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文藝 通訊員 任海虹

圖/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廣東地區偏居祖國南端一隅，至秦軍南下始融入中原文明。在正史記載中，這裡曾被描述為「化外之地」「瘴癘之鄉」……

實際上，嶺南自有嶺南的風姿：大量出土文物表明，廣東地區曾存在燦爛的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文明，廣東最早有人類活動的歷史可追溯至80萬年前……從出現先民的漁獵採集、到青銅古國，再到成為泱泱中華的南疆、文明對話的使者，悠悠嶺南既深受中原文明影響，又有自己的鮮明特色，是中華文明滿天星斗中極為耀眼的一顆。

自現代考古事業在嶺南勃興，百餘年間，經過一代代廣東考古人風餐露宿、青燈黃卷的不懈努力，一幅翔實鮮活的嶺南歷史畫卷正徐徐展開，在講好「中國故事」、提升文化自信的過程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壹

嶺南文物「摸家底」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內大學基本沒有正規的考古專業，考古力量十分匱乏。為培養全國各地的基幹力量，當時的國家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與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在上世紀50年代初聯合舉辦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又被稱為考古的「黃埔四期」，由裴文中、梁思永、夏鼐和蘇秉琦等著名學者授課。

全國各個省份爭相抽調文物幹部到北京培訓，來自廣東的麥英豪、莫稚、曾廣億、楊豪等先後從培訓班結業。數月的學習，為廣東這批學員日後的科學發掘和研究打下了基礎，並成為廣東當代考古的開拓者。

同一時期，廣東設立了專門的文物管理機構，包括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廣東省文物工作隊和廣東省博物館，文物保護管理工作體系逐步建立。在國家的統一部署下，第一次文物普查在廣東全省範圍（包括海南島）內鋪展開來。

在第一次文物普查前，部分歷史學者甚至認為：嶺南文明的開始是在被秦始皇50萬大軍征服之後，當地土著「百越人」才從蒙昧的原始氏族部落階段一躍跨入封建社會。嶺南地區沒有青銅時代，也沒有奴隸社會階段。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通過第一次文物普查，考古學者在廣東發現了眾多新石器時代至先秦階段的遺址。全省的文物分佈情況得以基本展現，著名的「馬壩人」頭骨化石和西樵山石器加工製造場就是在這個階段發現的。20世紀60年代初期，清遠馬頭崗春秋、戰國墓的發掘曾一度在廣東省內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揭開了嶺南青銅時代考古研究的序幕。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李岩認為，通過這次第一階段的「摸家底」工作，初步改變了「秦漢時期以前廣東地區是『南蠻之地』」的觀點。

貳

發現廣東「仰韶」

20世紀70年代後期，廣東乘着撥亂反正的春風，考古機構逐步恢復，考古人員陸續歸隊。這一時期，廣東主要展開了石峽遺址和「秦漢造船工場」遺址的考古發掘。

其中，曲江石峽遺址無疑是廣東百年考古歷程中最重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之一，它的地位相當於廣東的「仰韶」（1921年發掘的仰韶遺址，被認為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端）。曲江石峽遺址位於韶關市曲江區馬壩鎮西南，坐落於獅頭岩與獅尾岩兩座石灰岩孤峰之間的峽地，1972年由曲江縣文化館在調查時偶然發現，至今已逾50年。1973—1985年，石峽遺址先後歷經4次發掘，發掘面積近4000平方米，是目前廣東省內發掘規模等級最高的先秦聚落遺址，出土器物顯示該遺址與良渚文化存在密切聯繫。

考古工作者們在石峽遺址共發現四期文化遺存，為研究嶺南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文化的內涵、特徵、年代、分期及與其他文化的關係，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典型實物資料。最突出的發現是132座墓葬，其中102座屬於石峽文化墓葬，發掘者觀察到有火燒墓坑等跡象，更重要的是，田野工作中首次區分出一次葬墓和二次葬墓。

考古學泰斗蘇秉琦先生在《石峽文化初論》中正式明確了「石峽文化」的命名，並指出：「它（石峽遺址）的發現，為我們進一步探索嶺南地區從原始社會到秦漢以前的社會文化的發展找到了一把重要的鑰匙；還為我們探索這一地區社會發展諸階段與我國其他諸文化發達地區之間的關係找到了一個重要的環節。不言而喻，它也是我們進一步探索我國與東南亞各國人民自古以來相互關係的一個出發點。」

在石峽遺址前三次發掘中，還同期舉辦了三期考古人員培訓班（業內稱為「石峽班」）。這為廣東培養了大量文博考古人才，為嶺南乃至全國的考古事業發展作出了貢獻。

叄

廓清歷史地位

從「石峽班」走出來的這批學員，改革開放後填充到了廣東各地文博單位，成了當地的業務骨幹。「廣東的縣級基層文博單位都配備上了專業技術力量，這在歷史上是頭一回。」李岩說。

20世紀80年代初，廣東又迎來了第二次文物普查，新的考古發現和材料不斷出現。第二次文物普查的成果集結為《中國文物地圖集·廣東分冊》一書，在全國範圍內率先出版，成為廣東考古工作的重要參考書目。

在此階段，蘇秉琦先生提出著名的「滿天星斗說」及「區系類型理論」，他把中國文明起源階段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先秦時期的中國分成6個文化區，將嶺南劃入「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地區」。

隨後，嚴文明先生又提出中國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格局：中心位置在中原，好比花心。圍繞中心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為主體的文化區，就好比內圈的花瓣。嶺南則處於長江中下游這重花瓣結構的外層。

兩位先生的學說廓清了史前社會中嶺南地區的歷史地位，對廣東考古工作者理解第二次文物普查成果和石峽遺址產生巨大影響，也為當下「早期嶺南探源工程」的實施提供了理論支撐。

就在這個階段，1987年，世紀古沉船「南海Ⅰ號」在廣東海域被發現。為實現對它的順利打撈，廣東在國家的統一部署下，開設水下考古培訓班培養專業人才，成為我國水下考古事業的重要發端。作為擁有3000多公裏海岸線的海洋大省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發源地，廣東擁有從事水下考古得天獨厚的歷史和地理條件。以「南海Ⅰ號」的發現和整體打撈為標誌，廣東當之無愧地成了「中國水下考古事業的發源地」。

肆

進入「黃金時代」

以廣東省文物工作隊為前身，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現為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於1990年正式掛牌成立，嶺南文物考古專業力量進一步發展壯大。

隨着第二、三次文物普查和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的陸續展開，廣東的文物分類進一步細化，文化遺產類別也進一步豐富。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廣東各地掀起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高潮，配合開展的基建考古中接連出現重大考古發現。譬如廣深高速公路建設中發現的東莞村頭貝丘遺址，廣惠高速公路建設中發現的博羅橫嶺山先秦墓地，以及在深圳大學城建設中發掘出的深圳屋背嶺商代遺址，還有廣佛高速建設中發現的高明古椰貝丘遺址等。

此時，廣東考古工作者將搶救性考古發掘與課題研究相結合，新的認識不斷產生。其中，位於博羅縣郊的橫嶺山，曾發掘出300多座古墓葬，並首次在廣東兩周時期的墓葬中發掘出土了銅甬鍾和銅鼎。

考古學界認為，橫嶺山墓葬規模大、數量多，且排列整齊、大小有序，這意味着當時整個社會處於穩定有組織的狀態，說明嶺南地區在西周時期到春秋時期已具有相當發達的青銅器文化。

博羅橫嶺山先秦墓地的發掘，樹立起了嶺南商末周初至春秋時期考古學文化編年尺度，年代序列相比此前大大細化，廣東青銅時代的文化和社會面貌變得具象起來。

這一時期，廣東考古迎來了「黃金時代」，廣州南越國御苑遺迹、博羅橫嶺山先秦墓地、深圳屋背嶺商代遺址、廣州大學城南漢二陵、深圳咸頭嶺新石器時代遺址、高明古椰貝丘遺址、汕頭「南澳Ⅰ號」明代沉船遺址等項目先後獲評「全國考古十大發現」。

伍

揭開神秘面紗

嶺南地區遠離中原，歷史時期以前的文獻記載幾乎沒有。所以，相比於其他地區，嶺南地區的歷史文明溯源更加依賴考古材料。

近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時代廣東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嶺南文明探源和考古遺存的研究闡釋上。從鬱南磨刀山遺址到英德岩山寨遺址，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標誌着廣東考古迎來了新的階段。

其中，發掘於2014年的鬱南磨刀山遺址填補了廣東舊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空白，將嶺南人類活動的歷史由距今13萬年左右大幅提前至60萬至80萬年；發掘於2016-2018年的英德青塘遺址出土了中國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可確認葬式的墓葬，以及廣東境內保存最為完整的距今1萬年前的古人類化石；發掘於2019-2021年的岩山寨遺址則是嶺南迄今發現規模最大的新石器時代至夏商時期的中心聚落遺址。是曲江石峽遺址考古發掘40年之後，廣東發現的又一處新石器晚期高等級墓地。

2021年適逢中國現代考古學百年，好消息也相繼傳來：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及南越王墓和「南海Ⅰ號」沉船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英德岩山寨遺址入選「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隨着重大考古發現一再引發全國關注，廣東考古遺址年代從舊石器時代延續至民國時期，成果豐富多樣，並呈現出地上考古與水下考古齊頭並進的鮮明特色。在考古工作者與文史學者的持續開掘下，嶺南文明的獨特歷史發展脈絡正日益變得明晰、生動。

訪談

秦漢番禺城 「海絲」大都會

李岩（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

羊城晚報：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廣東考古工作的觀念和闡釋重點出現了哪些變化？

李岩：一方面是意識的轉變。從田野考古和水下考古兩個角度出發，我們經歷了從「摸家底」到研究闡釋的轉變。「摸家底」的理念是「保護為主」，後轉變為「保護為主，研究為先導，闡釋和宣傳為社會責任」，這是行業自身要求的變化。大家通常更關注重大考古成果，但我個人認為意識的轉變更重要，它是考古事業發展的持續不斷的動力源泉。

其次，我們的保護和研究不再滿足於解釋廣東不是「南蠻之地」，而轉向解讀不同歷史時期的嶺南貢獻與嶺南特色。

同時，我們還有一個更有特色的東西，就是研讀和闡釋「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廣東或嶺南貢獻。從秦漢番禺城算起，廣州是個延續了2000年之久的「海絲」大都會，無論是在文化自信還是文化傳承方面，都讓我們感到非常光榮。

羊城晚報：廣東考古經歷了數個階段，您認為接下來的努力方向是什麼？

李岩：我們知道，考古工作最基礎的部分是用實物史料做編年史，用石器、陶器或者銅器的發現把不同年代填上。按照我們目前的考古發現，1萬年前到7000年前這一時間段的嶺南文化遺存還處於缺環狀態，1萬年前的廣東代表性遺址是英德青塘遺址，7000年前的代表性遺址是深圳咸頭嶺新石器時代遺址。但二者中間這段時間的文化遺存我們暫時還沒有發現。這段時期嶺南地區到底是怎樣一個存在，我們還要努力調查和研究。

此外，對秦漢以來縣城城址和六朝到唐代早期陶瓷窯址的尋找，也是我們需要努力的地方。

羊城晚報：您在「早期嶺南探源工程」中，重點關注哪些問題？

李岩：第一，就是前面提到的1萬年前到7000年前的編年空白如何補上。

第二，是關於「海絲探源」問題。需要強調的是，「海上絲綢之路」不是在秦漢統一後突然出現的，在那之前應該就有長期積累。那麼，秦漢以前的「海絲」源頭到底是什麼樣的，需要進一步細化。

第三，是嶺南瓷源問題。在良渚文化同期的時間段，廣東地區燒制陶器的水準很高，這以普寧虎頭埔窯址群為代表。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廣東在瓷器起源當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伸

朱非素：上過戰場的傑出女考古學家

新中國成立以來，廣東考古名家輩出，他們在田野的泥土和一磚一瓦間尋找嶺南文明的拼圖，為廣東現代考古事業打下了堅實基礎，如商承祚、麥英豪、何紀生等知名學者。

出生於1937年的朱非素，是中國考古學界唯一上過抗美援朝戰場的女性考古學家。她作為主要執筆人撰寫的《石峽遺址——1973~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一書，於2016年榮獲全國考古大會最高獎——金鼎獎。

朱非素的家鄉在浙江溫州。1951年，年僅14歲的她報名參軍抗美援朝，擔任過護士、衛生員及文工團學員等。四年後，她複員返鄉，又響應黨中央「向科學進軍」的號召，經過刻苦複習，1958年考入了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

畢業後，朱非素一路南下，加入廣東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並將她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廣東考古事業。位於粵北曲江馬壩河盆地的石峽遺址，是朱非素用力最多、研究最多的一處遺址。

20世紀70年代，廣東考古事業剛恢復，朱非素就去了石峽遺址，在泥濘與暴晒的田野發掘中毫不退縮，得到蘇秉琦等前輩學人的高度肯定。從1975年至1978年，她是石峽遺址發掘工作的參與者；從1978年以後斷斷續續十多年間，她又承擔了這個重要考古發現的資料整理和報告編寫工作。

20世紀90年代廣東省成立考古研究所時，朱非素任所領導，負責制定了當時按流域劃分的課題規劃，將廣東史前先秦考古學文化面貌劃分為粵北、珠三角、粵東、粵西幾個區塊。她不僅身先士卒，還結合所內年輕人的興趣加以指導，為廣東考古培養後備人才。朱非素一生的主要學術成果，見於《嶺外求真：朱非素考古論集》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