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吴小攀

新落成的广东文学馆“鲁迅家”展览厅里，有两件与鲁迅、许广平伉俪相关的珍贵藏品：一个行李箱，一张茶几。

据鲁迅长孙周令飞介绍，这张茶几原来是放在上海大陆新村鲁迅家里使用的，鲁迅去世后，茶几被他的三弟周建人借走，后又流转到周建人的女婿顾明远手中，直到2009年才被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发现取回。茶几虽然显得老旧，但结实，精美，纹理毕现，造型曲线流畅，十分洋气；茶几桌面中间嵌着一幅中国山水瓷板画，远山近水，烟林向晚。茶几不大，长52.5厘米，宽40厘米，高68厘米。据上海鲁迅纪念馆原馆长王锡荣说，上海鲁迅纪念馆里也有两张鲁迅用过的和这张茶几式样类似、嵌着瓷板画的茶几，可见一种中西结合的审美。

木质的行李箱长65厘米，宽42厘米，高20厘米，一直由许广平保存着。据周令飞说，其父亲周海婴生前曾说过，这是1917年19岁的许广平从广州出发到天津读书时，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后来辗转北京、上海，又回到广州。1927年1月，鲁迅从厦门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八个多月后，他和许广平一起从广州到上海定居，这个行李箱仍然一路随行。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叶淑穗、杨燕丽曾到周家对此箱作过考证。

在这个行李箱上依然可以看到当年贴着的封条和标签，但已有人为刮划过的痕迹，上面很多字已看不清，能看清的大致有：“女师范大学”“月廿六日”“许”“中华有铁路－津浦线号牌出浦口到北京经由天津”“大安旅店”“中央人民”，以及在同一张标签上的“广鸿安”“上海”“共和大旅馆”。这些残存的字记录着行李箱和它的主人多次相伴旅行的经历。

据鲁迅日记记载，许广平和鲁迅1926年8月26日搭乘火车沿京奉线从北京到天津，再沿津浦线从天津到南京浦口，再到上海。此时，许广平刚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行李箱即从女师大启运，行李箱上的“女师范大学”“月廿六日”等字应该是此行托运留下的。

1926年9月1日，许广平和鲁迅在上海分头南下，当晚许广平在写给鲁迅的信中提及，“七时半落广大轮船，有二位弟弟送行，又有大安旅馆之茶房带同挑夫搬送行李”，行李箱上的“大安旅店”应是此处的“大安旅馆”。但据鲁迅日记记载，8月29日晚上，许广平从旅社“移寓其旅[族]人家，持行李俱去”，许广平似是住到亲戚家中，而非旅店里，或许是在亲戚家住几天后又移居旅店？或是只把行李寄存在旅店？也可能本来是准备到亲戚家住后来改变主意到旅店住？待考。

由“广鸿安”“上海”“共和大旅馆”等字样的标签可以确定，这是1927年9月鲁迅和许广平从广州移居上海时留下的印记。据鲁迅日记记载，1927年9月27日中午，他和许广平由广鸿安旅店搬运行李上“山东”船，10月3日抵达上海后，“寓共和旅馆”，旅馆可能是提前预订的，贴着旅馆标签的行李箱直接托运到旅馆；或是船到上海后，在码头上临时选择入住共和旅馆，行李箱贴上“共和大旅馆”的标签后由车转运至旅馆。

从“中华有铁路-津浦线号牌出浦口到北京经由天津”这行字可以看出，此次旅行应该是从浦口到天津，再到北京。浦口现属南京管辖，当年的浦口火车站是全国铁路交通枢纽，是津浦线的终点站，从上海到北京，乘渡轮过长江后必须在此乘车北上。

这些字有可能是1917年许广平从广州到天津行程中留下的，也可能是鲁迅在1929年5月或1932年11月从上海到北京探亲期间留下的。当然，也可能是许广平其后从上海到北京旅行时的印记。待考。

有“中央人民”等字的标签可能与许广平后来就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一职有关。

如今，行李箱的提手已经损坏，用两股铁丝线缠绕着替代；打开时，仍可以闻到淡淡的樟木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