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古代海上丝路相关问题研究三题

文|陈占山

摘要：潮汕处在我国古代海上丝路的前沿地带，本地居民自很早起就参与了有关航道的开辟，并在此后一直活跃在这些航道上。宋元明清时期，潮州是私人海外贸易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对于当时海上丝路的发展和持续繁荣做出了贡献。本地的历史发展与海上丝路存在密切联系，有关研究开展多年，已取得显著进展。同时，也存在某些需要进一步深入、拓展和加强的方面。

关键词：古代海上丝路；潮汕海外贸易史实；研究进展；存在问题

作为潮学、潮汕文化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潮汕古代海上丝路相关问题（实际上就是汕头开埠之前潮州与海外国家的经贸文化交往）的研究已持续数十年。任何学术研究在经历一定时期后，都应有必要的回顾和总结，但截至目前，上述研究却未见学者来做相关工作，这正是本文撰写的理由。笔者将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一、潮汕古代海上丝路问题的由来及

主要史实

众所周知，古代海上丝路是古代中国同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非洲等地区交往的海上通道，而确凿无疑的是，潮汕正处在我国海上丝路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交汇的前沿地带,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本地居民自很早起就参与了这些通道的开辟，并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始终活跃在有关航道上。学术界将对潮汕的有关研究与海上丝路问题进行对接，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1994年8月18日至22日在汕头大学和南澳岛举行“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做出这种对接的标志性事件。而细究起来，当时之所以会有如此动作和这样一个会议的举行，除潮汕文化研究正在兴起，以潮人海上、海外活动在其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自然会成为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而客观存在自行链接这一趋势外，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活动的推动，也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1987年该组织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东西方全方位的对话和交流，制定了《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项目）1987-1997十年规划，随后组织实施了一系列考察活动和学术会议。正是由于有着这样一些背景和活动，一时激活国内外本来就已存在的相关学术研究热情，之后我国许多社科人文科研机构、高校（当然也包括汕头大学）遂群起响应。

潮汕的历史发展，确实与海上丝路存在密切关联。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利用海上交通,本地居民从很早起，就与相邻地区、甚至海外开展贸易活动，从而应该同是汉代以后海上丝路的早期开拓者。不过，到目前为止，很少发现隋代以前有关本地与海外交通、特别是本地居民前往海外贸易的具体文献记载。由此，本文对古代潮州（辖区通常大于但也涵盖现代潮汕）海外交通主要史实的考察，将自唐代始；又鉴于唐代以后一直到明清，中央政府对海外交通（主要是海外贸易）有持续之管理，事实上已构成当时中国与海外交流不可忽略的背景。所以，接下来笔者对潮州地域相关活动的陈述，将置于国家海贸政策之背景下。而考虑到有关政策的内容以及推行的力度等，于不同历史时期多存在明显差异，国家海外贸易政策在潮州的执行以及所发生的实际影响，也有着不同之历史情景。为便于论述，故分以下三个时期。

唐五代时期。显庆六年（661），唐高宗《定夷舶市物例敕》说：“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1]开元初年，政府在广州设置市舶使,管理当地海外贸易。太和四年（830）诏书中说，对于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2]。显然，上述有关政策主要针对蕃客，但其中所说“市了任百姓交易”以及除交纳进口税、政府强行收购和向皇帝进贡部分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的部分，却事关普通百姓。但从各种迹象看，其对远离广州、当时还处蛮荒之域的潮州，应无多少实际影响。而此时期潮州之海外贸易究竟是怎样一幅图景，文献罕见记载。唯韩愈《送郑尚书序》里有“蛮夷悍轻……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岛，帆风一日牌数千里，漫澜不见踪迹”的描述，是当地土著（蛮夷）已具备非凡的海上航行能力。

宋元时期。时政府延续唐代于重要港口设立市舶管理机构的做法，在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设立市舶司，并制定“市舶条例”，对进出口船只、人员、货物等进行严格管理。其中一些条目对于潮州一类偏远州郡之不利影响，理论上说不能避免。其中最致命者，莫如商船的出海与回港手续。条例中明确规定，出海必须得到市舶司批准，只有拿到市舶司发给的“公凭”或“公据”（证书）方能成行。而且商人还要事先将舶船所载货物种类、数量、船员姓名、职务以及前去贸易的地点等，向所在地方官府申报，“州为验实，送原发舶州，置簿给公据听行。回日，许于合发舶州住舶，公据纳市舶司”。很清楚，是说商船的出海和回港须是同一地方,也就是限于设置市舶司的港口广州、泉州等地。如果没有上述公据，未在规定港口出洋或回港，便是私自出海。这种情形一旦被发现，宋朝的处置是“徒二年，五百里编管”，“并许人告捕，给舶物半价充赏。其余在船人虽非船物主，并杖八十”^[3]；元代的处罚是“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各杖壹伯集下，船物俱行没官，于没官物内壹半付告人充赏”^[4]。研究海外交通史的专家说，宋元的“市舶条例”很严密，且得到严格的推行^[5]。《宋史》载太平兴国五年，“潮州言，三佛齐国蕃商李甫诲乘舶船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药悉送广州”^[6]。这条史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印证当时潮州在海外贸易中面临的尴尬和困境。不过，更多迹象表明，时本地工商业兴盛,特别是存在着颇为发达的民间海外贸易。对于后者，宋元政府实际上是默许、或长期处于失控状态；政府有关管理条例和处罚措施，在这里应该是没有得到落实。具体情形，因笔者从前有过论述，这里不再重复^[7]。

明清时期。入明以后，国家海贸政策明显趋紧，主要是出于倭寇的骚扰以及张士诚、方国珍余部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活动，朝廷发布禁令，禁止沿海百姓私自下海，连捕鱼也在取缔之列。尽管这种政策的执行，在朱元璋的后继者那里，有张有弛，但总体上除维持有限度的朝贡贸易外，其一以贯之的想法和做法是，坚决禁止百姓出海。唯万历初年在东南沿海武装骚乱基本平定后，朝廷才稍稍放开海禁。入清以后，因要对付郑成功等明朝残余势力，顺治及康熙前期，先有海禁、后有迁海令。台湾回归后，海禁虽逐渐解除，但种种限制仍然不免，直到乾隆十九年（1754）发布“凡出洋贸易之人，无论年份远近，概准回籍”之谕令，清朝政府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反复后，才终将国内商民的出海贸易政策基本稳定下来^[5]。与前两个时期明显不同，明清时期国家海贸政策对当时的潮州发生了深刻影响。时国家一体化进程全面完成,对于潮州这样偏远州郡的控制已空前加强。而出于长久以来的传统，更关乎百姓切实的求生需求，结果中央政府雷厉风行的海外贸易政策与本地民众强烈的私人海外贸易愿望相遇，遂激起持续不断的对抗、乃至于武装冲突。早在正统年间就已有政府抓捕、镇压包括大批潮民在内的违令出海者的记载^[8]。可史实表明官府的高压并未达成预期效果，反而激起强有力的抗争。嘉靖、隆庆年间以张链、吴平、林凤、林道乾等为首的潮州武装海商集团与倭寇纠集一起，公然劫掠沿海城镇村寨（是为文献所载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向明国家叫板，同明军长时期对垒，足以说明其巨大的实力和影响力。而同样，即使在清初禁海、迁海期间，潮州本地民间强大的海外贸易活动也并未中断。

古代潮州地域所拥有的海外贸易港口，宋元以前主要有潮州、凤岭等，明清时期则有柘林、樟林等，但基本上都是地区性港口。而离州境海岸不远，位于闽粤交界处的南澳岛，宋代就有“番舶”出入，明代以后则成为中外商船云集的主要场所和有关物品的集散地，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国际性大港的地位。唐宋以后直到明清，潮州海外贸易的性质基本上都是非法的民间海外贸易。这种民间海外贸易活动，是当时中国海外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于拓展海上丝路在粤东的网点、路径及活动内容等，都有着无可替代的贡献。

肇始于宋元、主要兴起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之潮人向东南亚的移民，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更趋加强。大批潮人因为商业活动和其他原因，落户东南亚为侨民，成为潮州与海外、乃至中国与海外联系的重要桥梁。庞大潮民向东南亚的移居，形成一定规模的海外潮人社会，而这种海外潮人社会的存在，对于汕头开埠（1860年）及此后潮汕社会的近代转型，都有着深刻久远的影响。

海上丝路从来都是以经贸活动为主要内容。就汕头开埠以前的潮州地区而言，本地销往海外的主要是瓷器、纺织品（丝绸、麻布、兰布）、生铁、铁锅、烟丝、土纸等，而出口货物换回的则主要是优质木材、香料、白银、粮食（大米）等。经贸之外，同时也存在文化交流。海外文化、特别是东南亚原住民文化以及欧洲的宗教文化等向中国的输入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东南亚的流播，穿行于海丝路上的中外人员功不可没，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潮籍人士。而悠久的海上、海外经济文化活动，深刻地塑造和培育了参与其中之国人、自然也包括潮人的开拓进取精神。

二、潮汕古代海上丝路相关问题

研究进展

潮汕海上丝路相关问题的研究，大体上开始于上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基于当时国内区域文化研究的方兴未艾，也缘于近代以来潮人在海内外经济、文化领域之出色表现，还因饶宗颐先生的大力倡导，汕头大学、韩山师范学院和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于90年代初相继建立潮学研究机构，潮汕文化的研究从此便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鉴于古代潮州历史发展与海洋的密不可分，而地域文化的研究必须从本地的特点出发才能富有特色^[9]，所以国内外有关学者开展潮汕文化研究，多会触及古代潮人在海上、海外的历史活动。回顾近30年的研究历程，已取得显著进展。不过，因篇幅所限，下面只对相关研究所涉及四个方面的主要成果，做概要评介。

（一）潮州商人、商帮研究

商人（或商帮）是古代海上、海外贸易的主体，这决定其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处核心地位。有关潮商、或潮州商帮研究的成果，较为集中，且研究也较为专门、深入。这方面尤以《世界潮商丛书》最具代表性。这套丛书为北京潮人商会会长、《世界潮商》杂志总编张善德主编，由对潮人文化、包括对潮商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执笔，原计划为四卷，现出版《潮商史略》《潮商人物》和《潮商文化》三卷。《潮商史略》由华南师范大学林济教授执笔，林氏于2001年就曾撰写出版过《潮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一书。相形之下,《史略》涉及面更广，部头也较大，论述则更为深入。大体上以时间为经，以区域（潮汕本土、香港、上海、东南亚以及欧美澳等地）潮商的经贸活动为纬，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潮商群体（商帮）不同时期之历史面貌，而重点在近现代。《潮商人物》专为各个时期、各个地区有代表性的潮商人物立传，由多位作者分头撰写。鉴于“潮商精英人物众多”，现完成撰写出版的仅为《潮商人物》（一），共编入48篇传记。传主最早是明嘉靖、万历间亦商亦盗的许朝光、张琏、林道乾等，清末之前人物不多，大部分传主是近现代和当代人士。《潮商文化》由黄挺教授执笔。黄挺近30年一直潜心从事潮汕历史文化的研究，是目前本领域最有建树的学者。本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把潮汕商人群体的崛起和发展的历史,置放到潮汕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深切探究潮汕的地理环境、历史变迁和文化传统，如何塑造了潮商的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从而使潮州商帮得以成为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有特色的群体。本书的核心内容、也是最多亮点的部分是潮州商人文化品格的探讨和论述，具体包括：从潮汕地域的特点出发，探究“海洋的磨练与潮商的拼搏精神”（见本书的第3章“环境因素与潮商文化精神”）；透过潮汕的宗族和会馆文化，探究“血缘、地缘观念与潮商的抱团精神”（对应本书第4章和第6章）；在民间信仰层面上，讨论“多神信仰与潮商兼容南北的崇拜文化”之间的关系（对应第5章）。综观全书，深厚的学养和文献功底，使本书也如作者其他潮学论著一样，确实践行了作者为自己所确定“言之有据，扎实可信”的标准^[10]。完全有理由认为,《潮商文化》是目前有关研究中最具学术价值和最富现实意义的成果。

上述成果之外，杜桂芳和冷东等学者的相关论文也涉及潮商的研究。前者认为，本地自然资源不富，手工业生产发展受限，由此导致明清时期潮商经营活动一显著特点是“众贩运，轻实业”，且高度发展的贩运活动造就潮人精明、实用的文化心态^[11]。后者以明清时期潮州沿海海盗的活动为切入点，剖析地方社会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认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海外冒险的经历，既激发了潮商开拓进取的活力，同时也是潮商成功的内在原因^[12]。

自上评介可知，潮州商人研究目前主要是商人群体的研究。而作为一商人群体，其知名于海内外究竟始于何时，此后又有何种演变？对之，学者罕见明确的界定和概括，而黄挺指出：“潮商是一个从明清之交开始崭露头角，在乾嘉时期有了长足发展，自近代以来令人瞩目的商帮。这个商帮的经营地域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逗留在中国沿海和东南亚地区，现在已经扩大到整个世界。”^[10]这种概括通透清晰，有充分的史实根据，很有说服力。

（二）潮州海贸港口及腹地研究

海贸港口是海商扬帆的起点和终点，其地理位置是否靠近货物集散地与是否避风，水域是否广大，深度是否适合停泊等，都关系人们对之的选用或废弃；而港口腹地货源是否丰饶，货物能否便利集结，乃至该地域社会是否安定等等，也都与港口之前途命运以及海商贸易活动之盛衰息息相关。应主要是出于上述原因，潮州海贸港口及腹地的研究，也是以往有关研究中受到普遍重视并有较多成果的一个方面。

首先，港口研究。在古代潮州地域海贸港口整体研究方面，黄挺、杜经国两位学者着手最早，研究也最为出色。他们主要依据本地方志及文物考古资料等，从历史地理（主要是河道）的变迁和进出口货物等角度，揭示古代潮州商贸港口的分布、盛衰；进而自出口货源入手，将潮州诸港与广州、泉州等古代中国大港之经济腹地做横向比较，对本地古代商贸港口的地位做了颇为客观的评估^[13]。而李坚诚先生《潮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也主要着眼于潮州地域港口的整体研究^[14]。相形之下，本地港口研究成果较多集中在单独某一港口的研究上。其中，地理位置独特、港湾优良，备受中外海商青睐的南澳最受学者关注。如前述1994年举行“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所编会议论文集中所收论文，除去内容中实际有大篇幅涉及但题目未用“南澳”的，仅题目中有这两字的就有16篇。此后，南澳得到研究者的持续关注。在南澳研究诸多成果中，汤开建、陈文源两位学者，较为详尽地论述了明代南澳在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明代东南海商集团对南澳的借重及其兴衰，以及明政府于万历三、四年后对南澳的军事建设和经济开发^[15]。内容关涉明代南澳核心问题，史料扎实可靠，论述细密深入。马楚坚先生的文章自南澳在中国东南沿海之重要交通地位入手，以无可辩驳的史实揭示其之所以会成为明代“走私寇攘之跳板”，主要原因在于明代中期以前政府将之弃置于海防体系之外^[16]。南澳之外，处韩江北溪出海口、位于澄海县北、兴盛期主要在清代的樟林港，也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一个港口。林远辉、张应龙两位学者较早且长期从事樟林港史的研究，勾稽相关史料对其前世今生、特别是清代的历史面貌做了较为细致的论述^[17-18]。陈春声主要关注并揭示樟林港为何在清代得以兴盛以及其与东陇港的关系。而利用潮州歌册《游火帝歌》和田野实地调查并结合其他相关文献，陈氏对清代樟林街区建设、社区地域关系以及基层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等，做了颇为深入的揭示和分析。

其次，港口腹地研究。主要有黄挺、杜经国对于韩江流域交通状况、区域经济分工以及经济结构等的研究^[19]，前一作者还对16世纪潮州社会工商业活动兴起的过程做了深入的考察^[20]。沈定平研究认为，明中叶以后潮州已然成为东南雄郡，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实与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存在密切联系；以南澳为中心的潮州海外贸易，已获得并发挥了推动国内商品经济走向世界市场的经济职能。同时，在国际和国内贸易促进下，潮州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21]。吴二持对清代潮州农业商品经济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相互联动，做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论述。詹树荣主编《海丝之路与古代潮州航运》论文集，由多位作者撰写，文章参考和借鉴近年来新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及成果，对韩江为纽带的区域作了多方面的探讨^[22]。杜瑜着眼于明清时期潮、汕、漳、厦港口的发展及其局限的考察，认为以上诸港口均由非法贸易港口发展起来，得不到政府支持，对外贸易活动范围和能量都很有限。各港口经济腹地不大，能提供给海商运往海外消费的货物并不足够；还有各港口多为河港，受河道变迁影响大，难以得到充分发展^[23]。持论敏锐客观，依托资料扎实可信。

（三）潮州海外贸易活动研究

包括海上交通、贸易船队、贸易地、出进口货物等问题。邱立诚、杨式挺利用文物考古资料，粗线条勾勒出潮汕地区古代海上交通情形，大体可以反映这一地区在“丝绸之路”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24]。杜经国、黄挺主要对潮州外贸港口与海外贸易地、海船与海外贸易船队、本地出口的商品以及潮汕古代贸易的特点作了论述^[25]。王元林、刘强主要关注明代潮汕地区对外贸易对象、贸易特点以及明清贸易商品（特别是粮食贸易）等问题的研究。吴二持认为，清朝潮汕地区独特的海上商业贸易活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贸易活动也进一步带动了潮汕地区的区域发展^[26]。而陈春声、焦鹏研究，揭示清初禁海、迁海期间和海禁解除之后到清中叶潮州以及中国其他沿海地区与琉球、日本之间繁盛的海商贸易情形，具体涉及贸易路线、开船和抵达的时间、海上航行所碰到的困难及相关情况等。^[27-28]焦鹏的研究还论及清初前往日本贸易的潮州船，基本上是从本地军事重镇出发的。也就是说，当时控制潮州沿海的边臣和地方豪强势力，可以不受海禁限制。而以上两位学者研究中，所用琉球国《历代宝案》、日本《华夷变态》、《唐通事会所日录》等档案文献资料，对于研究中国海上丝路、交通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四）其他相关研究

包括潮州海外移民、文化交流及相关文献研究等。潮州海外移民方面，近30年来成果非常丰富，据笔者粗略统计，有关专著、文章不下百部、篇，内容主要包括移民史、侨居地的生活与侨居地的开发、侨居地与祖国（主要是祖居地潮汕）的关系、著名侨领（或人物）研究等方面。但潮汕移民高潮大体开始出现于乾隆时期、特别是汕头开埠之后的近代，上述成果所研究、反映的实际上是近现代东南亚华侨史和华侨社会之状况，与本文所关注潮汕古代海上丝路之话题明显存在距离。由此，这里暂不置评。而专门针对早期移民研究的成果很少，主要是黄挺对1860年以前潮州海外移民的研究，他选取本地对海外移民有记载的十多种族谱资料，勾稽1860年以前潮州海外移民史事，对移民海外的动因、移居地以及移民的规模等问题做了论述^[29]。

潮州在海外的经济贸易和移民活动，也伴随着文化交流。这方面成果总量不少，但内容真正涉及清末之前的不多。这里只提两位学者的研究，黄挺自语言、民间艺术（以戏剧为例）和生活习俗（以饮食为例）三个方面，概要揭示了移民带来的潮汕和东南亚之间的文化交流现象^[30]；林伦伦则通过对潮人漂洋过海、移民谋生过程中，产生和保留下来的有关潮汕方言词进行考察和研究，涉及与“过番”有关的词语、被侨居国语言吸收的潮汕方言词以及潮汕话吸收自侨居国语言的借词等问题^[31]。

有关潮汕海上丝路文献的评介和研究，除上举陈春声、焦鹏两学者对琉球《历代宝案》、日本《华夷变态》、《唐通事会所日录》等档案文献的揭示外，近年林瀚对《海疆要录》、《针路簿》等文献作出研究和介绍。这对于扩大学者们的学术视野，进一步挖掘和利用珍贵史料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近30年来学界对潮汕海上丝路相关问题的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有着骄人的成绩。

三、潮汕古代海上丝路相关研究

存在的问题

我国区域文化研究中，潮汕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而其与海上丝路相关问题的研究，相较于我国其他沿海地区如广州、泉州、宁波等地也晚近许多。研究史短，面临问题就多，综合来看，似主要存在以下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把潮汕相关研究与海上丝路对接后所看到的“问题”。当用“海上丝路”这样一个学科的范围、概念、视角，去观察、总结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时，首先会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尽管1994年就有“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学术”国际研讨会的举行，但当时和此后并没有多少学者把他们的相关研究与这条著名的海上航道联系起来。据笔者大略统计，在近30年有关潮汕海外经贸文化交流研究成果题目中，有“海上丝路”几字的当不能超过20种。而当我们去研读这些成果时，却发现其中一些所涉及与国内学界大多数学者对于“海上丝路”所持共识并不一致。例如，若按照“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远洋航线，它的历程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而结束”这样的说法，开埠之后的汕头港，还有，潮人向东南亚的大规模移民以及东南亚潮人移民社会的最终形成等，就不应作为有关研究中的主要话题。其次，正是由于绝大多数相关研究都没有主动去与海上丝路问题对接，所以迄今为止学界尚缺乏自整体上全面、系统论述潮汕海上丝路问题的专著、或专题论文。

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相关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对之，似又可以通过以下一些角度予以观察和认识。

从研究内容来看，大部分成果所勾勒、揭示以往潮人所从事海上、海外的历史活动，给人的印象还只是远山无皱、远树无枝的模糊状态，难见细节，或细节的探讨尚十分粗糙。如从有关记载看,历史上潮人的船队是颇为庞大的：宋元之交陈五虎兄弟的船队，嘉靖、隆庆间武装海上集团的船队以及清朝乾嘉年间潮州商人的红头船队都是如此。但研究成果中，绝大部分只停留在重复描述这样一些事实，而对与这种事实相关的、更为具体细节的问题，则很少有进一步的探讨。如上述时期的大批海船，究竟是在潮州境内、还是潮州境外打造的？造船的材料来源于哪里？造船的技术如何？所造船只承载量怎样？等等。又如，对于潮汕地区海外商贸港口的研究，现有成果相对比较充分的是南澳港、樟林港等，其他港口虽在相关专题论文中屡屡涉及、甚至被作为一些专著的题目，可其历史面貌并未能得到应有的揭示，尚缺少进一步的、扎实细致研究。还有，古代海上丝路,也同是文化交流之路，但对于这样的话题，以往研究者中只有少数学者有所涉及。

自研究方法观之，大多数学者对于研究地域范围的划定，尚过于依赖行政区划。区域文化的研究，向来容易陷入画地为牢。而这种情形在潮汕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的研究中也没能例外。造成这种状况确有客观原因：既然是区域研究，则在研究范围上就先去锁定某个区域，而这个区域往往又是依据当今的行政区划。接下来，研究资料的索取和利用，也主要限于按照行政区划编纂的当地方志。可是，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文化区域常常不能重合。就依潮汕为例，暂不去说其行政边界自古以来就存在盈缩变化，而在经济、文化方面,通过韩江及沿海航道，其与粤北、赣南和闽之汀、漳、泉等州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特别是潮、漳二州，山水相连，比邻而处，经济、文化上的一体化实不能否认。由此，研究历史上潮州海上丝路相关问题，如果无视上述情形的存在，过于拘泥于此疆彼界，就会使本来可以在更大范围和更为广阔视野上讨论的问题，变成条块分割后狭小天地里的自说自话。还有，一些问题的研究中，明显缺少必要的比较手段的辅助。如从明末以前的潮商群体到清代之后逐渐崛起的潮州商帮，他们在海上、海外的活动究竟与我国沿海其他地域的商人、商帮存在什么样的相同相近之处与迥然不同之处，因而在我国古代主导的海上丝路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何种作用，享有什么地位，诸如此类，应该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方能看得清楚，说得明白。可从现有大部分成果来看，尚缺少这种研究。

从学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考虑，一丝不苟、严谨细致的求真求实，务求历史之真相是重要的；同时，求新求变，尽可能回应时代关切，贯穿现实关怀，也应成为研究者的自觉追求。海上丝路话题本来就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文化承载，在新时代被我国政府重新提出，被学界重视、研究，其核心目的自然不止是要挖掘、还原历史真相，而且更在于以史为鉴，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建设“一带一路”，推进国际合作。所以，在潮汕古代海上丝路相关问题研究中，理应要有以上所说回应、贯穿，但自现有成果看，这种关怀，尚有待于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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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文章来源：《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