚清时期，还有一位参与变法的重要人物——清朝末年政治家、外交家张荫桓，他也是佛山人。

1877-1907年曾在清朝中国海关工作的美国人马仕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详细讲述了张荫桓的故事。书中首先简要介绍了他的从政履历：

光绪十一年（1885年），派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旋调回京，派充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在海外遇事持国体，保护侨民。光绪十六年（1890年），复充总理衙门大臣，之后更升户部右侍郎、左侍郎。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全权大臣与邵友濂出使日本议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出使英国，翌年主办铁路总矿务局。

戊戌变法期间，张荫桓与康有为来往甚密，支持改革。

变法失败后，“戊戌六君子”被清朝政府杀头，张荫桓作为参与变法的重要官员，被革职充军新疆，后来，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被慈禧太后下令在戍所处死。

1869来到中国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中说：

张荫桓，前一年曾作为特别使者观光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纪念典礼，既是内阁成员又是总理衙门大臣，也加入了变法维新派。这可能使他的命运得到了缓和：他被发配到新疆喀什。

对于这个问题，德国《法兰克福报》的记者保罗·戈德曼，在《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一书也有讲述：变法失败，张荫桓也被逮捕。考虑到他乃是总理衙门里最具声望的成员，也是各国外交使节里最受欢迎的宾客。而且，还曾被派遣到欧洲，以全权特使的身份代表中国，参加英国女皇加冕六十周年庆典。在英国与日本的公使极力提出吁请，才使他判死刑没有被立即执行，而被流放到新疆。

对于晚清时期，佛山人才辈出的情况，《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书中也提到另外一个事实：

从同治十一年(1872)秋至光绪元年(1875)，先后4批共120名幼童选送美国学习。这批学生中广东籍的有84人被选入，占了总数2/3强。其中，又以珠江三角洲人占了绝大多数，香山39人，南海16人，番禺6人，顺德5人，新宁（今台山）、新会各4人，四会3人。

这些外派的留学生，回国后，都成为商界和政界的重要人物，对佛山、岭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近现代的发展提供了人才。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