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百年前，中国报业在离此不到1公里的十三行生发萌芽；八十多年前，郭沫若、夏衍、欧阳山、黄新波等人在此办报，为抗战奔忙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吴小攀 甘卓然 文艺 实习生 梁善茵 刘天曲

图/受访者提供（除署名外）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位于广州西关的光复中路曾是中国最先进报业集中地，被称为“报馆街”。据悉，以此为中心的相关街区保护活化实施方案已提交有关部门审批，修复工程即将展开。蒙着厚厚历史烟尘的报馆街是如何形成的？现状如何？将以什么样的面貌“重生”？日前，记者走访现场，采访了相关人士——

现状

老区旧街，走过一众风云人物

光复中路属于广州荔湾区，这条南北走向的街道，承载着中国近现代报业荣光，承接近两百年前邻近十三行商馆区及后来沙面租界区的办报传统。在1938年前后已是报馆、印刷厂、发行所林立，各式运报车在这片街区如潮水般聚散。如今，这里往来的大多是与报业无关的普通商贩，空气中已不复当年纸墨香……

乍看之下，这是一条有点破旧的老区旧街，南向行驶的单行道经常因车辆违停而有点堵塞，只有柏油路面和人行道上的地砖是新铺的。两边大多是两三层高的旧楼房，沿街一楼是五金店、维修店、粥粉面店等，招牌五颜六色，电线杆横七竖八。

沿着人行道行走，时不时会看到一些人家门口墙上嵌着黑底金字说明牌——“广州市传统风貌建筑”或“广州历史建筑”：《西南日报》报馆旧址、《中正日报》旧址、《民声日报》报社旧址、新中国印刷厂旧址……有的旧址是简陋的西关民房，甚至还保留着木趟栊门；有的是中西合璧的旧水泥建筑，立柱门面、圆拱屋顶、满洲窗，虽然墙体斑驳脱落，仍不同凡响。

《群声报》旧址马路正对面居民房的一位住客告诉记者，这栋水刷石、西式柱式的四层建筑常年大门紧闭，应该早就没有人住。走进《西南日报》旧址所在楼房，沿着锈迹斑斑的陡峭镂空铁梯上行到二楼，楼道光线昏暗，两边格仔房房门紧锁。《中正日报》旧址内更是纸屑、烟头遍地，墙上落满灰尘，蛛网密布。

长寿路呈东西走向，与南北向的光复中路呈正十字交叉，红色《救亡日报》旧址就在交叉路口的长寿东路上。今年3月8日，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许瑞生带领省政协专题调研组成员，到此进行历史文化传承保护专题调研，并在其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要充分挖掘名人故居线索，特别是历史重大事件发生地背后的故事，深入揭示名人故居的文化价值。

《救亡日报》旧址是一栋三层楼的灰色水泥建筑。据许瑞生《广州昌兴街出版往事寻踪》一文所述，当年楼下是发行部，二楼是编辑部，三楼一部分堆存报纸，一部分作同人宿舍。如今，一楼是珠宝店，二楼、三楼有人居住，已换上新铝合金窗，窗帘低垂。很难想象，看起来如此不起眼的老街，曾经走过郭沫若、夏衍、欧阳山、草明、司马文森、黄新波、钟敬文等风云人物。“报馆街”，承载着一个逝去的时代……

记忆

几度兴衰，报馆印厂聚而复散

鸦片战争前夕，西方人在广州十三行地区创办多种报刊，这里便成为中国近代报刊的诞生地。其后，办报中心在这片区域内不断迁移，直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迁移到如今的光复中路一带，因为离沙面租界不远，物流方便，因此，许多报馆的编辑、印刷、发行及相关人员的吃住行逐渐集中于此。以光复中路为中心的繁忙报业街区渐渐形成，俗称“报馆街”。

据《荔湾区志》记载，民国时期西关报社有130多家，占当时广州全部报纸的半数以上。而据最新调查，自清代以来仅报馆街区域就存在过63家报馆、12家印刷厂，出版的报纸大致包括商贸信息、革命思潮、生活大众三大类。其中，《七十二行商报》上刊登很多商贸广告；《越华报》面向生活大众，是较早做卫生宣传和女性形象宣传的报纸之一；还有一些报纸倡导革命思潮，如《救亡日报》就以抗日宣传为己任。

八十四年前，郭沫若曾踏足这条街，寻找复办《救亡日报》的合适社址。《救亡日报》是由国共合办的报纸，创刊于上海，社长是郭沫若，总编辑是夏衍。据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上海沦陷后，周恩来指示把《救亡日报》搬到广州出版；郭沫若经过香港先行到达广州，通过关系在长寿路找到社址。据郭沫若在《洪波曲》中回忆，广东最高军事长官余汉谋表示“每月愿捐助毫洋一千元，按月支付”，《救亡日报》得以在1938年元旦复刊。

为方便工作，《救亡日报》吸收了一些广东籍人士参加工作。欧阳山、草明、司马文森、黄新波当义务记者，钟敬文等当义务撰稿人。工作人员既无薪水，也无稿费，每人每月只发三五元的零用费；报社为外地人提供宿舍，大家一起吃大锅饭。

抗战期间，自1938年5月后，日军开始轰炸广州市区，造成大量市民伤亡。夏衍回忆：“我当时正在官禄路宿舍写稿，附近落下一颗炸弹……我们全社动员，去采访轰炸后的惨状。当时遍地都是被烧焦了的尸体，这是我毕生看到的最惨的情景。”

10月21日，日军进占广州。在此前两天，夏衍已有预感，在托人带给香港的廖承志的信中说，“当局好像早已决心放弃这个中国仅有的富庶的城市了”“整个广州像被抛弃了的婴孩似的”。广州沦陷前一天，《国华报》《越华报》《环球报》都宣布自动停刊，夏衍“在广州市街最后的散步”后，回到报馆，写下停刊社论《忍着眼泪和广州的市民暂别》……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报馆街的部分报馆复刊，但有些已开始向东迁移。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街区内报馆全部迁出。如今，只有少数街坊知道，民国时期，这里曾经存在过一条辉煌一时的“报馆街”。

未来

修复将启，有望再现历史荣光

日前，继广州市公布了《光复中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规划》后，相关街区的保护活化实施方案已提交有关部门审批，修复工程即将展开。据主持过永庆坊等老旧小区微改造工程的荔湾区住房建设和园林局二级调研员江伟辉介绍，规划中的“报馆街”是以光复中路为中心的街区统称，已确定旧址并在此次修复范围内的有7处报馆旧址和1处印刷厂旧址。

据参与此次改造的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住街设计师团队介绍，项目的核心是引进与媒体相关的产业，打造一个包括岭南报业文化馆在内的近代岭南报业文化体验地；其次，引入一些公共服务设施，构建一个西关市井新社区。

报馆旧址分布零散，权属关系复杂，如何分别对待、各自修复，是不小的考验。江伟辉说，目前已有多个相关部门参与了修复方案的共编联审，荔湾区住建局负责街区的微改造。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赵建国曾两度走访“报馆街”，他认为：“报馆街这样的历史遗迹是一种无形的资产。”

未来，“报馆街”如何在修复保护中活化，成为人们追怀中国新闻业发轫的“圣地”，成为广州新的网红打卡点？值得期待。

访谈

“报馆街”：研究广州近代史的特殊视角

赵建国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羊城晚报：您如何评价广州在中国报业发展中的地位？

赵建国：广州是中国报业的发源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近代报刊主要集中在广州十三行商馆区，这是中国最早的报业和信息中心。鸦片战争结束后，香港和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新的新闻中心，但广州始终是近代中国报业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

羊城晚报：中国近现代报业在广州的发展得益于哪些因素？

赵建国：近代报业在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率先得到发展，这里是贸易中心，也是信息交流中心，还是引进先进印刷技术和机器的桥头堡。

光复中路报馆街形成原因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是媒介技术的发展，近代中国的印刷技术、印刷厂，特别是广州的印刷工人，都在西关的第七甫和第八甫（“报馆街”一带）；其次，西关的近代教育环境较好，读报的人多，报馆的报纸能卖出去；此外，还有文化、经济、政治等原因，报馆街离沙面租界不远，可以为报人提供保护，因此，当时的办报思路也很大胆、开放。

羊城晚报：现代新闻史上对广州报馆街有没有相关评价？

赵建国：目前，广州报馆街在新闻传播史教科书和著述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叙述，仅有极少数广州新闻史和城市史会涉及。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州近代报刊史没有得到重视，研究力度很不够，以致广州光复中路“报馆街”的名气远不如上海近代报馆的集中地“望平街”。

羊城晚报：广州“报馆街”旧址有什么样的历史价值？

赵建国：它的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是研究广州近代史的特殊视角，可以丰富以往研究的缺失；其次，它是广州红色新闻宣传的象征和标志，佐证广州确实是革命策源地建构的一部分；此外，它也是广州城市记忆的重要资源。

羊城晚报：在新媒体环境下，保护修复“报馆街”有何意义？

赵建国：修复“报馆街”，首先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是独特城市面貌的一种展现；其次“报馆街”旧址是培育爱国主义、地方归属观的鲜活教科书。至于保护修复，这就需要历史主动，不仅要给予一定的资金投入、建设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街区，也需要借助新媒体手段宣传，使之成为文化名片甚至网红打卡地。

延伸

从十三行到“报馆街”

从1757年开始，广州“一口通商”时间长达85年。当时，清政府要求所有洋行和外国商人都集中在广州十三行商馆区，不能随意与中国人接触。于是，以在华外国商人为办报主体和服务对象的早期报刊，都局限在十三行商馆区。其中，1833年8月1日(清道光十三年七月）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被认为是“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

鸦片战争结束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的办报活动由广州、香港扩展至上海。报刊发行中心的转移，使广州报业沉寂多年。直到沙面租界开辟，报刊才呈现新的生机。1898年开始，广州呈现办报热潮，一直持续到1912年。其间广州新创报刊约114种，数量仅次于上海、北京，居全国第三位。

随后兴盛的华资报刊大多数集中在西关十八甫、第八甫、第七甫以及邻近的第五甫、光雅里和多宝大街等区域。1931年，第七甫和第八甫合并改造，更名为“光复中路”，集中了《七十二行商报》《广州共和报》《国华报》等众多报馆，形成别具特色的“西关报馆街”，成为民国时期广州报业繁盛至极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