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朱绍杰 实习生 宋骥才
图/受访者提供（署名除外）

南粤考古③

六月初夏，广州郊外的小谷围岛已很闷热，蝉鸣声不绝于耳。二十年前的同一时节，这座位于珠江江心的寂静小岛，因为有关南汉二陵的重大考古发现而沸腾，吸引了来自全国的目光。

今天我们已确知，南汉二陵的主人分别是五代十国时期建都广州的南汉王朝开国皇帝刘岩（康陵），以及他的兄长刘隐（德陵）。但在二十年前的整个考古发掘过程却充满了戏剧性转折，其离奇程度足以被载入中国考古学史册。

6月10日，恰逢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小谷围岛上的南汉康陵遗址也顺利完成原址保护，正式向公众开放。作为我国首次全面揭露的五代十国时期陵园建筑，康陵遗址再一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岭南考古的重大发现，康陵遗址的原址保护和对外开放，正是广州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集中体现。

1、大学城建设前的文物调查

位于大香山脚下的康陵遗址入口，陵园神道笔直，庄严肃穆，整座陵园建筑坐北朝南、形制方正，山坡上的陵墓本体已经实施了加盖保护。

早在2003年初，广州大学城建设正在小谷围岛上如火如荼地展开，考古工作队队员们循例入场，进行拉网式的地上、地下文物调查。“我们刚到岛上时，这里还是一片典型的岭南农村景象。”南汉二陵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强禄回忆。

早在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在岛上的北亭村搜寻到一处南汉帝陵的线索，长期以来，它被认为是文献记述中南汉开国皇帝刘岩的康陵，当地老百姓也熟知此地，称其为“刘皇冢”或“刘王冢”。

当考古队员进驻北亭村时复查康陵线索时，村民带领他们来到了“刘皇冢”所在的青岗北坡。杂草掩映下的“刘皇冢”封门处，暴露于现地表的墓室券拱和被掩埋一半的盗洞口，以及散落一旁的封门石板呈现眼前。村民说，早年间这里还曾被当作防空洞和牲口棚使用，后来已经荒废多时。

根据“刘皇冢”砖室营建的考究程度等细节，考古队员很快判定这是一座晚唐至北宋早期之间的高等级墓葬。在翻阅大量史料后，他们又发现不少明清时期的广东地方文献中都提到过“刘皇冢”，而这些线索也将墓主人指向了同一人——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开国皇帝刘岩。

2、堂堂皇冢竟空无一物？

南汉为唐宋之间五代十国时期割据岭南的一个地方政权，立国55年。唐代末年，刘氏一族从封州（今广东封开一带）起家，逐步确立了在岭南的统治地位。

公元917年，刘岩称帝，史称“南汉”。称帝后，刘岩模仿武则天以“日月当空”为意生造“曌”字的旧例，造出“龑”字寓意“飞龙在天”，并改名刘龑。

“刘龑墓，在番禺东二十里，其地有南亭、北亭。海潮围绕，中不过十余里。墓在北亭洲旁，疑即昌华苑地也。崇祯九年秋，洲间有雷出，奋而成穴。……陵曰康陵，盖刘龑墓也。”

根据屈大均（1630年-1696年）在《广东新语卷十九·坟语·刘龑墓》中的记载，刘龑墓又称康陵，在明崇祯九年（1636年）时曾被雷电击出一个洞穴，陵墓遭到了岛上村民的哄抢。不仅如此，文献还提到，康陵内满是奇珍异宝，金人、宝镜、砚台……且“地皆金蚕珠贝所筑”。

当时，地方官员得到报告曾亲临现场。他们不仅将剩余文物搜检带走，还记录了墓志上的文字为“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其中，“高祖”是刘岩的庙号，“哀册”则是指古代颂扬刘岩生前功德的韵文。

根据勘查，考古队员初步认为眼前的“刘皇冢”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康陵。

2003年6月，“刘皇冢”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由于盗扰严重，直到发掘工作接近尾声时，考古队还几乎一无所获。

考古队员的确在前室位置找到一块方形石板，只是上面却无文无字。他们不免疑惑，相较于五代十国时期其他割据政权的帝陵，眼前的“刘皇冢”不仅墓室规模有限，且陵园建筑缺乏，这与刘岩作为南汉开国皇帝的身份很不匹配。

3、“瓦渣岗”惊现南汉建筑群

待墓室清理完毕，考古队员来到墓道做最后的收尾工作，这时却在墓室的封门墙外，意外挖开了一个类似器物箱的隐秘空间。

当表层泥土被一层层揭落，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一件件青瓷罐、釉陶罐整齐摆放在器物箱里，仔细清点下来，共有青瓷罐190件、釉陶罐82件。

这批青瓷器胎质坚硬，釉色青中闪灰，晶莹透亮，是五代时期青瓷中的上品，对研究岭南地区陶瓷史大有裨益。至此，“刘皇冢”为康陵的推断基本已成定论。

此时，位于800米外的大香山上另一处南汉遗址也启动了发掘。“我们在一片荔枝林开辟而成的梯田断面上，发现了一处一两米长的砖壁。”张强禄说，起初他认为这是一座唐宋时期的小型砖室墓。到发掘第二天，张强禄就意识到情况不对，“随着揭露面积的扩大，我们发现它不是墓葬，而是一处方形建筑遗存。”

就在这时，参与考古发掘的北亭村民提供了关键信息。他们说，在山坡下不远处的“瓦渣岗”上有很多与砖室墓相似的青砖碎瓦。村民口中的“瓦渣岗”，是一个杂草掩映下的小山包。以前村民经常来这里取砖砌水渠、盖窝棚，所以就将这里称为“瓦渣岗”，后来又被慢慢荒废。

仔细一看，这个小山包竟然是外面包砖、中间夯土心的圆形结构，且与考古队员发现的方形建筑遗存属于同一时期。很快，不远处又出现了第三处建筑遗存。考古工作者这才意识到，这里可能不是一座仅有十几平方米的砖室墓，而是一个上千平方米的建筑群。

4、多方推断郊坛变帝陵

上述三处建筑遗存呈倒“品”字形分布。考古工作者初步推测，东西两处方形建筑遗存为角阙，即宫城或皇家建筑群四角常见的阙楼，而位于中央的圆形包砖建筑则与南汉的郊坛密切相关。

考古队员有两个重要依据：一是圆形包砖建筑外方内圆的形制与古代祭坛相似；二是史籍《十国春秋》《南汉书》中记载着在南汉国都兴王府的南边有一个郊坛建筑，而小谷围岛位置恰好位于兴王府的南边，这符合礼制中郊坛应修建在宫城南郊的做法。

郊坛的发现，对广州考古而言是十年难遇的大事件。在“坛体”进一步揭露后，呈现出一个方形基座上为砖包夯土的“圜丘形”建筑，“坛体”上还有不少人类活动留下来的扰坑，建筑本体也受到过破坏。

2003年10月，国家文物局派出专家组徐苹芳、张忠培等专家来到现场，推出可能是“陵墓”而非“祭坛”。接着，在清理一处扰坑填土到两三米深时，底部竟然出现了一个洞口，洞内是和之前“刘皇冢”处相似的券拱。

考古队员很快意识到，眼前的“圜丘形”建筑并不是祭坛，而是南汉时期帝王级大墓的陵台，那些大大小小的扰坑则是留下来的盗洞。

然而，这座大墓的规模和形制如此可观，此前被认为是刘岩康陵的“刘皇冢”与它几乎不可比拟，那当时在岭南，它的墓主人还有可能是谁呢？考古工作者一边发掘，一边继续查阅文献，又一个重要线索浮现：新旧《五代史》中提到，刘岩的兄长刘隐的德陵也在小谷围岛上。

5、哀册一碑定二陵

在没有明确结论前，考古工作者能做的只有埋头挖掘。待盗洞清理结束后，他们顺着盗洞进入玄宫，开始了墓室内部的清理。

由于盗扰严重，考古队员刚开始只发现了一些陶、瓷、玻璃器残片。有趣的是，他们还清理出一系列陶制象生水果，有香蕉、木瓜、慈姑、荸荠等，极具岭南风味，它们因此又被称为“岭南佳果”。

那些玻璃器残片经文物修复师之手，也被复原成玻璃瓶的模样。后续研究表明，这些玻璃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

“我们先后清理出7个盗洞，形成时间最早为北宋，最晚为明代晚期。可以想象，墓室里面的随葬品应该是很丰富的，最早进入康陵墓室的盗墓者拿走的物品肯定是最贵重的。”张强禄说。

2003年11月18日，在墓室前室靠封门处，考古队员终于发现他们苦苦寻觅的哀册文碑了！

该碑宽1.54米、高1.15米、厚0.2米，首题“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38行共1062字，自铭为南汉高祖“康陵”，于大有十五年（942年）四月崩，于同年（光天元年）九月“迁神于康陵”。

这段文字意指南汉大有十五年（942年）四月，南汉高祖刘岩驾崩于王宫（今越秀区中山路一带）内。同年九月，其子刘玢主持将他迁葬于康陵。

考古工作者发现，后世有关哀册文碑最早的记录出自明末广东文人黎遂球（1602年-1646年），他在《莲须阁集》中的《吊南汉刘氏墓赋》和《观刘氏塚记》中，记录了他在怀古时曾偶然进入康陵，看到哀册文碑的经历。

至此，考古队员终于明白，这才是真正的南汉开国皇帝刘岩的康陵，此前的“刘皇冢”则是刘隐的德陵。康陵哀册文碑的发现，不仅明确了墓主人的身份和下葬年代，还更正了以往文献史志中对德陵和康陵的错误记述。

6、催生文化新地标

从墓室到陵园，康陵陵园整体布局逐渐清晰，发掘面积越来越大。直到2004年10月中旬，康陵的考古发掘和临时性的保护工作才正式结束，最后露出真容的陵园布局竟然达到约12800平方米。

张强禄介绍，康陵是刘岩生前选中的风水宝地，陵园视野开阔，背山面水地处在大香山北边高地上，可看到南面的珠江，具有“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之宜。

康陵陵园营建形式特别，玄宫上方的圆形方座陵台、神墙四隅的子母角阙、陵前的廊式建筑，这些都不曾在历代陵寝中出现过。它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五代十国时期唯一布局完整的皇家陵园，为我国五代十国陵寝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实例。

南汉二陵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6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更好地保护原址，南汉二陵博物馆也应运而生。

如从高空俯瞰，可见南汉二陵博物馆建筑群与康陵遗址展示区比邻而居。二者在空间上互为平行，皆坐北朝南。作为华南地区唯一一座皇陵博物馆，开馆已有五年的南汉二陵博物馆如今已经成为广州乃至岭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标。

—— 访谈——

南汉国为岭南“承唐启宋”

全洪（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

羊城晚报：南汉二陵考古，令我们对南汉国历史的认识有哪些变化？

全洪：从宋代开始，史籍记载对南汉国的评价都是偏向负面的，起先我们对南汉国这段历史的考古研究的确不够重视，南汉时期的墓葬挖掘较少，我们对它的断代也很模糊，要么把它当作唐墓，要么把它当作宋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南汉时期的古墓中不断出土有南汉铸造的“乾亨重宝”铅钱，这才为判断南汉墓葬提供了直接依据。

在发掘南汉二陵的同时，在广州市区中山四路一带的致美斋老铺位置和南越国宫署遗址处，又发现了南汉时期的大规模宫殿遗址和大量的建筑构件。

南汉二陵的发掘完成之后，我们更加认识到南汉国对岭南地区的独特贡献。它修建了如此大规模的陵园，墓中还出土了玻璃瓶等。北宋在广州设置的第一个市舶司，应该就是以南汉的相关机构为基础的，在对外交通贸易方面发挥着“承唐启宋”的桥梁作用。

羊城晚报：南汉二陵从发掘到实现原址保护，体现了广州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何种态度？

全洪：在发掘期间，我们就得到了大学城建设相关负责部门的全力支持。尤其是德陵，它的位置原本是规划中的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一栋教学楼的位置，原址保护的需求提出后，建设方迅速调整了教学楼的方位，让德陵留存了下来。

但怎样才能更好地去展示它呢？在原址建博物馆是国内通行的做法。比如1983年南越王墓发掘后，就在原址建了博物馆，包括后面的南越国宫署遗址、北京路千年古道、南海神庙的古码头和古遗址等都是对原址保护的范例。可以说，广州很早就形成了官方到民间的文化遗产保护共识。

同时，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不断呼吁在南汉二陵遗址旁边建一座现代化博物馆，也很快得到了省市各级专家的支持。当时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已经发掘了大量的文物，这些文物连日常整理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堆放在仓库。没有整理就没有研究成果，又何谈公开展示？

很快，市政府同意了南汉二陵博物馆的立项。在建博物馆的同时，我们还建了文物库房、文物整理空间、文物保护实验室等，博物馆的人力、物力也得到了充足配备。与当时国内其他市级考古所相比，广州的步子还是迈得比较大的。

羊城晚报：今年是广州考古70周年，也是南汉二陵发现20周年。广州考古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未来还有哪些重点？

全洪：70年以来，广州考古有三个大的发展方向：一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主要考古任务是墓葬发掘，如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与黎金曾合著《广州汉墓》一书；二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考古逐渐铺开；三是在番禺、增城等广州郊外对先秦遗址的发掘，不断探索广州地区文明进程，还原秦统一岭南前，岭南地区的社会发展面貌。所以现在我们是按三部曲、三条路径去研究以广州为中心区域的岭南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

确实还有很多问题等待解答。以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考古发掘为例，有关“海丝”的单件可移动文物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但一些建筑构筑物，比如码头类基础设施，还没有实现很好的挖掘。又比如，唐代皇帝派市舶使来到广州后有专门的住宿地，也就是市舶院，与之相关的建筑遗存我们仍没有发现。后来宋代开始在广州设置市舶司，市舶司的建筑基址我们也暂时还没有找到。这些都值得广州考古工作者关心和回答。

——延伸——

昭陵：另一座南汉帝陵

南汉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岭南的封建政权，作为“十国”之一，前后历任四代君主，共持续55年。目前准确可考的，该朝帝王陵墓除了高祖刘岩的康陵，还有中宗刘晟的昭陵。

据史料记载，中宗刘晟是刘岩的儿子，他在中原王朝和南方诸国动荡不安之际，将南汉统辖区扩大至十余州，国力和疆域面积达到顶峰。但其统治后期，由于贪图享乐，国力不断下降。

1954年，考古队员在广州原番禺县石马村石牛山山麓（今黄埔区广汕三路附近）发现了刘晟的昭陵。墓地三面环山，墓前原有石马、石象等。昭陵还有与德陵发现的同类器物箱。考古队员在昭陵墓室东侧清理出两层砖砌成的器物箱，共出土33件釉瓷器和147件六耳陶罐，其中四个六耳陶罐中保存有鸡类的骨头、鱼骨和蚶壳。

带有“乾和十六年”字样的刻字墓砖，为墓主人的判断提供了关键信息。“乾和”是南汉中宗刘晟的年号，乾和十六年即958年，刘晟去世。再根据该墓地理位置以及文献记载，麦英豪先生考证其为中宗刘晟的昭陵。

如今，在南汉二陵博物馆“汉风唐韵——五代南汉历史与文化”展厅内，公众可以观赏到许多南汉时期的出土文物，原立于昭陵墓前的石马、石象也迁移到了展厅内。

合作网站：“文史广东”http://www.gdwsw.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