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吴小攀

图/受访者提供

近些年来，有关苏东坡的书籍备受读者欢迎，苏东坡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刚继《苏轼十讲》《苏轼苏辙研究》《苏轼评传》之后，再版推出《阅读苏轼》。日前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如跟在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人后面跑 

羊城晚报：您是怎样走上苏轼的研究道路的？

朱刚：我攻读博士学位时，导师王水照教授是研究苏轼的专家，所以接触相关资料比较方便。不过最初我并不做苏轼的专题研究，我的博论课题是“唐宋古文运动”，其代表作家就是“唐宋八大家”，苏轼只是其中一家。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苏轼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

朱刚：传统上，我们把“古文运动”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文学运动来看待，但我认为，它实际上也兼具思想史、政治史的意义。在“古文运动”开展的同时，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正在改变其性质，从血统决定的贵族士大夫转变为考试出身的科举士大夫。我是从科举士大夫的崛起、科举士大夫文化的形成，这个角度出发，来构建自己对唐宋文学的阐释框架的，后来就发现，苏轼是这种文化的最好象征：他以读书应举起家，投入政治，成为一个党派的领袖，有能吏之称，同时注释经典、参悟佛道，形成自具特色的一家之学，且旁通医学、水利、美食、造园等诸多领域，在文艺上也非常全面，诗、词、文、书、画都达到顶尖水准。可以说，他是科举士大夫文化极盛期的一个标志。由此，我的研究兴趣逐渐集中于此。

羊城晚报：在您今年修订重版的《阅读苏轼》一书中，展示了一个怎样的苏轼？

朱刚：在这本书中，我也是以传统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变迁为背景，来叙述苏轼生平的。此书初版于2011年，当时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了一套书，写“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作家”，其中关于苏轼的一册，就授命于我。为了防止学生们把苏轼当现代职业作家那样去看待，我有意采取了这样的写法。如果读者想了解，什么样的人是传统社会中比较理想的士大夫，那就看看苏轼。

羊城晚报：对于您来说，关于苏轼的研究和写作，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朱刚：苏轼的全面发展，也给研究者带来许多困难，主要就是自己的知识结构与他不同，难以全方位地追踪他在诸多领域达到的境界。整个研究过程，就好像你始终跟在一个能力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人后面跑，经常望洋兴叹。不过有时候在某一点上忽然能跟他共鸣，也喜不自胜。自身有所提高，是最大的收获。

“轼有白之才，白无轼之学”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苏轼是有史以来文人的集大成者，甚至超过李白、杜甫、韩愈等，如果请您为古代的文人排一个座次，大致会是怎样的？

朱刚：从文学上说，我不认为他们有高下之分，只是风格不同，读者也可以随自己的喜好去接受。从某一个体的创造性获得充分展现，贡献出的业绩的丰富性来说，苏轼为最。这一点，苏轼的领导——宋神宗皇帝也有充分的认识，当谈到李白与苏轼比较的话题时，他说：“轼有白之才，白无轼之学。”

羊城晚报：也有人认为苏轼的诗词偏“俗”了，缺乏诗格、诗味，您认为呢？这是不是崇尚理性的宋代风气有别于感性的大唐所致？

朱刚：这牵涉到宋代文学研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日常化”的问题。它最初由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提出，用来说明宋诗的一种特点。这并不是说宋代以前的诗人就不写他们的日常生活，而是说，宋人的日常生活与此前有划时代的变化，而与今人基本相似，所以在今人的阅读感受中，宋人写出来的都比较切近世俗，他们描写的现象在实际生活中仍存在，他们的所思所感也容易理解，不像汉唐人的精神世界中有许多让我们感到陌生、惊异的东西。苏轼本人其实也感悟到这一点，他说魏晋人的“高风绝尘”已经难以复得。当然，贵族文人在文艺趣味上的那种“纯粹”性，是以贵族门阀制度为社会基础的，这种制度瓦解以后，“高风绝尘”很难复制。比如苏轼也曾企图追和陶渊明的诗歌，谓之“和陶诗”，但几乎所有读者都认为，那只是用了陶诗的韵脚，内容风格都不像陶诗，还是苏诗。

苏轼的好处是知无不言不肯沉默 

羊城晚报：为什么现代人那么喜欢苏东坡（苏轼）？

朱刚：对于学者来说，苏轼的好处是喜欢表达、善于表达，他知无不言，有什么想法必须一吐为快，不肯沉默，所以无论你想探究有关他的什么问题，大致都能在他留下的文字中找到自述。早稻田大学的内山精也教授，是研究苏轼的知名学者，他有一句读苏感受，就是“苏轼决不辜负他的研究者”，你在他身上花了多少功夫，他就给你多少回报。

王水照教授写过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苏轼的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他指出苏轼文学的一个特点，就是随时随处、终生延绵不断地反思自己的人生。由于经历复杂，这种人生思考的内容就非常丰富，而读者也容易在人生观的层面被他触动，受他影响。这大概是一般读者喜欢他的原因之一吧。

羊城晚报：其实苏东坡经历了太多坎坷了，在乌台诗案后甚至有自杀的念头，他也有低落的时候。

朱刚：从作品看，低落情绪是经常出现的。人生难免有失意者，或失意时。古往今来那么多失意的人生，寄情于文学，这才浮载起文学这艘大船，不至于沉没。苏轼的仕宦生涯，只有不到十年的顺境，大多数时间担当了异见者和逐臣的角色，所谓“一肚皮不合时宜”，虽是一句玩笑话，却也是真实的写照。但正是这样坎坷的人生，造就了一位善处逆境的东坡居士，我们从他的诗词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如何从痛苦中解脱，在各种环境中安身立命。

羊城晚报：苏东坡的人生坎坷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朱刚：宋代科举士大夫的人生路径，基本上就是这样：早年刻苦学习，钻研经典，了解时务，在出门应举之前，先已形成一套学说，对政治、历史、文化都有一些基本的见解，谓之“道”。考上科举后，作为官员，他们崇尚“以道事君”，按自己认为正确的道理去做，说服君主接受自己的主张，反对“苟合取容”。此后仕途或顺或逆，那就由遭遇的具体情况决定。当时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这三人可以说代表了三种政见，但三人的这种人生态度却相当一致，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科举士大夫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就苏轼本人的体会而言，“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我希望自己有益于世，但朝廷不采纳我的意见，那就接受命运了，所谓“吾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现代民主观念兴起之前，这是最有节操的一种生存方式了。具备这种节操的士大夫，才能创造出优秀的文化。苏轼的人生坎坷，具体地说，有时可归因于他的性格，但总体而言，是秉持操守的结果。

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偏离真实面貌 

羊城晚报：后世关于苏东坡的情感生活想象是否过于理想化？

朱刚：苏轼前妻王弗，出现在《江城子》词中，继室王闰之，出现于《后赤壁赋》，还有一位侍妾朝云，见于更多诗词。我们大致可以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去想象他们的爱情生活。若说妻妾以外的女性，则他的母亲程夫人，实际上是他幼年的老师。另外我还曾考证过一位“小二娘”，是大画家文同的孙女、苏辙的外孙女，幼年即到苏家，在苏家长大，后来嫁到常州，而常州就是苏轼买田安家的地方，他最后去世也在常州。苏轼对这位“小二娘”非常疼爱，可见于书信。在文学作品中写到家人、家庭生活，苏轼是比较多的，这也是“日常化”的一种表现。当然，也不宜完全用现代人对爱情的理解，去看待传统社会的男女关系，更不能用爱情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核心地位，去看待古典文学。研究唐诗的学者，经常认为唐人写“友情”比“爱情”重要，对苏轼来说，写他与苏辙的兄弟之情，也远远多于他写的夫妻之情。

羊城晚报：要正确地了解、理解一个古代文人，应该如何进入？

朱刚：就宋代以降的士大夫而言，目前专业学界比较重视对“人际网络”的考察，是传统学术中“交游考”的一种发展。比如要了解苏轼，除了苏轼本人的著作外，也要阅读他周围其他人的著作，苏辙、黄庭坚、秦观、司马光、王安石、曾巩、刘安世等，在其相互关涉、交错联结的一个“网络”中，比较客观、立体地进行把握。我所写的《阅读苏轼》的生平叙述是比较简略的，但我在叙述过程中仍想突出苏轼如何与周围的人沟通；《苏轼十讲》的篇幅比较大，涉及的同时代人物更多一些。我们国家发明印刷术最早，在北宋已迅速普及，留下大量的文集可供阅读。把同时代人的文集拼接关联起来，可以复现一段“活的时空”。

羊城晚报：您怎么评价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朱刚：在二十世纪的冷战语境里，林语堂把自己的政治立场、文化主张和文艺趣味，无偿“赠予”了苏轼，使苏轼如他所愿，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这当然引得许多人对苏轼的好感，也扩大了苏轼的海外影响，但与一位十一世纪的中国士大夫的真实面貌，无疑是有所偏离的。

羊城晚报：现在有很多关于古代人物的传记写作出版，其中有些“戏说”是不是过头了？

朱刚：对于了解汉魏历史的人来说，《三国演义》也是“戏说”，我觉得无妨。虽然逛书店的时候，看到满架“戏说”，或夸大其词的“历史”题材书籍，确有不适之感，但想到不同的书籍拥有不同的读者，也就不十分排斥。无论如何，读书总是“贤于声色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