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同时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地区自古以来，文化形成中有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中，北边以儒家文化为底色的中原文化最令岭南人倾慕，岭南文化“慕北”情结贯穿始终。

自古岭南地区对北边的正统中央政权，有明显的“归附”意识

岭南古称“百越”之地，少数民族众多，《后汉书》描述此地：“虽置郡县，而语言各异，重译乃通。”事实上，从秦代赵佗建政之初，当时北方汉族以军人、商人等身份陆续进入岭南地区的，约有12万人之多（据葛剑雄《中国移民史》），他们是传播汉文化的“群众”基础。故此，秦以后岭南地区虽偶有割据，但统治思想乃以儒家文化为底色，故此对中原的认同便一直是主流意识。岭南地区对于中原正统王朝态度，冼夫人堪称典型。

岭南土著接受汉文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史称“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南北朝时期，广东高州的冼夫人，作为俚人领袖，她既“和揖百越”，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团结，更是选择与汉人高凉太守冯宝结婚，让汉族的先进生产经验与生活方式得以传播。冼夫人戎马亲征，粉碎过分裂反叛的势力，还顶盔披甲，掩护着隋朝的使者，巡抚了广东、广西二十多个州，使得岭南地区获得了长久的稳定，功在千秋。

抛开“武功”不谈，从文化上看，冼夫人的公公冯融刺史，曾“以礼义威信镇于俗，汲引文华，士相与为诗歌，蛮中化之”，以至于“蕉荔之圩，弦诵日闻”，这说明汉人的礼仪与诗歌在当时已为岭南居民所接受与喜爱。这种对中原文明乐于接纳的态度，才是冼夫人及岭南居民乐于归顺北方政权的深层原因。

冼夫人受到中华历代王朝的追封，乃至东南亚都有她的庙宇，她被称为“岭南圣母”，受人景仰。这不仅是官方反复宣扬的结果，也是岭南人对于汉文化的认可意识的反映。

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建政后，曾派兵三路进入岭南，当地守官们或降或跑，这同样反映出岭南一地对于中原汉文化的高度认同，以及对于北方正统王朝的“归附”意识。无可否认，“民族大团结”局面的根基，乃在于文化观念之交融。

南下移民虽方言有异，但“慕北”情结与生俱来

道光年间《广东通志》载，在东晋及南朝之时，岭南的地方官吏，就有为孝子烈妇立坊、建祠的：“其流风余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可见这个时期，在官绅阶层的影响下，岭南地区风俗与中原几乎无异。当然，边缘地带还存在南朝统治者“以孝义训诲溪洞蛮俗”的现象。到了宋代，文献中就不再有“百越”的记载了。可见彼时岭南城市或圩镇之中，汉俚间的血脉与文化已经交融无间了。这个历史过程中，辽金元三个政权对宋朝的反复用兵，造成中原人民几次大规模的南迁，而岭南文化也得以从族群上发生了“重塑”。岭南的广府、潮汕与客家三大民系，陆续迁徙而来，他们莫不以“中原”为傲，“慕北”情结原是自然。

一般认为，广府人主要是唐宋时期经粤北南雄珠玑巷迁入，据统计，自北宋中后期至元代初期的200多年间，中原及江南氏族由南雄珠玑巷陆续南迁的有130多次，主要迁居地为珠江三角洲一带及港澳和海外，操广府方言。而潮汕人，则由于历史上的西晋永嘉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和北宋靖康之乱等事件，由中原避乱南迁。经江南，入福建，最终在宋元年间大量迁入潮汕地区。客家人的祖先，则似乎来之稍“晚”，故以“客”著称。

广东三大民系所持方言，看似迥异，然都是汉字文化的播衍，书写时并无差别。客家人，多在南宋灭亡以后，从江西进入广东，方言受到了元朝官话和变异后的南宋官话的影响。广府话，则保留了更多的古老发音和古汉语特征。相对而言，潮汕方言中保留的古越语词汇更多。

而若就其汉文化的底蕴而言，则三大民系文化实则血脉暗通，尤其是在家族文化观念上，与中原士族文化，原本无别。礼失求诸野，战乱频仍后“千里无鸡鸣”的中原大地，文化遭遇重创。而在岭南，陆续举族迁来的汉家人口，反而“成建制”地保留下了“北方”传统文化。

岭南文化对贬谪文人的追捧：“慕北”情结与崇文倾向紧密交融

从陈桥生《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的研究来看，唐朝之前岭南文化的呈现，还得依赖南下流寓岭南的作家及其作品，曾大兴先生据《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以及《中国古代书院》的统计做出分析，认为就文化而言，岭南在明清两代就已悄然进入到全国先进行列。故此，岭南文化虽起步稍晚，但在古代也曾为全国陆续贡献过诸如唐张九龄，明廖燕，清屈大均、黄遵宪等一流的文化学者。有学者陈恩维等近年来努力开掘古代文学领域中的“岭南书写”，但无可否认，那些粤地名流的诗文作品中，对于汉魏风骨与唐宋风流等“北方文学”与精神气脉，还是无不心动神往的。客观来讲，很长时间内，岭南文化对中原文化还是“仰目视之”且以“学生”态度自居的。

唐代开始，岭南地区有了更多贬谪官员的到来，他们对岭南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岭南民众对于贬谪文人最是“追捧”，丝毫不以其谪官身份而稍有鄙视之心。其中潮州与韩愈，惠州与苏轼这两例最为显著。唐代韩愈在潮州任职仅八个月，“兴修水利”“赎放奴婢”“兴办教育”，推动了潮州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加之他文名极盛，人谓“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潮州地区尊韩崇韩的程度，令人瞠目。今天汕头潮阳区随处可见的“双忠庙”，也与崇拜韩愈密切相关。林伦伦教授指出，北宋陈尧佐贬为潮州通判时，曾修缮韩愈祠堂，他对潮州崇文重教风气的推动至为关键。则韩愈之被推崇，又与另一位北方贬谪官员本身密切相关。

北宋时，苏东坡被贬到惠州，任职两年七个月，他做好终老于岭南的打算。苏轼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惠州的文化发展，他以“罗浮山下四时春”写荔枝，以“停鞭且莫去，照我一杯残”写惠州西湖，诗句脍炙人口，后人称“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诚不虚也；则文豪之笔，也进一步提高了惠州的知名度。惠州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聚居地，崇文重教且代有发展。如今当地不仅建有东坡祠、东坡书院，更有东坡文化协会等，专心致力于弘扬东坡文化。

不仅如此，还有流寓官员的后代，“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这些无法回到中原的官员后人，显然更深层次地促进了文化间的交融。广东河源的客家古村苏家围，据云即是东坡后裔所建。

岭南传统习俗在当下传播环境中反响热烈，根源是与中原文化一脉而生的文化共识

《大戴礼记》有言：“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而“报本之礼，祠祀为大”。祠堂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岭南地区祠堂之多，不是偶然。不特潮汕与客家如此，广州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宗祠也多能完整保留下来。盖岭南民众从中原迁徙而来，多聚族而居，更为看重血脉与文化的延续。总的来看，岭南宗族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中原无别，儒家慎终追远与祖先崇拜的特点都异常鲜明。

有学者认为“守旧”是岭南文化的优点，所谓“守旧”，就是“固守某些优秀的传统文化”。2003年到2005年，当时的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两批36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广东拥有5个，居于第1位。如今，广东不少习俗已升格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与祭祀文化伴生的节俗，如潮汕的“英歌舞”，广府的“划龙舟”，粤西的“年例节”，都借助于传媒的关注与短视频的传播等，日益受到民众的热捧。而诸如“广州千万富豪房东划龙舟”“潮汕5岁女孩英歌舞”等新闻，更因民族情绪之激荡与传统文化复兴等社会因素，火爆网络，不少北方民众也称被视频内容“引爆泪点”。

岭南文化某些特点受到全国各地的认可，实际上是国人骨子里的某种文化属性，超越地方文化的畛域，所形成的文化共鸣与血脉互振。

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政治共同体，也是民族共同体，更是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在岭南地区有着特殊的历史进程与特点。历史上岭南地区对于中原文化的倾慕与追随，也是某种历史的选择与必然。“慕北”情结，其实也是一种交融意识。总的来说，中原文化作为“输出”方，它的厚重、绵延以及崇文重礼的一面，与岭南文化的开明、宽容，以及善于转化的特点，都在交融过程中体现鲜明。

作者简介：

项裕荣，江西彭泽人，1974年12月生。现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广东省岭南文化研究基地“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岭南文明、文艺与传媒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荣获南粤优秀教师、广东省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获广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古代文学，传统文化、语文教学等方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子课题等，主持并完成教育部、广东省等省部级课题。在《学术研究》《复旦学报》《浙江大学学报》《文史哲》等刊物发表专业学术论文30余篇。

注：本文系广州市智库项目“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比较研究（2019GZZK10）”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