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东文化是广东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与岭南文化并重的存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岭东文人、学者、画家、电影人筚路蓝缕，开创出独特的文艺风格，领一时风骚。

现代岭东文艺印象一瞥

文 | 黄国钦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2年第5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岭东大地上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不绝如缕。当时，振臂一呼跟随者众的，有杜国庠、李春涛、王鼎新、李春蕃（柯柏年）、许唯心、许美勋等，都是领一时风骚的人物。他们通过组织文学社团，出版刊物报纸，兴起新文学创作热潮，推动潮州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孕育了一批知名作家和文化人。

1923年，潮州地区最早的新文学社团火焰社成立，成员有：许美勋、丘玉麟、洪灵菲、戴平万、冯瘦菊、曾曼尼、罗吟甫等五十三人，火焰社出版了《火焰》周刊，刊登于当时的《大岭东报》副刊。《火焰》周刊由冯瘦菊和许美勋轮流主编，先后出版了一百多期，发表了“五四”之后各地创作的优秀短篇小说、新诗、散文、随笔、独幕剧、评介和翻译作品，还曾编辑过“苏俄新进作家高尔基”等一系列专辑。

冯瘦菊的妹妹冯岭梅，笔名冯铿，十几岁时便在汕头的报纸副刊发表作品，这个时候她还未到参加火焰社的年龄，却经常为《火焰》周刊撰稿。1925年1月至1926年11月3日，她曾经在《岭东国民日报》副刊《文艺》，以《深意》为总题，连载一年多，发表了一百多首抒情诗。

1929年冯铿到了上海以后，与“左联”五十多位发起作家之一的许美勋结成了夫妇。许美勋是潮安彩塘宏安人，冯铿乃潮安枫溪云步女子，当其时，上海滩头有不知多少来自潮州的热血男女。1931年2月7日，冯铿与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五个人，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枪杀。鲁迅获悉后，愤而写下了不朽的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

虽只有二十四岁的青春年华，冯铿却与“左联五烈士”一起，盛放而永不凋谢。

有人离开岭东远去，也有人不请自来。

1926年秋天，郁达夫在编完《创造》月刊创刊号之后，应郭沫若之邀，乘班轮离开上海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文科教授。10月19日，轮船停泊汕头，他即登岸，欲访留日的同学彭湃、李春涛，同行的还有黎锦晖的弟弟黎锦明。

那时候，黎锦明西装笔挺，年轻气盛，颇为矫健。而郁达夫则身穿长衫，面容瘦白，像一个商人。他们由许美勋、冯瘦菊带着，来到了招商路一横巷一号火焰社的通信处。

这一段时间，许美勋一直在这里编《汕头星报》，火焰社便借这里作为通信处。

郁达夫翻看了《火焰》周刊的几首新诗后，颇为礼貌客气，说：“比《创造》月刊还办得好。”此前，郁达夫有没有看过《火焰》周刊不得而知，但对火焰社有所了解应是肯定的，才会有对《火焰》周刊的赞美之词。

那个时候，彭湃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任主任，办事处设在汕头市志诚路十七号，他们一行来到这里，恰好彭湃外出，没遇上，只见到其间的妇委会书记吴文兰。在交谈中，郁达夫掏出名片，顺手拿过毛笔，将名片右上角的“北京大学教授”六个字涂掉，自己说：“彭湃最讨厌这些衔头。”

走出了办事处，四个人穿街过巷，路上人来人往，嘈杂喧嚣。许美勋怕郁达夫印象不好，解嘲说：“这些小路，太脏。”

郁达夫则翩然一哂：“城市都是这样，有大马路，便有小街陋巷。光明与黑暗，原是互相依存交错，这叫城市的阴影嘛。”

当时，火焰社虽远在岭东，却并非偏于一隅，它与国内各新文学团体，如上海创造社、天津浅草社、北平文学研究会、语丝、未名社等，均建立了联系，相互赠刊物，文讯相往来。

话里言间，许美勋、冯瘦菊表达了火焰社社员们对创造社的好感、对郁达夫的倾慕。文人相亲，其情也切，其声也轻。郁达夫细细听着，忽有所感，提笔挥写：

五十余人皆爱我，三千里外独离群。

谁知岭外烽烟里，驿路匆匆又逢君。

郁达夫和黎锦明离开汕头后不久，郁达夫又在广州给许美勋邮来了一首七律：

侏儒处处驰肥马，博士年年伴瘦羊。

薄有文章传海内，竟无饘粥润枯肠。

敢夸邻女三秋望，忝受涪翁一瓣香。

升斗微名成底事，诗人到处倍凄凉。

1927年，安徽霍邱（今金寨）人蒋光慈、安徽芜湖人钱杏邨（阿英），与广东潮安人杨邨人，在上海北四川路老靶子路附近，开了一家新书店。人们看到，书店的招牌，是用一幅白竹布做的，上面用美术体写着两个很大的字“春野”，用图画钉按在门内左边的墙壁上。

这是画家徐迅雷的设计和手笔。

至于书店的取名春野，则有一段由来。当时，三个人在讨论了开书店的步骤后，就谈到了书店的名字，由于彼此之间意见不一，争论了好长的时间也莫衷一是。

就在大家都有些厌倦之时，钱杏邨随手翻了翻桌上一本新出的杂志，蒋光慈斜目一瞥，见里面有两句古诗，是白乐天的《赋得古原草送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高声喊，有了有了，就叫作“春野”吧。接着解释说，从某种积极的意义看，这“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正象征着我们目前的情景与我们将来的前途呢。

钱杏邨、杨邨人皆拍手称妙，店名便在哈哈笑中，确定无疑。

除了店名，贴在墙上的，还有书店的“招股章程”，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本店资本额定三千元，分三百股，每股十元，由发起人承担半数。”

说来奇怪，这新书店的生意，竟然相当好，而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有了春野书店这个背景，对外活动也变得容易、方便，不仅有外来资本源源加入，钱杏邨、杨邨人还将自己的著作，卖给亚东书局，从而获得几百元的稿费，转过来再作为股金，投入书店。

春野书店的资本金，眼看着日益雄厚，三个人的心气，也一日日地提升。1928年1月1日，《太阳月刊》正式创刊，钱杏邨、杨邨人都成为这份刊物的编辑，这也是“太阳社”名称的由来。当时所谓的“社”，并无什么组织、职员之类的名目，只不过要发行刊物，便需要有一个机构、名堂罢了。

《太阳月刊》出版不久，三大将蒋、钱、杨便深深感到，如果不组织一个联合战线、不标明旗帜招募同志、不张开双臂充实力量，将不足以立足文坛。于是，以三大将为核心，正式成立了太阳社，社员还有王艺钟、徐迅雷、洪灵菲、林伯修（杜国庠）、楼建南（楼适夷）、戴平万、夏衍、殷夫、孟超、刘一梦、冯宪章、任钧、童长荣、祝秀侠、顾仲起等，潮州人占了三分之一。

1928年5月20日，太阳社成员洪灵菲、戴平万、林伯修（杜国庠）等几个潮州人，又组织成立了“我们社”，他们一边参加太阳社的活动，一边创办《我们》月刊，跨社发表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的作品，包括理论主张、文学创作，由晓山书店出版，成为当时一个与太阳社、创造社都有密切关系的文学社——我们社。

戴平万出生于韩江畔的归湖，洪灵菲出生于韩江畔的江东，林伯修出生于韩江畔的莲阳，三个饮用韩江水的潮州人，在苏州河畔携手，在海派文坛翱翔。

此种风气，真是让人感到天翻地覆，推陈出新。以前在上海街头，人们看到的是潮州商人的背影，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街头，人们看到的是潮州文人的身影。

其时，潮州街头也时时处处皆有文化人的履踪。1930年，潮州成立了一个大型诗社“壬社”，成员来自于潮梅十五属，当时誉为“岭东三杰”的侯乙苻、刘仲英、石铭吾，都是壬社的成员。壬社的社长为饶锷，他的一个儿子，名饶宗颐，涉猎广博，卓尔成家，后来成为西泠印社的社长。壬社其他成员有：辜师陶、杨光祖、黄海章、詹祝南（詹安泰）、王显诏、杨睿聪、郭餐雪等。

饶锷曾作《壬社序》以记载其盛，序曰：

诗文结社，自昔有之，……最著者，如明季之复社、清末之南社，声气之广几于波靡全国。吾潮自明以来，诗人肩背相望，而立社聚讲，以余所知，则有贞社、达社承复社之风；韩社、壶社继南社之后而不佞，十年前亦有瀛社之倡。

由此可见，文人相亲，以诗文而结社，在潮州有悠久的历史。

那时期，方兴未艾、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重新把沉寂已久的民间歌谣带进文学的殿堂。北京大学的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发起歌谣征集，成立歌谣研究会，出版《歌谣》周刊。自北至南，自东向西，其风之盛，席卷全国。天南地北，大河上下，许多思想激进的民俗学者，全心投入，身体力行，收集、编印民间歌谣，南有钟敬文的《客音情歌集》，东有顾颉刚的《吴歌甲集》。

受其影响，潮州的有识之士，如丘玉麟、金天民、林培庐，都很快地各各编出了潮州歌谣集子。

1927年4月，周作人为林培庐编的《潮州畲歌集》作序，序文收入周氏的《谈龙集》一书。同一年，丘玉麟编的《潮州歌谣集》面世，周作人也为其作序。林培庐、丘玉麟都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老师为学生出的书籍作序，乃天下第一等快事。

后来，有杨方笙在《潮州歌谣》一文中做过评论，说：“1927年，北大毕业，其时任教于金山中学的丘玉麟编辑、整理、出版了第一部《潮州歌谣集》，称得上是筚路蓝缕之作。”

金天民这人，与林、丘二位不同，林培庐为揭阳人，丘玉麟是潮安人，而金天民原籍浙江绍兴，童年时因八国联军侵华，随双亲避兵乱，辗转落户潮州，他能够热心留意收集潮州歌谣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并且，金天民的《潮歌》一书，整理、出版时间，与丘玉麟的《潮州歌谣集》非常非常接近，而许多歌谣能互不重复，不能不说难能可贵，而二书在歌谣的收集数量上，保存了更多的原始资料，更恰似是日月同光，双璧争辉。

那个时期，潮州城里，众多报纸之中，有两家报纸的营销策略和办报手腕，比之其他报纸有独到之处。

《建设报》是1928年，由陈政等人创办。民国初年，陈政曾出任福建永定县长。副社长郑新煌，1928年曾任潮安县教育局长，因仅有中学学历，不久就辞职不当。总编辑陈光河与陈政同乡。编辑吴荣弘，彩塘院前人。经理卢儒通，河内西都人。记者黄家瑜、郑义之。社址设于铁巷二号己略黄公祠内。该报每天出版一中张，刊载中央和省的电讯和地方消息。有时加印画报一小张。校对沈敏，不时写一些潮州城内街道杂谈和地方掌故，有可读性，多期连载。

1931年，《大光报》创立。张可群任社长，总编辑吴君懋，副总编辑赵文瑛，编辑张亦文、黄云湖、李新哲等，记者张毓华、许醒五、黄家瑜，经理赖爱德。又聘请名儒戴先俦，韩山师范教师詹安泰，金山中学教师宋万里等为特约撰述，不时发表诗词散文。

《大光报》设于柳衙巷张厝祠，其阵容庞大，人物众多，高手林立。

它所倚重的戴先俦，别字贞素，笔名贝丝，是取贞素两字的各一部分。先前火焰社正旺的时候，他也是《火焰》周刊的健将之一。他的一个儿子就是戴平万；他的一个外孙女饶芃子，也从事文艺这一行，后来任暨南大学副校长。

詹安泰于数年之后，到中山大学任教授，出任中大中文系主任。临走之时，特别推荐青年才俊饶宗颐到韩山师范接他的课。及至2008年，广东省评选岭南文化世家，几经筛选，共评出了三户文化世家：广州刘逸生家族；潮州詹安泰家族；东莞容庚家族。“岭南文化世家传记”丛书也随之出炉：《风雅出家教家风世代传：广州刘逸生家族》《治学续家风文质两炳焕：潮州詹安泰家族》《五代书香传一门两大家：东莞容庚家族》。

当时，《大光报》每天出版一大张，篇幅较大，内容也多，既侧重教育方面的宣传，亦刊载各地电讯与地方新闻。还有一个副刊园地，经常发表戴先俦以贝丝为笔名写的文言小品。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街头不单活跃着潮州的文学人士，也活跃着潮州的电影导演、电影演员。这些潮州电影人，有的是居于上海的世家子弟，有的则是从潮州搭船而来的青年。那时，潮州人已遍布东南亚及南洋各地，久沐海外洋风洋气。十里洋场上海，较之本省省会广州，对潮州人有着更大、更多的吸引力。

1913年，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便由潮阳人郑正秋编剧，与张石川联合导演。剧本内容，以潮州地区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片长约四十分钟，轰动一时。以后，郑正秋还于1923年，创作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正剧长故事片剧本《孤儿救祖记》，影片上映时，在与外国片的竞争中，占据上风。郑正秋之子郑小秋，在《孤儿救祖记》中，主演主角孤儿余璞，成为了我国第一位少年电影演员。

1930年，潮安人陈铿然，导演用蜡盘发音摄制的有声电影《虞美人》，成为中国有声电影的序曲。《虞美人》是中国的第一部有声电影，陈铿然在导演时，必须拿着秒表，一方面揿着有不同暗示的铃，候准时间对口型；一方面看着秒表，指挥演员开口和动作。郑正秋、郑小秋大名鼎鼎，人们知之甚多，陈铿然则不然，人们对他知之少之又少。

辛亥年间，武昌枪响，易帜换旗，一元更新。当时，电影还被大多数人视为一种消遣性的游戏，甚至还拿它与伶人同类比，从事电影，不但要担风险，还为人所不齿。

陈铿然在一派不看好中，逆流而上，他说，电影乃“新生之综合艺术，描写人生之艺术，有普及教育之功也”。鉴于这种认识，他不畏舆论漩涡，心甘情愿地投身于银幕。

陈铿然属于青年出道。1925年，他从潮安踏入上海不久，虽只有十九岁，却在上海创办友联影片公司担任经理。这一年5月15日，上海日商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紧接着，5月30日，英国巡捕在南京路向徒手的群众和学生开枪，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陈铿然激于义愤，实时实地拍摄了这一时期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实况，剪辑成两本长的纪录片《五卅沪潮》。影片由陈铿然监制，刘亮禅、郭超文摄影，徐碧波编写字幕说明。

《五卅沪潮》的拍摄备尝艰苦。在5月30日事件发生后仅一小时，陈铿然与摄影师刘亮禅，由司机胡廷芳驾车，飞速赶到南京路现场，眼疾手快冲着巡捕房门前，抢拍了一些正在洗掉血迹的镜头。

6月2日，到南码头同仁辅元堂拍摄死难烈士镜头，当时停尸室内光线太暗，死难者面部拍不清楚，他们急中生智，爬上屋顶开了临时天窗；下午，拍摄了同济大学全体学生抬尹景伊烈士的棺材游行街市；后来又拍摄了白克路宝隆医院内、山东路仁济医院内重伤受难者的许多镜头。

那时，这两座医院周围满布着武装岗警，极难进去，是医院的医生们帮忙，把摄影器材藏在手提药箱内带进去，摄影人员，也乔装成护士、助产士，混了进去。病房外虽一直有人巡逻，但他们得不到医生的允许，不能进入病房。所以拍摄重伤者的镜头时，不致受到阻碍。

影片还摄取了上海大学被封闭、学校罢课与学生沿途演讲、工商界散发传单、商店罢市、群众集会等珍贵镜头。

当时，上海的影片公司不下数十家，但除了友联的这部影片，和长城画片公司拍摄的短片《上海五卅市民大会》（单本）外，就再也没有同类题材的影片了。此片是友联摄制的第一部影片，也是陈铿然漫长银幕生涯的起步。

和陈铿然同乡的陈波儿，则影剧双栖，技压群芳。1929年，陈波儿参加创造社创办的上海艺术剧社，主演过话剧《梁上君子》《炭坑夫》《街头人》《爱与死的角逐》《西线无战事》。1934—1937年，陈波儿以其出色的演技，先后在明星、电通等影片公司，主演影片《青春线》《桃李劫》《生死同心》《八百壮士》等。

让人铭记不忘的是潮阳人蔡楚生。1932年，蔡楚生独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南国之春》面世。1934年，他自编自导的电影《渔光曲》，在上海首映时，创连续八十四日，日日爆满，日日座无虚席。他的电影《都会的早晨》《新女性》《迷途的羔羊》《孤岛天堂》《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独特的电影语言、凄美的电影画面、勾魂的电影音乐，让人沉思久久，没齿难忘。

蔡楚生这人，注定神奇。他七岁时，在潮阳乡下读私塾，受的是旧式的启蒙教育，打的是传统文化的根基。十二岁时，被父亲送到汕头，在蔡家与人合资开办的杂货店当学徒，十九岁时，在汕头参加店员工会，组织进业白话剧社，自编自导自演，并试写文章和绘画。1929年，二十三岁的蔡楚生只身来到上海，辗转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担任郑正秋的助理。

潮州人就是这样，读书亦能成才，自学亦能成才。

就在文学人士、电影人士纷纷踏足上海之时，潮州的绘画人士，也不甘后人，他们背起行囊，飘然而至，也来到沪上。这些青年学子，痴迷海派，追寻任伯年、吴昌硕、蒲华、虚谷，也仰慕刘海粟，听多了他的故事，愿做他的门徒、弟子。

说起来，潮州的绘画，自有悠久的历史。在潮州绘画史上，迄今能见到的最早的署名绘画墨迹，是明代吴殿邦的墨兰。斯图兰叶飘举，山岩盘踞，行笔苍老秀润，气势雄浑阔大，完全可以与元代赵孟頫、明代周天球的兰竹相媲美。

清初陈琼画的飞禽是潮州空前绝后的杰作。他的雄鹰图，画一羽雄鹰企立于海边礁石之上，抬头远眺，气魄雄伟，脚爪之鳞状、大腿之羽毛、目珠之玻璃质感、喙尖之坚硬锋利，都描画得生动逼真、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与明代林良的双鹰图相比，鹰的雄姿造型较为细工，因而质感更胜一筹。

潮州绘画，受海派的影响最深，其次闽南。闽派画家房修，于前清康熙年间，从福建迁居潮州城里的马房巷。坊间有传，房修来潮，颇引人注目，因为他与众不同，“入城挑十三担画稿”。可见他创作力之旺盛。房修落籍潮州，曾设帐课徒，传授闽派画法。黄璧、陈琼、李灿、赖焦等，均得到他的亲授。

岭东一带广受海派之影响，首先也是因为有海派画家进入潮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潮州城，不但吸引洋人，也吸引众多域内的艺术家，他们到潮州落户，以图发展。

当时，南京杨国崧便于清末，举家迁居潮州，落户潮州新街府仓巷。杨国崧与任伯年亦友亦师，收藏任画甚多。长子杨栻，绘画承接家传，直入任伯年之室。次子杨棫，画也大气，1931年，兄弟俩作品均入编《岭东名画集》。杨氏父子三人，均是潮州专业画家，存世作品颇多，一看便知是海上任氏真传。三人的艺术活动，对岭东地区影响殊深。

饶宗颐是杨栻的入室弟子，一直念念不忘作画功夫乃起源于杨师画室。2004年为杨栻画集作的序中写道：

余年十二，亲灸先生之门……家藏名作，任画尤多，供余泛览。故余自少为擘窠书、能站立抵壁作山水大画，实植根于是。

潮州学子到上海求学绘画，首开先河的，是潮州城内的王显诏。1922年，他进上海大学美术专科班，1924年毕业后回到潮州执教。他的墨竹誉播全国，一次在上海笔会画竹，沪上的诸多画竹名家，都请王显诏率先开笔。第二人为揭阳的林受益，1923年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刘海粟、潘天寿等，三年毕业，刘海粟为他的画题字“高秀苍浑”。第三为揭阳刘昌潮，1927年考入上海美专，1930年毕业，以墨竹行时名世，天安门城楼，曾悬挂他的墨竹。

那个年代，潮州学子就读上海美专，有一百多人，后来声名较著的，还有陈文希、王兰若、李开麟、许良琨、杨思园、郑奕辉、黄家泽等。这批学子沟通了上海与潮州的画学关系以及人际关系。

1931年，由孙裴谷、范昌乾、高振之牵头，在汕头文华图书公司出版了《岭东名画集》，名士吴子寿在画集的序中撰写：

他日岭东画家作品，抗衡于域中。

岭东画家集结在一起，成为一个流派、画派“岭东画派”，正是形成于此时。后来，广州艺专校长、国画家胡根天看到了这个流派的一个画展，曾评说：“从这个画展，可以看出岭东画风与岭南画风的不同，有它的独特艺术风格。”

岭东画派早期的画家，多出生于清代。晚近的画家，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初。那时，中国画所面临纷繁复杂的社会巨变，正好贯串了他们的艺术创作全过程。

这也正是岭东画家之所幸，岭东国画因与海派“联婚”而上了层楼，发生了质的变化。后人曾有评说，谓：

百年来岭东这批学海派的画家、画作，呼之为“岭东画派”也未尝不可。他们同一地域（岭东）；同一时代（二十世纪）；有共同思想（追求传统笔墨）；有共同师资（上海画派），这些条件足以构成一个画派。

美术史家孙克亦说过：“过去只知岭南不知有岭东，岭东应与岭南并存，岭东作品更有传统笔墨。”

一时之风气，余韵仍袅袅，岁月已逝矣，精神长不朽，今天的人们，更记得他们的开拓之功而光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