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度搜索栏输入“制片人”，第一条关联问题就是“制片人是干什么的”，第三条是“制片人与导演的区别”。

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制片人杨城用一个简单易懂的例子回答了以上两个问题：“如果说导演是建筑师，制片人就是房产项目的操盘手。从画图纸到卖房，整个过程都要参与。”

今年7月，杨城应山海计划的邀请来到广州，以导师身份参加首届山海训练营。杨城担任制片人的《大世界》《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艺术学院1994》等影片在影迷群体中口碑不俗，并多次入围主流的国际电影节。新闻学出身的他，亦长期进行电影文化报道和影评写作。他从多重视角观看电影和电影产业，为山海训练营的青年导演们带来许多极具启发性的观点。

电影是艺术也是生意，是理想也是现实。作为制片人，杨城尤其明白平衡的重要性。他给青年导演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跟电影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从电影中获得滋养，而不是消耗自己。

“导演负责提需求，制片人负责权衡”

羊城晚报：你本科学的是新闻，硕士阶段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让你下定决心以电影为职业的契机是什么？

杨城：这跟广州还有点关系。大二的时候，我看了曹斐和欧宁导演的纪录片《三元里》。这部影片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对电影的认知，是我去学电影的重要催化剂。以前觉得电影只是纯粹的娱乐，但它让我发现电影原来可以跟日常生活有如此强大的联系。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一个制片人，而且专注艺术电影？

杨城：制片人的工作涉及面很广，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这正好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喜欢在不同的接触中拓展自己，获取更多人生体验。

做艺术电影算是水到渠成。一开始是因为喜欢看艺术电影，所以机缘巧合下就从这个领域开始了。但电影的世界其实非常丰富，不同种类的电影各有乐趣，所以我未来也希望尝试更多类型。

羊城晚报：做艺术电影制片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杨城：最大挑战往往也是最大的乐趣。做电影是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很多东西没法提前规划。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面对未知、解决问题，是我最享受的。

羊城晚报：你做过成本最低的影片是哪一部？

杨城：成本比较低的是我早期参与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李睿珺导演，改编自苏童的小说。但这肯定不是我见过成本最低的片子。这也是电影的魅力之一，有些人用非常少的钱，可能几万块就能拍出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同样也有人会用几个亿去完成一个庞大的制作，也可以很好看。

羊城晚报：这样听起来，影片成本跟导演的风格和工作习惯也息息相关。制片人对成本把控又起到怎样的作用？

杨城：不是所有导演都对预算有那么明确的概念。很多时候是导演提出他想要的效果，制片人负责来算账：到底用多少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是宁愿加钱也要保证效果，还是要保证不超支、哪怕效果打一点折扣？制片人需要作出取舍，找一个平衡点。

“创意是一，钱和人脉都是后面的零”

羊城晚报：你跟刘健导演合作了《大世界》和《艺术学院1994》，跟李睿珺导演合作了《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和《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谈谈跟他们合作的感受？

杨城：刘健导演是非常成熟的创作者了，他的创作态度非常稳定，合作起来非常顺畅。李睿珺导演跟我相当于一同成长，我也从他身上学到很多。

羊城晚报：制片人和导演的关系有点“相爱相杀”的感觉。你认为制片人最不喜欢怎样的导演？导演最不喜欢怎样的制片人？

杨城：制片人最不喜欢没才华的导演。有了才华，很多事就变得可以原谅了。导演最不喜欢搞不定钱的制片人（笑）。

羊城晚报：对一个电影项目来说，钱、创意、人脉，你认为哪个最重要？

杨城：创意。创意是一，钱、人脉都是后面的零。没有这个“一”，其他一切都没用。

羊城晚报：你觉得应该增设一个“最佳制片人”奖吗？

杨城：其实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奖通常是制片人上台领奖，因为制片人是整部电影的负责人。但我们这里目前基本还是导演中心制。不过，我认为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很可能渐渐演变为美国那种制片人中心制的体系。

羊城晚报：所以目前来说，你还是“导演背后的男人”。

杨城：没那么委屈（笑）。应该说“与导演同行”吧，我希望能跟导演成为最好的搭档。

“其实有很多演员想演艺术电影”

羊城晚报：现在有更多知名演员会参演/参与艺术电影。比如你担任制片人的动画电影《艺术学院1994》，董子健、周冬雨、仁科、Papi酱、黄渤等名人参与了配音。是出于什么考量邀请了他们？名人效应对艺术电影有效吗？

杨城：首先当然要看作品本身是否需要。《艺术学院1994》第一是需要非常好的台词能力，第二是要呈现的是一个时代群像，希望有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一起加入完成这部影片。

其次，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要让观众留意到一部电影的信息，成本其实非常高，名人的加入当然有利于电影的传播。

羊城晚报：如何在控制预算的同时，请到更有大众知名度的人参与艺术电影？

杨城：以《艺术学院1994》为例，我觉得沟通起来还是蛮简单的，因为他们本身就喜欢这个作品。只是他们都很忙，需要协调时间。我觉得所有有追求的演员其实都想演有深度的、立体的角色，而艺术电影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据我所知，还是有很多演员想演艺术电影的。

羊城晚报：作为制片人，演员的名气会影响你的选择吗？

杨城：如果是一个作者电影或者艺术电影的项目，选择的权力一定要给到导演。因为演员很可能是他表达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如果是一个面向大众市场的商业电影，我觉得可以一起商量。当然，电影首先是一种创作。在合适的前提下，用什么样的演员可以让项目的效果最大化，这需要制片人来参与判断。

“所谓口碑营销是一场让大家受累的游戏”

羊城晚报：艺术电影需要平衡影迷与大众的口味吗？

杨城。不需要，因为做不到。可以有一些权衡，但艺术表达本质上是无法计算的。我们只能先把作品做出来，然后再去想怎样传播给更多的观众。

羊城晚报：你认为分线发行是否能让艺术电影有更好的生存空间？

杨城：分线发行和分众发行都是很好的方向，让市场变得精细。只是这件事需要整个行业的进化。如果基础设施还没来得及建立，分线发行产生不了实际的效果。我认为大家开始讨论是一件好事，但整个生态建设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羊城晚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阻碍是什么？

杨城：太多了。比如首先需要更长的档期，因为如果要做更精细化的市场运营，需要更多的是时间和空间。第二就是要更真实、更健康的评价体系。

羊城晚报：说到评价体系，你觉得豆瓣评分有价值吗？

杨城：坦率地说，价值越来越小。但现状就是还没有谁能把它替代掉。

羊城晚报：影视宣发越来越重视口碑营销，观众对各种评分和影评反而越来越不信任。既是影评人又是制片人的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

杨城：这个体系已经不再那么真实，大家不相信是正常的。“口碑营销”带着非常强的操作意味，就跟餐厅在大众点评上刷分一样。这可能是内卷时代的症候群，大家都受困于此，玩一套很累的游戏。我暂时还没想到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正因为我做过电影评论，所以很清楚评论的重要性。创作者其实非常希望看到更多专业的、真实的点评，哪怕是批评。但很难去苛求更好的评论生态，因为话语的民主和话语的专业是冲突的。众说纷纭的时代我们就得接受它的副作用。

寄语山海计划青年导演：既要专业，也要职业

羊城晚报：本届山海计划的主题是“回到小镇”，作为制片人，您会期待看到怎样的片子？

杨城：我希望看到新鲜的表达，而不是过去乡土电影的那一套，因为小镇本身早已跟以前大不相同了。我期待不管是在故事层面还是风格层面，青年导演都能带来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羊城晚报：你对参加本次山海训练营的青年导演有什么印象？对于这些有志于投身电影行业的年轻人，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杨城：首先，很欣慰看见有源源不断的年轻人愿意投身电影创作，而且他们看起来对自己的这个选择有着清醒的认知；第二，在交流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很多青年导演是很有潜力的，希望能看到他们一步步走得更好。

我们常说两个词，一是专业，二是职业。“专业”指把事情做好的能力，“职业”指工作态度。一名职业的导演不仅要有拍电影的能力，而且要理解和遵守行业规则，也就是尊重观众、尊重投资方，尽量高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