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四大名人”为核心树立广州城市标高——兼议标志性历史人物对广州学研究与利用的重要作用

丘树宏

序 言

“城市学（urbanology）”，是以城市总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各种宏观的、综合的战略问题的学科。

以上这个定义无疑是正确的，但我同时认为，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学的研究核心也应该是人。城市 学说到底就是人学，而通过研究城市的标志性人物，则可以找到一条研究这个城市的有效捷径，我们可以从这些人物身上找到这个城市最核心、最具代表性的东西。广州学，也应该同样如此。

无论是经济发展、城市建设，还是人文历史方面，广州无疑都可以说是世界级名城。然而，从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来说，广州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方面当然仍有不少问题，但在人文历史方面的影响力却更是差强人意。究其原因，并不是广州缺乏这个方面的优势，广州的人文历史资源之丰富和高端，在世界所有名城中都是排在最前列的，问题是广州自身做得不够。

因此建议：广州要以伟人和名人形象为核心树立城市标高。广州的伟人众多，国内外各界名人更是星空灿烂。具体是，以历史上曾经在广州长期居住、并从事过具体的职业，在中国以至世界影响最大的人物南越王赵佗、六祖惠能、伟人孙中山和毛泽东四位伟人和名人为点，然后贯穿起其他各界名人连成线和面，从物质的“形”、精神的“魂”方面进行全面而高端的战略性策划、规划和部署、实施，若干年内形成具完整系统的广州城市人文标高，从而提升广州的美誉度、知名度和文化软实力与影响力。  

“四大名人”与广州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四大名人”与广州的渊源关系及其人文精神内核。

第一个名人：南越王赵佗。

两千多年前，广州是赵佗称王之地。

赵佗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他是中华统一英雄、岭南人文始祖、海上丝路先驱、三大族群亲宗。最重要的国家民族性贡献，是开发和保护中华国土；最重要的社会治理贡献，是“和辑百越”；最重要的人文贡献，是以中原文化开化南越、以海洋文化影响中原。

公元前214年赵佗以副将参与统一南越，并任龙川县县令；前206年，南海郡任嚣病逝，赵佗受托称王；汉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南越王赵佗去世，享年约一百余岁，葬于番禺（今广州）。赵佗死后，其后代续任了4代南越王至前111年，南越国被汉朝所灭。赵佗从前219年作为秦始皇攻打南越的50万大军的副帅，一直到汉武帝刘彻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去世，在政治上，赵佗实行郡国并行制，仿效汉朝制度，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并实施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确保政治上的有效控制和实际统治。

在军事上，赵佗设立将军、左将军和校尉制度，又分为步兵、舟步和骑兵，对号称“带甲百万有余”的军队实行有效指挥和控制。

赵佗是中原先进耕作技术、打井灌溉技术和冶金、纺织技术的传播者、推广者。他和首批南迁的中原官民把中原耕牛犁田和使用铁制农具的技术传播到岭南，极大的促进了岭南农耕业的发展。

在经济上，推广使用铁农具和耕牛，改变以前的“刀耕火种”和“火耕水耨”耕作方法，大量发展水稻、水果和畜牧业、渔业、制陶业、纺织业、造船业，并发展交通运输和商业外贸，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日益改善。

他还出动官兵助民凿井，修渠灌田，推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赵佗在开发边疆、传播文明方面，是引导岭南百越部落从原始氏族社会迅速走向文明时代的文化先驱和伟大政治家。

在文化上，首先是中原汉文字的使用，《粤记》说：“广东之文始尉佗”，出土文物发现不少汉字。百越是一个能歌善舞的部落，有越舞和汉式舞。还有编钟、铜乐器和各式饰画、壁画等。

在社会治理方面，赵佗非常重视“以诗书而化国俗”，利用中原先进的文化和伦理道德教化、诱导越人，教育他们赡养老弱、废除群婚。还利用行政手段推广中原汉字，教育越人“习汉字，学礼仪”，从而使“蛮夷渐见礼化“。迅速推动岭南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赵佗实行“和辑百越” 的政策，提倡中原人与岭南人通婚，尊重岭南人的风俗，促进融合和社会和睦发展。

岭南百越部落的生活习惯、社会风俗与中原华夏部落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中原人歧视越人的不同习俗，就容易挫伤岭南人民的感情。于是赵佗带头尊重和顺从岭南风俗习惯，例如他公开宣称自己是“蛮夷大长”，脱掉中原的官服，采用越人的服饰。

从大量的文字记载和出土文物说明，南越国是岭南文明的奠基时期，赵佗创建南越国使岭南社会经济实现飞跃式的跨越发展，使岭南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的分散的部落统治，一跃跨入封建社会的有序发展，为今后的历史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赵佗从公元前219年作为秦始皇平定南越的50万大军的副帅，一直到公元前137年（汉武帝刘彻建元四年）去世，一共参与治理岭南81年。其间由于他一直实行“和辑百越”的政策，促进了当地社会和谐，并把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带到了南越之地，使南越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从目前考古的成果看，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赵佗《报文帝书》，是岭南史上最早的文章，可见，岭南文明除了是从秦统一岭南、赵佗治理南越开始外，岭南文化、岭南文学也应该是从《报文帝书》开始。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赵佗是南下干部第一人”。

而从社会学、人口学角度看，赵佗则是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这三个族群的亲宗。

第二个名人：六祖惠能。

广州是惠能剃度受戒传授禅法开基之地。

惠能的重要贡献体现在：是佛教中国化的开山鼻祖，是禅宗六祖。

广州光孝寺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从昙摩耶舍在此建寺讲学以后，先后有许多名僧也来此传教。例如南北朝梁朝时代，印度名僧智药禅师途经西藏来广州讲学，并带来一株菩提树，栽在该寺的祭坛上。唐仪凤元年（676），高僧惠能曾在该寺的菩提树下受戒，开辟佛教南宗，称“禅宗六祖”，为该寺增添了不朽的光彩。公元749年，唐代高僧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时，被飓风吹至海南岛，然后来广州，也在此住过一个春天。

乾封二年（667）正月初八日，惠能到了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印宗正在讲涅槃经，惠能在座下参听。“因论风幡语，而与宗法师说无上道”。印宗非常欣奇，问起来，才知东山大法流传岭南的，就是这一位。这就是风吹幡动与仁者心动的传说故事。正月十五日普集四众，由印宗亲为惠能落发。二月初八日为惠能授具足戒。此时惠能30岁。惠能弘法伊始，便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禅，为岭南佛教带来了一股清新气息，在当地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他作为五祖衣钵传人的身份，更使他受到了广州方面的敬重。

据毛泽东主席的秘书林克回忆，毛泽东曾经谈到过惠能的思想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惠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之学，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也使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

第三个名人：伟人孙中山。

广州是孙中山的革命圣地。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而具体对于广州，是孙中山将广州带给世界、又将世界带给广州。

1886年秋，孙中山第一次来到广州，进入博济医院学医，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至今，医院最显眼的位置还立着“孙逸仙博士开始学医及革命运动策源地”的纪念碑。

孙中山学习西医，而民国时期盛行中医，孙中山“中西结合”创立“东西药局”。行医期间，孙中山渐渐感受到“医人”不如“医国”。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第二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了兴中会广州分部，旧址为现广州市青年文化宫大楼所在的“王氏书舍”。通过这一分部，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在广州策划了三次起义。虽然起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然而以王氏书舍为要地的广州革命活动也有了据点，因而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10年11月孙中山、黄兴、赵声等革命党人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开庇能会议，决定再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黄兴担任总指挥，在越华路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13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中国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敢死队突入总督署，总督张鸣岐逃走，起义军焚毁总督署后，在东辕门外与水师提督李准派来弹压起义的清军短兵相接。起义军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不幸失败。

起义失败后，黄兴负伤撤回香港，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革命志士牺牲，牺牲的中国同盟会会员有名可考者八十六人，其中七十二人的遗体由潘达微寻获安葬于广州红花岗。潘达微将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次起义因此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然而这一革命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为改变这种“名不副实”的局面，1917年7月，孙中山率领部分海军南下，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设立大元帅府，并要求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展武装护法运动。虽然护法运动失败，1923年孙中山又在原处建立革命政权，领导中国民主革命。

1924年1月24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广州钟楼召开期间，孙中山正式下令筹办陆军军官学校，指定黄埔岛上旧有的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原址为校舍，“黄埔军校”由此创办。1924年，孙中山先生亲手将广州地区多所高校整合创立国立广东大学。学校于1926年定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毛泽东和习近平主席在谈到孔子的时候，都有“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样的表述，说明孙中山与孔子一样，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

第四个名人：伟人毛泽东。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在1949年与柳亚子的和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毛泽东追叙了二人在广州共品佳茗的情景，寄托了他对在粤岁月的深厚感情。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主要有11次来到广东。其中，多次适值中国社会转型、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

一是参加中共出任中央局秘书，积极主张国共合作。

广州是国内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六个地区之一，也是大革命的策源地。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三大”闭幕后选举产生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产生了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担任秘书，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二是参与改组国民党，力阻排共提案，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

在中共三大统一党内意见后，1924年1月20日，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国民党一大，参与改组国民党，并在改组工作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受到孙中山的关注。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其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提名交付大会表决的候选人名单中就有毛泽东。他最终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三是主持第六届农讲所，真正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毛泽东很早就关注并研究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共产党人彭湃等倡议，以国民党名义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兼任第五届的教员。1926年5月3日，随着全国农民运动迅猛发展，为了迎接北伐战争，国共两党在广东继续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任所长。农讲所可以说是国共合作的一个典范，更让毛泽东真正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四是解放后率先在广州提出引进外资。

1956年5月3日至30日，毛泽东第三次来广东视察。当时毛泽东正在起草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其中有涉及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和利用外资的问题。广东毗邻港澳，属于面向资本主义的前沿，毛主席来到广东，就有研究利用外资构想的意味。

此次毛泽东在广东视察近一个月，召开了二十次座谈会，率先提出了鼓励华侨回国投资来利用外资的构想。

五是领导粤湘浙三省调研，在广东总结三年经济困难经验教训。

1961年初，为了总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提出并直接领导了粤湘浙三省的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在广东的这次调研，是对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落实情况的视察。

2月13日抵达广州后，毛泽东为了系统地解决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种问题，从2月下旬开始组织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并决定起草工作班子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挂帅。

1961年3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华东、中南、西南三个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之后，毛泽东又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3月15日至23日），主要研究解决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他特别要求与会同志要讨论来自广东等地基层干部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农业六十条”。条例的出台确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新体制，部分地克服了人民公社体制内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使全国农村工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逐渐走出低谷。

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在广州的三次活动，尤其是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农民革命运动的实践，成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源头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八次南下广东，多次畅游珠江，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正是在广东，他作出了有关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诸多决策。可以说，毛泽东有关中国革命、建设的思想，很多与广东息息相关，既充分肯定和直接促进了广东的建设，更对全国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借鉴、指导和引导作用。

结 语

赵佗的时代是两千多年前的公元前，在他逝世一千多百年后出现了六祖惠能，再一千多年后又出现了孙中山、毛泽东，而且广州都是四位名人最早的“创业”之地。在这四位名人生活的两千多年时空里，广州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各界名人，可谓是星空灿烂，但最重要的还是他们这四个人，他们构建起了广州人文历史的金三角，串起了广州城市精神的主脉络。

不管是赵佗、惠能，还是孙中山、毛泽东，他们的人文特质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咸淡水文化”，即：既有丰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又有异域的海洋文化，并将两种文化融会贯通成一种崭新的文化。这，正是广州文化的核心标志和灵魂所在。

最后，谈一谈如何以四大名人为标高，创建广州城市形象品牌工程。

“四大名人”城市形象品牌工程主要包括政治纪念、学术研究、社会运作和成果利用四个方面。

首先，要在广州市层面申请“四大名人城市形象品牌工程”立项，并争取上升为广东省文化项目和国家文化工程。

其次，制订实施专项方案，包括组织架构、规划方案、财政支持等等。包括以上所说政治纪念、学术研究和社会运作、成果利用四个方面。

再次，规划实施广州四大名人城市形象品牌“六个一”系列工程，即：编印出版一系列学术研究丛书；创作一系列文艺作品，包括主题歌曲、专题片、影视作品等；编印一系列教科书；设计制作和建设一系列标志性纪念物；组织一系列主题活动和项目；制作和制造一系列文创产品。

一个城市的身躯是高楼大厦，产业经济是城市的血肉，而人物，尤其是标志性历史人物，则是城市的核心和灵魂。一个拥有伟大的人物、拥有伟大的思想，尤其是通过这些伟大人物、伟大思想发生过伟大事件的城市，就有可能产生伟大的城市学。广州完全具备这些特质和条件。当然，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这些标志性历史人物的前后左右，还有一大批各类重要的历史人物，与这些人物共同的时空里，还站着这个城市的广大人民，我们在以标志性历史人物为经纬研究广州学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他们的存在、他们各自的角色贡献，是他们构成了这些名人成长的水土和背景。这，才是完全意义的城市学。

而作为社会科学的城市学学术成果，则需要通过富有创意和卓有成效的利用和运作，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和城市精神、转化为产业经济硬实力和后人学习的标榜，进而成为城市强大的竞争力，这，才是作为一个城市的城市学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2017年10月29日一稿

2020年5月29日二稿

2021年1月14日三稿

2022年2月24日四稿

2024年3月16日五稿

参考文献：

1、百度 百科。

2.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3.高世琦编著：《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党建读物出版社2014年版。

4.王国梁主编：《中共名人在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2016年6月8日南方日报：《饮茶粤海未能忘 击水珠江遏飞舟——中国革命建设关键时刻，毛泽东先后11次南下广东》。（记者骆骁骅 实习生 蔡旭珠 赖盼闻 张雪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