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植物命名体系来源于瑞典生物学家林奈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鲜为人知的是，书中大量中国植物的标本材料其实源自其学生彼得·奥斯贝克在广州黄埔长洲岛的实地采集，而长洲岛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植物学命名的重要起点。
《黄埔帆影》局部丹麦岛墓地。
广州画师新呱1840年绘制的《长洲岛外国人坟地一景》局部。
受林奈委托，奥斯贝克于1751年随瑞典商船抵达黄埔港，在长洲岛一带开展植物考察。当时长洲岛部分区域被西方文献称作“丹麦岛”“法国岛”，既是欧洲商船的活动区域，也是外国商人、船员的墓葬地。奥斯贝克多次登上该岛，共采集记录244种中国植物，其中37种被林奈收入《植物种志》。这批百年前的原始标本如今主要保存在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与英国林奈学会标本馆。
在采集植物期间，奥斯贝克持续将标本、野外观察笔记书信寄回瑞典与林奈研讨。二人通信推动部分华南植物被收入《植物种志》，林奈还以其姓氏命名金锦香属，这些往来成为中欧早期植物学术交流的重要凭据。同时，他留下的多版本旅行日记，不仅记录植物信息，也留存了十八世纪广州社会风貌、粤语语音记录，兼具科学与史料价值。
而现今，重返长洲岛开展野外调查，仍能在当年奥斯贝克采集标本的竹岗山外国人公墓周边，重新找到小叶海金沙、火炭母草、九节等诸多历史记载物种，印证了日记记录的真实性，实现历史文献与现实植物景观的互证。
1751年9月27日奥斯贝克在长洲岛采集的小叶海金沙Lygodium microphyllum（Cav.）R. Br.植物标本。作者与广东省林业研究所专家发现并拍摄于2026年1月30日广州长洲岛外国人公墓遗址附近。
林奈1759年命名的九节（Psychotria asiatica L.）。发现并拍摄于广州长洲岛外国人公墓遗址，广东省林业研究所专家辨认。
1751年奥斯贝克在长洲岛采集的火炭母草［Persicaria chinensis（L.）H. Gross］植物标本。作者与广东省林业研究所专家发现并拍摄于2026年1月30日广州长洲岛外国人公墓。
受时代局限，奥斯贝克游记带有欧洲中心视角，但并不掩盖其科学贡献。长期以来，这批源自珠江三角洲的植物史料多藏于欧美，国内相关研究较为薄弱。长洲岛既是中欧知识交流的见证，也为全球植物分类学史提供关键实证，重新发掘这处地点的历史价值，有助于补全我国近代植物学早期发展的历史图景。
重返长洲岛：海上丝路的中国植物和《植物种志》
明清时期，广州、澳门和香港是欧洲传教士、商人和博物学家能够踏足的中国大陆珠江三角洲的前沿地带。对于欧洲人而言，这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植物采集地。这里近200年的植物采集史隐藏着中国与欧洲文化的交融和冲突。由于当时自珠江三角洲及南岭采集的植物标本现都留存欧美各大博物馆和植物园标本馆，相关历史研究成果也大多留在西方，国内较少开展相关研究。包括长洲岛在内的广州黄埔周围地区，作为中国植物命名来源地，其对现代植物学的贡献在国内却少有述及，更谈不上拥有植物命名的话语权。有鉴于此，作者有了考察研究的冲动，遂重返中国植物命名的最重要起点——广州黄埔长洲岛调研。
一、不仅有瑞典“哥德堡”号，还有命名中国植物的1753年《植物种志》
20世纪初，瑞典新造仿古船“哥德堡号”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瑞典哥德堡市重返广州黄埔古港，曾引起巨大轰动。相形之下，与“哥德堡号”航行贸易同时期发生的瑞典与中国之间的另一重大事件——世界植物分类学先驱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及其学生与中国植物标本的采集和命名，却被遗忘。林奈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的中国植物，大多来自中国黄埔长洲岛的原始记录，是林奈派遣的学生奥斯贝克（Peter Osbeck，1723—1805）1751年东方之旅的考察成果。
位于瑞典乌普萨拉市中心的林奈花园作为重要的历史遗产，现仍是当地观光植物园。该花园建立于1655年，1745年林奈和卡尔·勒曼重新设计，按照林奈植物系统进行布置，是林奈教学和实验的地方。林奈的家设置为博物馆，成为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asala University）的重要文化场所。
1．奥斯贝克旅行记和长洲岛上的“丹麦岛”和“法国岛”
1700年后，法国、英国、瑞典、丹麦等国进入广州黄埔的商船数量明显增多，出口欧洲的商品主要是茶叶、丝绸、瓷器。其中，定制的家族纹章瓷是带回欧洲的重要艺术品。但目前的历史研究成果较少提及植物标本采集和植物活体出口欧洲。瑞典在18世纪由于大量进口中国商品获得财富，中国哲学引起瑞典上层社会高度重视，博物学家想进一步通过瑞典东印度公司从东方获得物种，在瑞典生产茶叶、丝绸、珍珠和瓷器。
1741年林奈成为乌普萨拉大学教授。乌普萨拉大学最初是一座神学院，教学课程主要包括哲学、法律和神学，兼修博物学。1620年瑞典国王加大投入，大学发展迅速。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人物除了林奈，还有1893年在该大学获得荣誉博士学位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校学生超过五万人。
林奈学生彼得·奥斯贝克随瑞典商船“卡尔亲王号”（Prins Carl）停留广州黄埔港的时间是1751年8月—1752年1月。1750年，奥斯贝克任“卡尔亲王号”的牧师，同时受林奈委托承担采集中国动植物标本的任务，随船赴中国广州。奥斯贝克提及此行重要任务是了解考察中国植物和中药的使用。“卡尔亲王号”于1751年8月25日抵黄埔，停留逾四月，期间奥斯贝克广泛采集广州周边标本。返程时奥斯贝克于爪哇新湾（New Bay）及阿森松岛（Ascension）补充采集植物，1752年6月26日返回哥德堡。
在奥斯贝克停留广州黄埔期间，珠江口的瑞典商船还有两艘，分别是查尔斯王子号（Prince Charles）和狮子号（The Gothic Lion）。狮子号比王子号先期抵达，从苏门答腊航行而来。另有丹麦船一艘，为丹麦王后号（The Queen of Danish）；法国商船两艘，为The Duke of Chartres和The Duke Monteran；荷兰商船四艘，为The Commore's ship，the Conftancy等；英国商船九艘，为The Essex等。
1757年奥斯贝克出版其著作《东印度旅行日记》（DAGBOK ÖFVER EN ÖSTINDISK RESA），其中记录了瓷器贸易，考察了不同类型的茶叶，记载了植物观察。后来该著作先后被翻译成为德文、英文和中文。另奥斯贝克有多篇植物学论文发表于1762—1769年《斯德哥尔摩科学院学报》。
奥斯贝克日记的德译本于1765年问世，主持者为林奈好友、德国学者约翰·克里斯蒂安·丹尼尔·施莱贝尔（Johann Christian Daniel Schreber，1739—1810），译者为德国人约翰·葛立·格奥尔基（Johann Gottlieb Georgi）。奥斯贝克不但参加翻译，还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增补及修正”，并额外添加“第13幅铜版插图”。
奥斯贝克日记的英译本由德国科学家约翰·莱茵霍尔德·佛尔斯特（Johann Reinhold Forster，1729—1798）于1771年根据德译本转译，保留德文版的插图，并补充《中国动植物简志》（Faunula and Florula sinensis）。英国剑桥大学出版机构（CambridgeUniversityPress）在2014年再次出版英文版。
奥斯贝克日记的中译本于2006年出版，以英文版《Voyage to China and East indies》（《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1771年伦敦出版）为蓝本，书名译为《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可惜省略了13幅铜版插图。
1757年奥斯贝克于斯德哥尔摩完成的前言中写道，在航海旅行的日子里，自己将观察到有价值的事务写到日记中，对沿途经过的西班牙、中国和其他地方发现的植物新种予以描写并立即收录印刷的《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一书。奥斯贝克命名的植物得到林奈的认可。林奈用拉丁文写成的《植物种志》出版于1753年，他运用二名命名法首次全面编辑命名了近6000个植物属和种的拉丁文名字，这项工作开始于1740年代。当代学者对奥斯贝克为林奈书稿提供的中国植物物种数量说法不一，但今天《植物种志》仍然是世界植物命名的起点。由此，可以定义中国黄埔长洲岛是中国植物命名的最重要起点。
从哥德堡出发，奥斯贝克除每天的神职活动，还沿途收集动植物标本。其日记记载了在西班牙加的斯、圣玛丽亚港所观察和采集的植物。表1除白酒草属Conyza saxatilis（L.）L.1763年发表外，其他均为1753《植物种志》第一次命名学名。
根据奥斯贝克《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的记录，他于1750年11月18日从哥德堡启程，8月22日抵达澳门附的近伶仃洋，但没有登陆澳门城。8月24日沿珠江抵达黄埔后，在狮子洋停留，等候进入十三行。在广州期间居住在十三行的洋行商会。他到对面河南，植物采集多次到达“丹麦岛”（或者称为“丹麦人岛”）和“法国岛”（或者称为“法兰西人岛”）。西方文献中提及的丹麦岛（Dane's Island，或Danish Island）和法国岛（French Island）位于现在黄埔的长洲岛深井和小谷围附近相当僻静一角处，外国人去世焚烧后葬于此。
黄埔长洲岛深井村附近竹岗山（旧称为马鞍山），俗名番鬼山，保存有外国人墓地，已有300多年历史。该墓地于1984年经广州文物普查后重新整修，2002年被确定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残存237座墓地，坐西朝东，按三行排列，修复20多处，现存范围长30.3米，深20.05米。墓地部分倒塌，部分碑石已风化。广东省立图书馆已将墓碑进行抢救性拓片保存。
欧洲人称墓地所在的“丹麦岛”其实并非独立岛屿，而是长洲岛上的一片外国人墓地，因早期埋葬较多丹麦籍商人、船员和外交人员而得名。长洲岛的英文地名常使用Dane's Island（即丹麦岛）代替。在广州历史地图中，此处曾注为“点洲”，实际是丹麦岛的直译。当时丹麦在广州的贸易活动活跃，部分丹麦人因疾病、意外或年老客死广州，被安葬于此。墓地现存墓碑多刻有丹麦文、英文或拉丁文，记录死者的姓名、国籍、职业、生卒年月等。美国来华第一任专员亚历山大·埃佛里特（Alesander H Everen）于1847年6月28日在广州去世，6月29日即葬于此。
图1：傅煜呱创作的《黄埔帆影》，油彩布本，约1850年，英文名字为黄埔锚地（The Huangpu Anchorage），何东爵士收藏捐赠香港艺术博物馆。
图2：《黄埔帆影》局部丹麦岛墓地。
与丹麦岛类似，“法兰西岛”指长洲岛由江沥涌分开的深井，靠近珠江的小岛（The french Island is an ifle in the river of Canton），法国人在此处先设立货仓（英文版原文Bancsal or warehouse），不远处有法国商船锚地，是节日期间海员踏上中国陆地消遣的地方。在黄埔形成欧洲商船停泊锚地后，黄埔村对面的长洲岛开始有外国商人活动。深井村一带成为法国商人的临时仓库，后来增加新功能，形成法国人岛和丹麦人岛墓地。旅行记中1751年8月25日日记写道：“法国人岛在丹麦人岛北面相邻处，这是英国人、瑞典人、法国人和荷兰人焚烧尸体的地方，然而在两个岛上都有一些中国人的坟墓。到处都是种植水果的园子——这些水果在我们国家中是只能在暖房培植的。但在高地上从来不种东西，因为无论种什么，太阳都会将它们全部烤焦。”
奥斯贝克数次造访丹麦岛，时间分别为1751年9月10日、17日，10月20日、24日、25日，11月17日。日记记载，早在1751年10月12日，奥斯贝克就参加了荷兰商船货物管理人罗伯茨的葬礼。1751年11月16日，一位生于法国，后在哥德堡加入路德教的东印度公司管事胡宾（Hubin）因疟疾去世，奥斯贝克为其完成相关宗教仪式后埋葬。奥斯贝克的日记证明丹麦岛和法国岛的墓葬在1750年左右已经形成一定规模。
这两处外国人墓地在鸦片战争前100年就已形成，而不是史学界常称的“鸦片战争前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解除海禁，广东右翼镇总兵李维扬在上奏中提及，康熙五十年外洋商船移入番禺县之黄埔，此地距省城仅三四十里。
在19世纪中叶广州画师的外销风景画中，不少画作描述从丹麦岛（即长洲岛）远眺黄埔港与锚地的风光。
1698年10月，第一艘获得法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权的“安菲特立特号”（Amphitrite）抵达广州黄埔港，1700年1月离开。1715年，法国在广州设立商馆。1776年法国改商馆为领事馆。此处有传教士、商人、军人（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活动，部分逝者也葬于此处。
图3：托马斯·丹尼尔1793年绘制的《莲花山城和莲花塔》。铅笔和水彩纸本收藏于香港艺术博物馆。奥斯贝克在日记中记录曾访问莲花山采石场。
图4：广州画师新呱1840年绘制的《长洲岛外国人坟地一景》局部。油彩布本，收藏于美国赛伦市皮博迪艾赛克斯博物馆（Peaboch Essex Museum）。美国来华第一任专员亚历山大·埃佛里特在广州去世后于1847年6月29日葬于此，其碑为墓地中间的方尖碑且为最高。墓地还葬有美国赛伦市的船员。
现今此处墓地统一称为外国人公墓，此前也称为马鞍岗外国人公墓。墓碑铭文是研究广州对外贸易史、外国社群生活、疾病史（如19世纪热带病记录）的重要史料。山角的河涌称为江海沥，历史上曾有白石码头，所在之处称为腊州，故“腊州唤渡”为深井十景之一，反映了渡船是旧时重要的交通工具。码头是进出长洲岛的门户，奥斯贝克采集植物标本应该也是从黄埔港锚地搭中国人的小船从此上岛。
图5：广州长洲岛外国人公墓不同形式和文字的墓碑，原称为丹麦人岛墓地。作者拍摄于2026年1月24日长洲岛。
图6：1999年小谷围岛航拍图，东北端与小谷围岛由一条弯曲的河涌分开的半岛就是长洲岛一部分。南汉康陵位于小谷围岛中间山丘处，即北亭村附近。广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提供。
时间前移800年，在小谷围岛的北亭村有公元911年至942年建成的南汉德陵和康陵，是五代十国时期古墓葬。早在1636年就有文献记载这两座墓葬被重新发现。2003年广州在小谷围岛建设大学城，考古发掘了德康两陵。历史巧合在于，中国封建割据的帝王和来华的欧洲早逝者同处一岛。
从以上航拍图地形可以看出，小谷围岛原称“法国人岛”和“丹麦人岛”的两处地方有两座小山丘，分别为大飞岗山和马鞍山。丹麦人岛位于马鞍山和石岗山之间，靠近珠江边。1913年的测量图已经注明有平岗墟和鱼雷局。可以看到小谷围靠近长洲岛是一片水田，长洲岛深井村南面是两座山丘，这就是被称为“丹麦人岛”和“法国人岛”的欧洲人墓地，也是奥斯贝克考察采集植物标本的重要区域。
图7：为《广东省黄埔港计划大全图》（广东治河委员会，1933年），收藏于广州市档案馆。
民国时期广州编制了黄埔港发展规划等一系列专项规划。长洲岛列入港口规划范围，成为内港和外港的隔离岛。《广东省黄埔港计划大全图》是广东治河委员会1933年10月编制，对黄埔港规划运用综合交通手段的意念，包括建立水上飞机场、利用广九铁路引入疏港支线等，同时在渔珠等处设置综合发展用地，包括公园、赛马场等。这张构想宏伟的规划图，审查者为广州市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黄谦益，由邓泽如、林云陔和林直勉最后审定。
2．寻找长洲岛的历史空间和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植物
重返长洲岛，寻找奥斯贝克1751年采集植物标本的足迹，仍然可以在原来丹麦人岛的荒林地中寻找到1753年林奈命名的植物标本，这里是中国植物学研究与世界植物学研究接轨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图8：1751年9月27日奥斯贝克在长洲岛采集的小叶海金沙Lygodium microphyllum（Cav.）R.Br.植物标本。作者与广东省林业研究所专家发现并拍摄于2026年1月30日广州长洲岛外国人公墓遗址附近。
图9：林奈1759年命名的九节（Psychotria asiatica L.）。发现并拍摄于广州长洲岛外国人公墓遗址，广东省林业研究所专家辨认。
图10：1751年奥斯贝克在长洲岛采集的火炭母草［Persicaria chinensis（L.）H.Gross］植物标本。作者与广东省林业研究所专家发现并拍摄于2026年1月30日广州长洲岛外国人公墓。
图11：虎刺楤木［Aralia finlaysoniana（Wall.exDC.）Seem.］带刺的枝干，1751年奥斯贝克采集到此种植物标本。作者拍摄于2026年1月30日，广东省林业研究所、陈俊光提供技术指导。
林奈的座右铭是：“在一切事物中寻找奇迹，甚至最平凡的”重返长洲岛，在最平凡的广东亚热带植物中，寻找到历史的奇迹。2026年1月30日，作者与广东省林业研究所专家连辉明、许东先和陈俊光重返长洲岛，在广州长洲岛竹岗山外国人公墓遗址半径100米范围内，经专家技术指导，短时间内即寻找到林奈命名的四种植物。
2026年2月10日，作者又邀请华南农业大学吴永彬老师再登长洲岛，再次发现数种奥斯贝克当年在丹麦岛和法国岛附近采集的植物。以下是旅行记中描述的中国植物。
图12：长洲岛的龙船花（lxora chinensis Lam.）。作者拍摄于2026年2月10日。
图13：长洲岛竹岗山的假地豆[Desmodium heterocarpon（L.）DC.]。作者拍摄于2026年2月10日。
图14：长洲岛竹岗山的地桃花（Urena lobata L.）。作者拍摄于2026年2月10日。
图15：《1751年奥斯贝克在广州长洲岛采集的雀梅藤》。水彩，作者2026年1月作品。
二、奥斯贝克日记中寻找中国植物标本的时间和地点
1．1753年《植物种志》和1751年在长洲岛采集的植物
奥斯贝克《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广州的社会生活和生产状况，是有关广州18世纪的难得历史记录。由于对地理不了解或者与当地人接触少，记录中错误不少，如琶洲塔误记为“白兰地塔”。与其他欧洲人的报告一样，日记和游记不少地方充满蔑视的态度，以欧洲中心观点来评判当时中国社会，但有时又充满赞美。从植物分类学角度看，通过奥斯贝克留存下来的植物标本，结合旅行日记的研究，分析其采集时间和线路，对今天研究中国植物分类学历史，是难得的历史和科学文献。其中对粤语的注音，是欧洲人最早的一部有语言学价值的旅行记。
奥斯贝克在广州黄埔附近采集244种中国植物，其中37种被林奈在《植物种志》中正式描述。如在广州采集的天名精（Carpesium abrotanoides L.）由林奈在1753年《植物种志》中描述命名。英文版《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Voyage to China and East indies，1771年伦敦出版）中有天名精（Carpesiun abrotanoides）的插图形象说明，这是第一批使用现代植物分类学概念绘制中国植物的插图。
图16：左为英文版《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Voyage to China and Eastindies，1771年伦敦出版）中天名精（Carpesiun abrotanoides）插图，右为收藏于英国伦敦林奈学会标本馆的植物标本图片。两相对比可以看出，铜版画插图是依据奥斯贝克采集植物标本带回瑞典后的临摹作品。
奥斯贝克对广州黄埔周边植物的记录散见于日记中。日记共列举244种中国植物，部分沿用林奈命名，部分为其自拟新名，其中11种为新种。1751年9月11日在广州近郊发现金锦香（Osbeckia chinensis L.）、重瓣臭茉莉[Clerodendrum chinense（Obseck）Mabb]等。
奥斯贝克在广州和东印度群岛沿途采集的植物标本现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英国伦敦林奈学会。林奈以奥斯贝克之名命名了野牡丹科金锦香（Osbeckia）属金锦香（Osbeckia chinensis L.）并发表于《植物种志》。文中写道：“此属为纪念彼得·奥斯贝克而命名。他于1751年冒险远航至中国与爪哇，采集、研究、描述并分享了这些植物。”奥斯贝克在1751年9月11日日记中作了补充：“我在这儿找到另一种植物，粗粗看去，它的花同上述的这种花（指野牡丹）相似，但同其他种类完全不同，从自然顺序来看，它象是过路黄，中国人把它叫做‘Komm-heyong-loaa’或是‘金玫瑰的羽毛’（feather of goldrose），查尔斯·林奈爵士（他觉得我的工作值得记录）认为应该把这种植物叫做金锦香（Oseckia chinensis）。”林奈于1767年正式发表拉丁学名：Osbeckia chinensis L.以纪念奥斯贝克。
图17：1751年9月11日在广州近郊发现金锦香（Osbeckia chinensis L.）。1771年英文版出版书中金锦香（Osbeckia chinensis L.）的插图，当时注明中文名称为金香芦。
1751年9月12日奥斯贝克登陆法国人岛，采集了槐蓝或木蓝（lndigofera tinctoria L.）、苋菜（Amaranthus tricolor L.）、毛蓼[Persicarian barbata（L.）H.Hara]、红蓼[Persicaria orientalis（L.）Spach]、松针蕨[Psilotum nudum（L.）P. Beauv.]、龙船花（lxora chinensis Lam.）、铺地蜈蜙[Palhinhaea cernua（L.）Vasc.et Franco]、印度茄或刺天茄（Solanum violaceum Ortega）、铃兰属（Convallaria keiskei Miq.）、假地豆[Desmodium heterocarpon（L.）DC.]、地桃花（UrenalobataL.）、狗脊（Woodwardia japonica（L.f.）Sm.）等。
（1）根据英文版《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记载的“部分植物采集学名对照表”，1753年林奈命名了印度茄（Solanum indicum）[德堪多（DC.）《植物界自然系统长编》（Prodr.）]，描述了“刺茄”（Solanum osbeckii Dunal）的特征，该植物命名种加词使用了奥斯贝克的名字以作纪念。最早是奥贝斯克从中国返回哥德堡，在与林奈通信中，林奈提出此想法。
1751年9月22日，广州天气很好，奥斯贝克布道完毕，抵达法国人岛，发现开花的植物。其在法国人岛采集的植物标本包括假杜鹃（Barleria cristata L.）、中国地桃花（Urena lobata L.）、厚藤[Ipomoea pes-caprae（L.）R.Br.]、过江藤[phyla nodiflora（L.）Greene]、羊角藤（Morinda umbella tasubsp. obovata Y.Z.Ruan）、玉叶金花（Mussaenda pubescens W.T.Aiton）、杠柳（Periploca sepium Bunge）。其中，假杜鹃（Barleria cristata L.）由林奈1753年命名，奥斯贝克日记提到，之前从来没有植物学家描述过该植物。
1751年9月27日，奥斯贝克乘坐中国小船渡江抵达丹麦岛，在岛上发现桃金娘科岗松属（Baeckea）岗松（Baechea frutescens L.）、爵床科爵床属（Justicia）爵床（Justicia procumbens L.）、漆树科盐肤木属（Rhus）盐肤木（Rhus chinensis Mill.）、鼠李茶（Rhmnusutilis Decne Pall.）、丁香罗勒（Ocimum gratissium L.）、山芝麻（Helicteres angustifolia L.）、攀缘毛山猪菜、龙爪茅[Dactyloctenium aegyptium（L.）Wild]、芒穗鸭子草（Isch aemumL.）、落花生（Arachis hypogaea L.）、蛇婆子（Waltheria indica L.）、排钱树[Phyllodium pulchellum（L.）Desv.]、葫芦茶[Tudehagi triqurtrum（L.）Ohashi]、泻根属植物（Bryonia cordifolia）、小叶海金沙[Lygodium microphyllum（Cav.）R.Br.]、御谷[Pennisetum glaucum（L.）R.Br]等。
图18：英文版《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Voyage to China and East indies，1771年伦敦出版）中瓶蕨（Trichomanes chinense），1753年由林奈命名。
图19：英文版《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Voyage to China and East indies，1771年伦敦出版）中假杜鹃（Barleria cristata L.）插图，原版书籍编号六。
（2）根据英文版《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记载的“部分植物采集学名对照表”，1751年10月6日，奥斯贝克再到法国人岛，采集到含羞草（Mimosa Pudica L.）、虎刺楤木[Aralia finlaysoniana（Wall.exDC.）Seem.]、两节豆[Aphyllodium biarticulatum（L.）Gagnep]、白子菜[Gynura divaricata（L.）DC.]等。
图20：英文版《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Voyage to China and East indies，1771年伦敦出版）中岗松（Baechea frutescens L.）插图。该植物由林奈于1753年命名。
图21：英文版《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Voyage to China and East indies，1771年伦敦出版）中蜈蜙凤美蕨（Pteris vittata）插图。该植物由林奈于1753年命名。
图22：英文版《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Voyage to China and East indies，1771年伦敦出版）中山芝麻（Helicteres angusitifolia L.）插图。该植物由林奈于1753年命名。
1751年10月20日、24日和25日，奥斯贝克来到丹麦岛附近河口装水，观察和采集到的植物有酢浆草（Oxalis corniculata Linn）、芦莉草属植物（Ruellia tuberosa L.）、薄荷（Mentha canadensis L.）、银丝草[Evolvulus alsinoides var. Decumbens（R.Br.）Ooststr]、火炭母草[Persicaria chinensis（L.）H.Gross]、卵叶半边莲（Lobelia zeylanica L.）、山黄菊[Anisopappus chinensis（L.）Hook.&Arn.]、威灵仙（Clematis chinensis Osbeck）、鸭跖草（Commelina communis L.）、野艾蒿（Artemisia lavandulifolia DC.）、无根藤（Cassytha filiformis L.）、乌檀[Nanclea officinalis（PierreexPit.）Merr.&Chun]。
1753年林奈命名的植物中包含奥贝斯克采集的标本唇形科薄荷属田野薄荷（Mentha arvensis L.）。
图23：英文版《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Voyage to China and East indies，1771年伦敦出版）中白花灯笼（Clerodendrum fortunantum）插图，图版11（xi）。该植物由林奈于1756年命名。奥斯贝克在其日记中提到具体采集白花灯笼的地点是欧洲人墓地旁边。
1751年10月20日，奥斯贝克在丹麦岛采集到植物金丝桃（Hypericum monogynum L.）、韩信草（Scutellaria indica L.）、丹草（Hedyotis herbacea L.）、乌桕[Triacdica sebifera（L.）Small]、凌风草属（Brica media L.）、了哥王[Wiksatroe miaindica（L.）C.A.Mey.]等。
1751年10月25日，奥斯贝克在丹麦人岛墓地采集到青葙（Celosia argentea L.）、扇叶铁线蕨（Adiantum flabellulatum L.）、菝葜（Smilax china L.）等。
图24：英文版《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Voyage to China and East indies，1771年伦敦出版）中狐藻属（Utricularia bifida）、风美蕨（Pteris fempunnate）插图。该两种植物由林奈于1753年命名。
（3）英文版《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记载的“部分植物采集学名对照表”（表4）。
图25：英文版《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Voyage to China and East indies，1771年伦敦出版）中毛麝香（Gerardia glutinosa）插图。该植物由林奈1753年命名。
2．在瑞典和英国寻找中国植物标本历史
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Swedish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收藏着一批自广州采集的植物，大部分属于奥斯贝克当年所采集。英国伦敦林奈学会标本馆收藏大量林奈的手稿和动植物标本，其中自然有不少来自中国广州的植物标本。寻找欧洲标本馆馆藏的广州黄埔植物标本历史，有助于读解275年前自然环境和地理空间历史。
图26：1751年至1752年奥斯贝克在广州采集的雀梅藤[Sageretia thea（Osbeck）M.C.Johnst.]植物标本和局部。该植物标本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Swedish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图27：1751年奥斯贝克在广州采集的乌蕨[Sphenomeris chinensis（L.）Maxon]植物标本，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
图28：1751年在广州采集的多须公（Eupatorium chinense L.）植物标本，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
图29：毛蕊花属使用奥贝斯克名字为种加词，毛蕊花属Verbascum obeckii L.，1753年林奈命名，主模式标本，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林奈标本馆。
图30：1751年9月12日奥斯贝克在法国人岛采集的龙船花（lxora chinensis Lam.）植物标本，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林奈标本馆。
图31：地桃花（Urena lobata L.）植物标本，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林奈标本馆。
图32：1753年林奈命名的假杜鹃（Barleria cristata L.）的植物标本，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林奈标本馆。
图33：茜草科玉叶金花属洋玉叶金花（Mussaenda frondosa L.）植物标本，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林奈标本馆。
图34：金锦香属（Osbeckia zeylanica L.）植物标本，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林奈标本馆。
图35：1751年奥斯贝克在广州采集的金锦香（Osbeckia chinensis L.）植物标本（林奈以奥斯贝克之名命名了野牡丹科金锦香（Osbeckia）属），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
图36：金锦香植物标本，衬托卡纸上注明采集地广州（Canton），采集时间1751年。另图为1752年鉴定命名说明。
图37：槐蓝或木蓝（lndigofera tinctoria L.）植物标本，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林奈标本馆。
图38：1753年林奈命名的岗松（Baeckea frutescens L.）植物标本，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林奈标本馆。
图39：1753年林奈命名的爵床科爵床属（Justicia）爵床（Justicia procumbens L.）植物标本。
图40：丁香罗勒（Ocimum gratissmium L.）植物标本，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林奈标本馆。
图41：林奈1753年命名的黄毛楤木（Aralia Chensis L.）植物标本，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林奈标本馆。
图42：奥斯贝克在广州采集的黄毛楤木（Aralia Chensis L.）植物标本，收藏于英国伦敦林奈学会标本馆。
图43：奥贝斯克采集的田野薄荷（Mentha arvensis L.）植物标本，模式标本，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林奈标本馆。
图44：1753年林奈命名的蜈蜙凤美蕨（Pteris vittata）植物标本，奥斯贝克1751年10月采集于广州城墙上，收藏于伦敦林奈学会标本馆。
图45：奥斯贝克在广州采集的山黄菊（Verbesina chinensis L.）植物标本，收藏于英国伦敦林奈学会标本馆。
图46：奥斯贝克采集的千屈草科荸艾属Peplis portula L.植物标本，林奈1753年命名，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同义植物有千屈草科千屈草属Lythrum。
图47：该植物标本背面注明拉丁文学名，有标注1752年9月的时间，是奥斯贝克的手写体，当时奥斯贝克已经从中国返回瑞典。
奥斯贝克采集的植物标本青葙属Celosia Margaritacea L.，1762年由林奈命名，为青葙属Celosia argentea L.（1753年林奈命名）变种，中国俗称银穗鸡蛋花。植物标本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
图48：青葙属Celosia Margaritacea L.植物标本背面的拉丁文学名，注明奥斯贝克的名字。
图49：1753年林奈命名的鸢尾科射干属的射干（Ixia chinensis L.）植物标本，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林奈标本馆。植物名称后修订为Belamcanda chinensis（L.）Redouté。
图50：橙红茑萝（Ipomoea coccinea L.），旋花科番薯属，1753年林奈命名，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林奈标本馆。
图51：1753年林奈命名的豆科皂荚属皂荚（Gleditschia sinensis Lam.）植物标本，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林奈标本馆。
奥斯贝克在广州进行考察，除植物标本，还采集了不少鸟类、虫类等物种标本带回瑞典。
图52：奥斯贝克1751年在广州采集的蝴蝶标本，收藏于英国伦敦林奈学会标本馆。
三、1753年《植物种志》中的中国植物与1771年奥斯贝克旅行记中植物拉丁文学名的差异
尽管奥斯贝克将全部标本交予林奈，但林奈并没有全部鉴定。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初版中，仅描述了37种奥斯贝克带回的中国植物，另有18种中国植物可能亦属奥斯贝克采集但未署名。
根据奥斯贝克《中国和东印度群岛航行记》描述，其于1750年11月18日离开哥德堡，1751年8月25日抵达黄埔，1752年1月4日离开黄埔，同年6月6日回到瑞典。奥斯贝克总共在广州黄埔居住及采集植物标本四个多月。
奥斯贝克在广州采集了凤仙花科凤仙花属华凤仙（Impatiens chinensis L.，1753年林奈命名），异萼凤仙花（Impatiens heterosepala S.Y.Wang），宽距凤仙花（Impatiens platyceras Maxim.）等多种异名植物的标本，其中，凤仙花是中国传统花名，林奈在命名拉丁文学名时使用了中国国家名字。但奥斯贝克在广州附近采集的植物标本不少被林奈错误地描述为来自印度。如林奈鉴定命名的千屈菜科的紫薇属（Lagerstroemia indica）马兰、菊科菊属野菊（Chrysanthemum indicum L.）、菊科紫菀属马兰（Kalimeris indica），为奥斯贝克1751年采集于广州的标本，却在命名时使用印度国家名字，但其实均为名字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本土植物。
奥斯贝克日记中还提及155种广州周边植物，多为林奈已命名的印度种，另有21种新种。如铁线莲属威灵仙（Clematis chinensis Osbeck），奥斯贝克自己命名，现修订为异名同属毛叶威灵仙[Clematis chinensis var. Vestita（Rehder&E.H.Wilson）W.T.Wang]。
毛茛科铁线莲属有多个种，林奈命名了全缘铁线莲（Clematis integrifolia L.）等数个铁线莲属的种。
图53：奥斯贝克采集的铁线莲属威灵仙（Clematis chinensis Osbeck）植物标本，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林奈标本馆。
图54：左为铁线莲属威灵仙（Clematis chinensis）植物标本局部，右图为植物标本卡纸背面，注明拉丁文学名和奥斯贝克名字。
图55：奥斯贝克采集的铁线莲属威灵仙（Clematis chinensis）另一份植物标本，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林奈标本馆。
图56：全缘铁线莲（Clematis integrifolia L.）植物标本，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林奈标本馆。
奥斯贝克采集的中国“金丝桃”，1759年才由米勒（Joh.Muller，Arg）命名为“中国金丝桃”（Hypericum chinense），1763年修订为Hypericum monogynum。奥斯贝克于1751年在广州采集的薄叶碎米蕨（Cheilanthes tenuifolia）1806年才被命名。
林奈于1759年命名的植物九节（Psychotria asiatica L.），其原始植物标本收藏于英国伦敦林奈学会。其第一位鉴定者为英国植物学家J.E.史密斯（James Edward Smith，1759-1828），注明第一个收藏者为史密斯标本室。史密斯于1788年创建伦敦林奈学会并任首任主席。J.E.史密斯在其《异域植物学》（Exotic Botany，1804）提及林奈标本馆中球兰（Asclepias carnosa Lin. fil.）的原始标本是通过他的朋友布拉德从中国获得的。
图57：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林奈命名为九节的植物原始标本。
图58：英国伦敦林奈学会标本馆收藏的九节的原始标本，另图为官方网站的说明。第一位鉴定者是英国植物学家J.E.史密斯（James Edward Smith，1759—1828），注明第一位收藏者为史密斯标本室。
植物分类学史的研究内容包括将历史文献中的名称（原始名称）与当前接受的名称（修订名称）进行关联和解释。1771年的植物学标准是林奈提出的“双名法”，即林奈体系。判断一个名称在1771年是否存在，最直接的方法是依据林奈《植物种志》及其后续补编，或同时期其他权威著作（如布尔曼、洛雷罗的著作）进行比对。最准确的方法是直接查阅奥斯贝克1771年著作。因为《植物种志》已经出版，奥斯贝克通常在描述中引用林奈学名（如Hedysarum mob Linn.），或使用当时商人和船员通用的俗名（葡萄牙语、英语等），再由后人考订。
许多现代通用的学名，如1782年命名的荔枝（Litchi chinensis Sonn），1790年葡萄牙传教士洛雷罗在广州采集并命名的龙眼（Dimocarpus longan Lour.）是旅行记出版之后才正式发表的，尽管奥斯贝克在旅行记多处描述。研究1771年出版的文本，必须了解1771年前已发表的名称。
林奈命名植物名字时出现一些地理混淆的情况，常将“中国”与“印度”混用，如Daphne indica、Rosa indica实为中国植物。部分由于采集者疏漏，半数中国植物未注明捐赠者，仅少数提及奥斯贝克、托伦等人。
根据有关研究者在2009年至2010年对长洲岛的植物调查，现在长洲岛共有植物675种，隶属于155科、496属，其中野生植物有487种，隶属127科、358属。最多10个科为菊科、禾本科、大戟科、蝶形花科、莎草科、茜草科、桑科、唇形科、马鞍草科及苋科。深井果园有龙眼、荔枝、杧果、洋桃、洋薄桃等，大飞岗有盐肤木、九节、梅叶冬青、粗叶悬钩子等草本，大石岗有菝葜、雀梅藤等，黄埔军校后山有多花野牡丹、黄牛木等，半边旗、刺齿半边旗等蕨类，锡叶藤、土茯苓、眼树莲等藤本植物。可惜此次调查没有了解到奥斯贝克在岛上的采集历史，未有纵向比较。
四、奥斯贝克给林奈的信
英国伦敦林奈学会保存着奥斯贝克回到哥德堡后写给林奈的数封信，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奥斯贝克1751年在广州黄埔的动植物标本采集现场和返回哥德堡后的情况。
伦敦林奈学会林奈档案档号LC/11/160是1752年7月奥斯贝克致林奈的第一封信件。彼得·奥斯贝克告知林奈，他已于前一天安全返回哥德堡，同时奥洛夫·托伦（Olof Torén）也随“哥德堡狮子号”（Götha Lejon）船返回。奥斯贝克曾从加的斯（Cadiz）寄出过一些包裹。他听说其中一个包裹已经丢失，因为他委托运送的船长的船只已失事。现在，他带来了许多来自中国、爪哇和阿松森岛（Asuncion）的标本和种子。奥斯贝克在广州培育的一棵茶树在返航途中毁坏了，第二棵茶树标本在好望角附近冻死。他还带来了一些保存在干沙中的根茎，包括土豆、生姜、山药等。还有一些剥制的鸟类标本，包括开普鸽子（Cape pigeon）、鲣鸟（booby）和军舰鸟（man-of-war）。
伦敦林奈学会林奈档案档号LC/11/161是奥斯贝克在哥德堡发出的第二封向林奈报告的信件。奥斯贝克感谢林奈的来信（林奈致奥斯贝克，1752年7月16日），并认为林奈对他的赞扬超出了他应得的。奥斯贝克试图回答林奈关于马铃薯和山药的问题，但他没有见过其中任何一种开花。好望角鸽（Cape pigeon）似乎是一种鹱（Procellaria）。奥斯贝克将鸟类和植物以及种子的标本交给马格努斯·拉格斯特伦（Magnus Lagerström），之后立即转送林奈处。此信还附带了26份用中国纸包裹的植物标本集。奥斯贝克对其中几份进行了评论。因为其中一株植物过于庞大，在夏季期间再托付给前往乌普萨拉的人带去。届时，奥斯贝克准备寄送一套饰有林奈花（Linnaea）图案的茶具，以及一位中国画家的花卉图。托瑞恩（Torén）在马尾藻海（Sargasso Sea）发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昆虫，奥斯贝克从未见过它。作为关于马尾藻海报告的补充，奥斯贝克报告说，马尾藻海发现的微小颗粒现存于酒精中，且已凝结，看起来像一条白色的蠕虫。
奥斯贝克致林奈第三封信，档号LC/11/141，写于10月10日。信中列出自他从中国归来后收到的林奈寄来的七封信函的日期：1752年7月16日、8月14日、8月21日、9月18日、10月16日；两封日期为旧历7月22日（22 July o.s.）和旧历9月21日（21 September o.s.）的信件未能传至我们手中，其中一封是通过马格努斯·拉格斯特伦（Magnus Lagerström）转交的。
信天翁（Diomedea）这种鸟在亚松森（Asuncion）附近很常见，甚至在远海也有。当奥斯贝克在船上制作标本时，几个水手都嘲笑他，其中有些人甚至说等他们回国后，会让奥斯贝克给他们剥马皮。奥斯贝克对所有这些嘲笑都一笑了之，因为他已受到博学之士的赞扬。鲣鸟（Booby，也意为“傻瓜”）是奥斯贝克1751年7月13日在前往中国途中，于爪哇岛海岸附近首次看到的。奥斯贝克认为白色的为雄性，黑色的为雌性。
奥斯贝克不知道那种为中国渔民捕鱼的鸟是什么，在广东附近没有这种捕鱼方式。这种鸟的上喙比鲣鸟的更弯，奥斯贝克曾在杜赫德（Halde）的《中国通志》中看到过对它的描绘。奥斯贝克想知道他应该如何向瑞典皇家科学院（Kungliga Svenska Vetenskapsakademien）和乌普萨拉皇家科学学会（Kungliga Vetenskaps-Societeten i Uppsala）汇报。
档号LC/11/142为佩尔·奥斯贝克写给林奈的第四封信，报告他在广州采集标本非常困难。奥斯贝克在广东附近沿河找到三个地方，有时冒着丢失衣服、钱财甚至生命的风险设法采集到一些标本。不能带书进去，只能尽力收集，然后匆匆离开。幸运的是，奥斯贝克能够用铅笔和笔记本记录下必要信息。有时，奥斯贝克能够在法兰西岛采集，法国船只过去常在那里装货。尽管在稻田之间有小路可供通行，但仍十分危险。奥斯贝克曾冒险深入内陆，但他经常被扔石头，有些石头甚至和他的头一样大。他不得不逃跑，但一块石头击中了他的脚后跟，如果扔石头的人力气再大些，奥斯贝克可能就没命了。有一次，因为一个中国人试图扯掉他裤子上的扣子他不得不自卫。他曾进入爪哇岛森林，只有一名半疯的当地人因不惧怕老虎和其他动物敢跟着他。和在亚松森一样，酷热是最难熬的，船上的人所受之苦还不及那里的四分之一。不管怎样，《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顺利出版，旅行也成为一件乐事。
1752年9月奥斯贝克在瑞典又开始采集活动。档号LC/11/143是奥贝斯克10月28日写的第五封信，在信中奥斯贝克感谢林奈10月19日的来信，教了他许多东西并随信附上另一批植物，请林奈按同样方式处理。马格努斯·拉格斯特伦（Magnus Lagerström）曾让奥斯贝克转告林奈，他已收到林奈关于王后（洛维萨·乌尔丽卡Lovisa Ulrika）请求的信（此信未存世），并且他已经下达了必要的命令，尽管他本人尚未有时间亲自回复。他会尽快回复。
奥斯贝克在瑞典没有任何谋取薪俸的途径，因此，无论愿意与否，他不得不再次出海，并成为“阿道夫·弗雷德里克号”（Adolph Fredrik）船上的牧师。该船由约翰·伦德斯坦（Johan Rundsteen）担任船长，于十一月启航前往中国。在那之前他非常忙碌，所以林奈不能对他期望太多。奥斯贝克的身体也有问题，但他正在使用林奈建议的治疗方法。
第六封信写于11月7日。内容涉及林奈想用奥斯贝克的名字给一种植物命名，而1751年9月11日奥斯贝克见到这种植物开花。
档案号为LC/11/145的信是第七封，写于11月11日。在信中奥斯贝克主要纠正了此前给林奈信中部分植物分类的偏差，包括铁线莲，并提及13个植物物种。
档案号为LC/11/147的信是第八封，写于11月28日。奥斯贝克向林奈报告自己身体有问题，拟取消新的旅程，其乘坐的商船Adolph Fredrick将在一两周后离开哥德堡，另一艘Gotha Lejon号要到圣诞节后才离开。奥斯贝克感谢林奈发表了他的植物描述，并将为他的描述进行工作（指研究整理）。
五、在广州的奥洛夫·托瑞恩（OlafToreen）
奥斯贝克于1752年9月10日在丹麦岛发现了“长叶蝴蝶草”（Torenia asiatica L.），1753年由林奈命名，以纪念到达印度、中国采集植物标本的乌普萨拉的毕业生、林奈另一位学生托瑞恩。他于1750年在印度停留了5个月，1752年返回瑞典，带回大量的植物标本给林奈，1753年去世。奥斯贝克1757年发表命名的蝴蝶草（Torenia glaba Osbeck），是林奈命名的“长叶蝴蝶草”的（Torenia asiatica L.）异名。奥斯贝克的《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是后来出版的，在书中增添了对托瑞恩怀念的记述。当时他们同在广州，托瑞恩乘坐“哥德堡狮子号”早一些抵达。12月21日奥斯贝克在法国岛的仓库遇见托瑞恩，他在岛上埋葬了瑞典船上一位死于肋病的瑞典水手。
奥洛夫·托瑞恩（Olaf Toreen，1718—1753），最初学习神学，1737年受教于林奈学习植物学和自然史，1747年成为牧师。1748年1月至1749年7月乘坐瑞典商船Hoppet抵达广州，为林奈采集植物标本。他第二次到广州是作为瑞典商船“哥特狮号”（Gothie Lion）船上牧师，与奥斯贝克同时访问广州，当时商船停靠在黄埔港口。该船于1751年7月7日停泊黄埔，1752年1月4日离开。奥拉夫·托瑞恩1751—1952年在广州停留。托瑞恩向导师林奈赠送了一批植物标本，主要来自印度苏拉特（停留逾五月）及中国。
托瑞恩在航行期间写给林奈的7封信件作为附录发表于奥斯贝克的游记中。林奈明确标注由中国采集的植物仅夜香牛（Conyza cinerea L.）一种，同义种Vemonia cinerea（L.）Less。托瑞恩向林奈提供的印度和苏拉特植物，其实少数来自广州。林奈以托瑞恩名字命名“蝴蝶草属”（Torenia asiatica），描述该植物标本来自印度，实际是采集自广州附近。这批标本仅夜香牛明确标注为中国广州采集，现在修订为菊科夜香牛（Cyanthillium cinerrum）。1907年Cavalerie.J.采集的夜香牛模式标本，现藏于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标本馆。
图59：夜香牛（Conyza cinerea L.）植物标本，收藏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林奈标本馆。
六、林奈的东方情结
1．“梦往中国”：200多年后再延续
根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官方网站报道，2026年1月24日至5月24日，乌普萨拉大学Gustavianum博物馆举行“梦往中国”（Dreaming of China）专题展览，主要展示乌普萨拉大学和瑞典林奈学会收藏的18世纪从中国进口的艺术品。其中包括林奈在广州定制的“林奈花”茶具，重新订制的图案正确的林奈花茶具和之前绘制错误的两套同时展览。
葡萄牙是最早通过海上丝路与广州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16世纪将明朝瓷器大量进口到欧洲。开始是青花瓷传统器皿，后来发展为特制产品，如以基本宗教符号为标记的青花瓷，饰以宽边十字架、耶稣会缩写。之后有了订制的纹章青花瓷，再发展为广彩的彩色纹章，因为欧洲纹章需要色彩体现其符号意义。瓷器订制从16世纪一直沿续至19世纪，跨越近400年。
图60：1745年定制的英国米尔斯和韦博家族餐盘，餐盘左右两侧分别是黄埔风光和普利茅斯海峡风光。收藏于美国赛伦市皮博迪艾赛克斯博物馆（Peaboch Essex Museum）。
欧洲各国纹章瓷的订单高峰有所差异，荷兰是1740年左右，英国是1759年左右。粗略统计，18世纪英国纹章瓷有3000多套（Armorial Services），1000多件即通过船员和公司官员带回英国。瑞典纹章瓷的高峰期为1780年左右。奥斯贝克在广州曾为恩师定制了一套茶具，主题是林奈喜欢的“林奈花”。实际上前后共定制两套，第一套花的颜色被画错为红色，林奈又定制一套，改花色为粉红。现两套茶具均收藏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林奈博物馆。
图61：林奈在广州订制的两套绘制“林奈花”的茶具瓷器，现均收藏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林奈博物馆。
图62：瑞典乌普萨拉大学Gustavianum博物馆举行“梦往中国”（Dreaming of China）专题展览展出的18世纪中国广州外销瓷器。
2．关于“林奈花（Linnaea borealis）·林奈纹章和瑞典贵族院”画作详释
林奈花，也称为北极花，是一种美丽的植物，生长于北欧、亚洲北部以及北美部分地区的凉爽、湿润的松林中或山岩的遮蔽处。中国的林奈花长于长白山地区，该物种在挪威、瑞典特别是拉普兰地区最为繁盛。它是一种小型常绿矮生灌木，具有匍匐的水平茎和小而圆的对生叶，有时会覆盖树桩和长满苔藓的岩石。其茎能产生不定根、直立的非开花枝条以及开花枝，每个开花枝上长有一对精致的、下垂的、淡粉色钟形花朵，因此得俗名”双花”（twinflower）。在英国北部，它被认定为稀有植物。事实证明，用种子培育这种植物很困难。
Linnaea这一属名最早由荷兰植物学家扬·弗雷德里克·格罗诺维乌斯（Jan Frederik Gronovius）提出，以纪念卡尔·冯·林奈，林奈1732年在前往拉普兰（Lapland）的旅途中首次发现了林奈花，当时用了不同的名称描述它；1753年，他在《植物种志》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新名称。林奈称其为”我的花”（My flower），他的盾徽和肖像中都描绘了这种花。它已成为林奈出生地——瑞典南部斯莫兰省的省花。
在挪威，林奈花自18世纪起就被记录用于民间医学。据记载，它能治疗带状疱疹和多种皮疹，如湿疹、麻疹、疥疮和癣，并且提倡用于治疗风湿病。
图63：植物绘画中的林奈花。
图64：林奈花照片。
林奈花也成为林奈个人纹章的图像主题。林奈因为动物学、植物分类学的历史贡献，被瑞典国王于1761年封册为男爵。瑞典纹章官为他设计了个人纹章，盾面三分，黑色代表矿石或者土地，红色代表动物世界，绿色代表植物世界。北极花为冠饰。纹章盾徽在贵族院排名编号为2044号。
图65：以林奈花（Linnaea borealis）为主题的林奈纹章。
瑞典贵族院的建筑建于17世纪，现在仍为斯德哥尔摩重要的活动场所。瑞典贵族院大厅陈列了历史上2331个族徽，其中有663个家族仍有后代在瑞典和国外生活。瑞典贵族院最后封册的贵族与中国有关，是中亚探险先驱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册封时间是1902年。
图66：《林奈花·林奈纹章和瑞典贵族院》，作者2026春节布本油彩作品。
林奈花是双花（Twinflown），在欧洲是持久和爱的象征，与二元性和平衡联系在一起。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历史上运河发达，贵族院的主入口靠近河边，17世纪至18世纪通过码头登岸进入贵族院。瑞典贵族院内部大厅装饰采用2000多个贵族盾徽陈列，林奈的盾徽是其中之一。二楼设有一间“蓝厅”，专门收藏陈列来自中国的历代瓷器。
贵族院当时是议会和贵族阶级实施管理的中心。1668年瑞典贵族们第一次在这里聚集。最后一届集会发生在1865年至1866年。从那时起，瑞典贵族（现在转变为私人实体）每隔三年在此处理行政事宜。17世纪瑞典知名建筑师Simon de laVallee负责主要的设想；Heinrich Wilhelm和Joost Vingboons创建了具有荷兰古典主义风格的宫殿；Jean de Valle引入瑞典的“庄园屋顶”，即中间带圆形窗口的双层屋顶。
作者：许瑞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本文来源：《岭南文史》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