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图/羊城晚报记者 刘畅

446宗考古项目，15626万平方米调查，236万平方米勘探，17879平方米发掘，532座古墓葬，2894件（套）出土文物……这组数据是过去一年广州考古人交出的“成绩单”，也为我们带来了关于广州这片土地的新知。

日前，“寻迹羊城——2023年广州考古新发现”展览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开幕，2023年发现的一大批精美文物第一时间现身展厅，考古成果得以更广泛地惠及公众。

“寻迹羊城”系列展是南汉二陵博物馆于2021年创立的展览品牌，旨在及时转化考古成果，以博物馆展览的形式展示给市民游客。连续办展四年，“寻迹羊城”系列展在题材内容上有了进一步丰富，策展理念也迎来了新的尝试和突破。

三千年前南越先民吃什么？

展览分为“两个流域的聚落”与“两个世界的徘徊”两大部分，以2023年广州20宗考古发掘项目的新发现、新成果为核心内容，精选191件（套）文物进行集中展示。

“两个流域的聚落”沿着增江、流溪河两条河流追寻先秦时期南越先民的足迹。该部分依托从化狮象遗址、增城老虎岭遗址和黄埔竹园岭遗址的考古发现，揭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时期古代先民如何生活、如何与周边的人们交流。

民以食为天。吃什么食物能在一定程度复原古代人类的社会面貌。展览起始处的展柜里就摆放了不少的水牛、鹿、犀牛、淡水鱼、咸水鱼、贝壳堆积物等动物骨骼，以及炭化稻、豌豆种子、接骨草种子等植物遗存。它们是南越先民获取蛋白质和碳水的重要途径。

据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主任曹耀文介绍，广州地区的土壤大多属于酸性，很多遗址中难以发现动物骨骼，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考古工作者对于古代人类食谱，尤其是蛋白质获取方面的研究工作。

“很幸运的是，在增城老虎岭遗址部分商时期的灰坑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些动物骨骼，有些动物骨骼上可见明显的烧灼、切割痕迹。这些新发现可以推测出三千多年前的古人仍然维持着一种食谱广化的生活方式，即以狩猎捕捞、挖掘根茎和采集果实等技术觅食，食谱较为广泛。”

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都应用于考古

展陈工作人员用鱼骨碎片拼成鱼的形状，用龟甲拼成乌龟的形状，将大大小小的河蚬壳摆成扇形……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古代先民的食物和生活环境。而那些被展示在透明试管里的细微的植物遗存，如豌豆种子、禾本科、接骨草种子等，则需要辅以一旁的放大镜才能看清。

助理策展人梁云诗向记者介绍，这是考古工作人员对遗址土样进行浮选得来的。其中，体积最小的禾本科，用的是孔径（小于）0.2毫米的筛网筛选出来的。“这属于植物考古的范畴，是对多学科研究应用于考古工作的展示，也是展览的一大亮点。”

曹耀文解释，考古工地既有肉眼可以看见的人和动物的残骸，也有仅凭人眼无法观察到的植硅体、淀粉粒等残留物。因此，考古工作往往需要借助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他提到，多学科研究应用于考古工作的背后，是广州考古学者课题意识的增强。

“比如我们想研究商时期广州地区在岭南文明化进程中处于什么阶段。基于这样的课题意识，我们就会运用到各种各样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尽可能获取信息，然后回答这些问题。”

曹耀文认为，“两个流域的聚落”部分很好地反映了广州考古工作者努力提高田野考古发掘过程中的课题意识，展示了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

“两个世界的徘徊”部分则透过墓葬观察历史时期广州先民的活动空间、族属身份、世俗生活与观念信仰，呈现历史如此发生过、历史何以如此发生。

与观众产生跨时空互动

区别于往年对文物基础信息呈现的侧重，今年“寻迹羊城”展览的展陈形式更加多样，无意间就与观众产生跨越时空的互动：

在东汉时期的一块掌纹砖旁，写着“同两千年前的我击个掌吧”；三个人像作足的一件温酒樽摆放在展柜里，配文“生活的重担顶不住啦”；一件头部残缺的动物造型陶器引发无穷联想，它是鸡？是鸭？还是鸟？等着观众动笔将它复原……

这也是策展人王斯宇的“小心思”，是她在连续四年策划“寻迹羊城”展览时迎来的理念上的小突破。

在“寻迹羊城——2023年广州考古新发现”展览中，王斯宇打造了两条观展路径：一条是信息路径，呈现文物基础信息，展示新发现的文化内涵与意义；另一条是启发路径，是更为简单的观看方式，引导观众与文物面对面展开深入思考。

王斯宇认为：“博物馆的使命是启迪智慧。文物本身蕴藏着多层含义，除了讲清楚文物的基础信息外，我们希望引导观众有不同的观展方式。”

在她看来，博物馆是一个自由选择学习内容的场所。观众不一定要在这里学到知识，“也可以产生一些跨越时空的对话，或者让观众感受到治愈和启发，又或者仅仅是获得娱乐。总而言之，不管是知识、共鸣或启发，都希望博物馆的展览在观众离开博物馆之后，仍然能够为他们带来积极的意义”。

访谈

文物不说话，但展览会讲故事

羊城晚报：您深度参与一线田野考古工作，看完2023年的考古成果展有什么感受？

曹耀文：虽然每年新发现的东西不一样，但大体都在我们的宏观叙事框架内。所以怎么将连续性的展览做出新意，是我们每年要考虑的问题。这也让我们有了更强的课题意识，将配合基建的发掘项目与研究结合起来。

相较于往年，今年的展览依然能体现我们考古工作者努力地运用零碎的考古资料，尽可能把广州的故事讲得更加深远。文物不会说话，但通过我们的展览，能够让它讲述更多的故事，让我们的观众能看得懂，这是我的感受。

羊城晚报：像“寻迹羊城”这样的考古成果回顾展，对实际田野考古工作有什么指导？

曹耀文：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每年做考古成果展对我们一线考古工作人员是一个负担，做展览间接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

其实不是的，它反过来还会促使我们在工作中保持思考。一旦有新的考古发现，我们会想将来怎么把这些东西展示出来。这样倒逼我们在田野阶段就尽可能地搜集相关资料，对出土文物有更深入的认识。

羊城晚报：课题意识增强后，考古工作在结合多学科研究的过程中有什么挑战？

曹耀文：做多学科研究其实是为了将古代社会面貌还原得更具体、更细节。这其实不容易，一方面需要项目负责人具备全盘思考的能力，比如清楚你要解决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以及熟悉每一种方法所对应的细致要求。

另一方面多学科研究客观上会给考古现场增加很多工作量。我们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的考古项目，除了少数几项外，几乎都是配合基建开展的。这样的项目工期通常比较紧张，在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之下，还要尽可能通过取样获取我们想要的资料，这是比较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