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岭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瘴气”的说法。如《后汉书・马援传》记载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岭南一事，“军吏经瘴疫死者十之四五”，对军队的危害极大，导致大量军吏死亡。《后汉书・南蛮传》中说，“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者十必四五”，指出岭南地区气候温热，瘴气盛行，致人死亡的概率很高。

“瘴气”的说法，并非我国独有。美国技术史、环境史和全球史领域的著名学者丹尼尔・海德里克在《技术、环境与疾病——帝国主义征服史》一书中也有相关记载。

当时，世界上早期最流行的医学思想之一是瘴气理论，它将疾病归咎于沼泽或土壤中腐烂物质产生的瘴气或腐败气体，在土壤翻耕时被释放出来。疟疾的英文名字(Malaria)就来源于意大利语 mal'aria,也就是“不良空气”，法国人称它为 paludisme,来源于拉丁词语“沼泽”。疟疾还经常与伤寒、黄热病和其他疾病相混淆。

现在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疟疾是一种传染性疾病，由疟原虫感染所致，主要通过蚊虫叮咬传播。19世纪20年代开始，人类发明了治疗该疾病的西药——奎宁。

当时的疟疾在岭南地区到底有多厉害呢？在清朝时期，人们又是如何治疗和预防它的呢？治疗疟疾的西药奎宁，又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呢？我们来看看一些外国人对此问题的记录。

岭南地区疟疾之患

唐宋时期，岭南地区是“贬官流放之地”，韩愈、刘禹锡、苏东坡等都曾经被贬到岭南，他们都留下了对岭南“瘴气”或疾病的记载。

美国凯瑟琳·F·布鲁纳等编撰的《赫德日记(1854-1863)——步入中国清廷仕途》一书中，讲述了大清国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在1854年11月25日的一篇日记，其中说，有天早上，在“天朝”居住得了“疟疾”，当时的西方人立即让他服了一剂蓖麻油,，并用温水洗脚。

当时赫德作为英国人，从欧洲来到广州居住和生活，他得了“疟疾”竟然用这种方法治疗，而没有提到“奎宁”，说明那时候的奎宁还没有广泛流传。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也提到了英国人得了“疟疾”情况：

英国外交官内皮尔抵达广州后，雇用了广州的一位“汉奸”通译，到处挑衅中国人。该书中说，“老天爷最终帮中国人解决了蛮夷制造的这个令他们头痛的难题。内皮尔和他的通译双双染上疟疾，高烧不退，最后撒手人寰。”

由于当时的中国人很反感这位英国外交官，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他律劳卑，意思是“辛劳卑微之人”。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做翻译的传教士马礼逊在《马礼逊回忆录》一书中的记载，律劳卑武力威胁广州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令英军舰从黄埔撤退，他自己也退回澳门。律劳卑于1834年8月到达澳门，不久便病死了。

通过基辛格和马礼逊的记载，可以看出，早在19世纪30-50年代，奎宁至少没有普遍传入中国，否则，这些外国高官或权贵们，为何得了“疟疾”而不使用这种药物来治疗呢？

美国人穆素洁在其著作《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中说，明末和清朝，精糖食用越来越广泛，但在中国，糖作为医药和作为营养物之间的界线是很模糊的，中国人曾首推用蔗汁和糖作为医治脾脏疾患、支气管疾患、疟疾等的药物。

曾在清朝海关工作的美国学者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则说，台湾是一个丛林密布疟疾流行的地带，凡是疟疾流行的地方，鸦片是一种天然的治疗方法。

显然，这些方法都不能有效地治疗疟疾，而真正有效治疗它的则是西药奎宁——一种被称为金鸡纳霜的西药。我们接着讲述这种西洋的发明及传入中国的情况。

奎宁的发明及传入

“大多数患者和几位内务府官员，甚至皇上的一位驸马，都是用我们从欧洲带来的药品治愈的。不久，皇上本人也身患重病，服用御医的药没有见效....皇上是服用了我们进献的奎宁才恢复健康的。”

这是17—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之一德国人哥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do Guilelmo Leibnitio,1646-1716)，在其著作《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中，刊载的《中国现任皇帝传》中的一段记载，书中的“皇上”指康熙皇帝。

那么，在清代康熙年间（1661 - 1722），是否有西药奎宁呢？

根据《技术、环境与疾病——帝国主义征服史》的记载，在19世纪初及以前，人们就发现了金鸡纳树皮可以用来治疗疟疾，但效果仍然不理想。直到1820年，两名法国药剂师佩尔蒂埃(Joseph Pelletier)和卡文图(Joseph Caventou)从树皮中分离出了奎宁和其他抗疟疾生物碱。三年后，奎宁首次在美国投入商业生产，以“萨平顿医生的抗发热药片”为名发售，随即被广泛用于治疗密西西比河流域流行的疟疾。

可以看出，用于治疗疟疾的西药奎宁，于19世纪20年代才被生产出来。而康熙生活的年代，西方人给他治病的药物应该是“金鸡纳树皮”，或含有这种成分的某种药物，而非真正意义的“奎宁”。我们未能查阅《中国现任皇帝传》的外文原文，或许是翻译的原因，将“金鸡纳树皮”误翻译为“奎宁”。

对于“奎宁”药物，1865年来华并在广州居住过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其作品《自西徂东》中也有提及，并讲述了它的制作成分及服用方法：泰西以化学取药之质，即中华所谓药之精也。如金鸡纳、马钱之类，本为草木之质,今锻炼而为霜,用之分外灵应。然亦不过服厘数而止，不须费时，随便可服，而又易于携带，不致霉烂。

那么，用于治疗疟疾的西药奎宁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

英国在华著名商人立德之妻，即立德夫人——阿绮波德·立德(Archibald Little,1845—1926)在其著作《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一书中曾提到“奎宁”：

伦敦以及充斥伦敦的新玩意儿——美学、卫生学、社会经济学，使我十分厌烦。对那些与我有同感的人来说，去北京旅行是最令人振作的了，治病良药奎宁，吃起来很苦的，北京也是这样。

该书出版于1901年，说明那时候在北京就有奎宁药物了，但在这之前更早的时间内，是否有奎宁进入中国未找到资料佐证，也未找到奎宁传入岭南的时间依据。

【名家简介】

董兴宝，山东潍坊人，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广东工作6年，曾担任广东清远市政府文化顾问（2014-2018年）。主编出版过《北江茶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清远故事》（新华出版社2017年出版）和《中华洞河之道》（广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