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平

为人敞开的日记

母亲的日记是递过来的。

她把本子放在我面前，手指压着翻开的那一页，像怕它合上。“建平，你看看，这样写行吗？”脸上有一种近乎羞怯的笑。我接过来，哗哗翻几页，还给她。“行，妈，写得好。”她接过去，手指还在刚才那页按了按，像是不放心。“这么快就看过了？有空再细看看，”她说，“漏了什么你告诉我，你们的事，我怕记不真。”我说好，然后忙去了。

后来她又递过很多次。每次她都问同样的话，每次我都翻几页还给她，每次都说“挺好”。她从不催，收进柜子里，下次又递过来。

别人的日记是锁着的，母亲的日记是递过来的。她写的不是“日记”，她写的是我们。可我们谁也没认真看过。总说忙。

母亲走后的那个下午，我翻遍了她的柜子。那本牛皮纸封面、印着深红色凸字的旧日记本，不见了。问遍兄弟姐妹，都说没见到。也许烧了，也许遗落了，也许还在某个角落，只是我们再也找不着了。然后我看到了书柜上层另一本黑皮烫银的笔记本，扉页有我二十多年前写的字：“祝母亲健康快乐，2002年12月20日于北京大学。”内页空白，一字未落。

我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那些蓝黑墨水的字迹从脑子里一页一页浮上来——工工整整，某页边缘洇着褐色的渍。那本旧日记，常年摊在母亲床头柜上，磨得发毛，边角卷起，脊线裂开，露出带干胶的粗线头。如今不在了，但它每一页我都记得。

日记本主体完好，偶尔贴着一片从别处裁下的纸——二十来片，分散在各页之间，裁得整齐，折叠有序，每一片都标着日期，某年某月某日，清清楚楚。大多数字写在日记本上，只有那些临时起意、手边没有本子的时刻，她才会随手记在什么纸上，回来再贴进去。就那么二十来片，却让整本日记有了不一样的质地。那不是一本普通的日记，那是一册带着生活碎屑的家族记录。现在不见了。

她的日记跟所有人的都不一样。

大哥十六岁时，学徒一个月工资十五块，寄五块回家。他沉稳寡言，谦让周密，文弱却扛事，家里吃饭夹菜他总在最后。母亲记他最多的是“身体好不好”“工作顺不顺利”。

我十六岁下乡，国家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读到博士，当过教师、公务员、报社副总。这些她写得极少。下乡那天写了几页，考上博士只写了两行。担忧的事她翻来覆去，出息的事她轻轻带过。

姐姐被冲床轧伤左手食指，她记了。姐姐画画与参展，她也记了。大妹妹在香港，绘画作品多地展出。母亲只写一句：老四说，“妈妈，您现在可是画家的妈妈了。”小妹是会计，弹扬琴，习书画，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日记里有一行：“小妹的一幅国画获本单位书画展一等奖，书法二等奖。”

五个孩子像蒲公英吹散，母亲坐在家里，一笔一笔记着每一个人在哪里、做什么、瘦了没有。她怕忘了，也怕我们不知道。

她的日记敞开着。我们始终没有真正走进去。

熬药式的日记

她不每天记。有感才写，有话堵在心里，半夜睡不着，就开台灯，一笔一画写出来。有时一天几条，有时隔些天才动笔。

像熬药。那些咽不下去的情绪，一个字一个字熬出来，写出来，心里才松一些。三言两语，三行五行，一页两页。篇幅就是分量。痛苦记得深，高兴记得浅。受苦写得细，出息写得淡。

父亲曾是带兵打仗的人，久经沙场。他有一把口琴，闲暇时吹完曲子，就给母亲讲战斗故事。那些故事她听了一辈子，从恋爱时听到儿女成群，从太平年月听到风雨来袭。那是她一生最牢固的浪漫。母亲在日记里写：“他吹苏联歌曲《夜莺》的时候，眼睛半闭，我知道他又想起牺牲的战友了。”口琴声颤颤的，在夜里飘，像战壕里传来的夜莺，含着硝烟和远方的味道。

儿女的好事她写得短。“收到电报，建平考上中山大学。”就这一句。孩子受苦她写满一页又一页。那些引号里的句子，我记的是大意，原话已随日记本不在了：

“建平13岁，为赚学费和无线电零件钱一放暑假就到砖瓦厂打工，白班八小时工钱一块四，夜班一块六。他居然几次白班接夜班连着干！工长说，这小孩不要命了！后来到养鹿场挑沙，一立方八角，磨破了肩膀。我给他擦碘酒，他咬着牙不吭声。问他疼不疼，说不疼。我知道他疼。后来工人告诉我，他光脚挑沙踩到玻璃，用磺胺结晶敷上止血，不让告诉家里。这孩子！才十三岁，扇子骨坏了怎么办！跟他爸一样！不叫痛！”

……

她知道。她全知道。她写下来，替我们疼一遍。苦日子熬完了，日记短了。好日子来了，她不记了。

也有欢喜的时候。那年夏天，家门前满树无花果熟了，池塘碧波荡漾，远处丹霞山的玉女拦江在阳光下格外安详。五个孩子都回来了。客厅里热闹，欢声笑语。小提琴、扬琴、讲故事，各人拿出各人的绝招，一场没有排练的家庭音乐会。我忽然看到母亲站在厨房门口，微笑着用围裙搓了搓手，又擦了擦湿润的眼睛。她在日记里记了这一笔，就一行：“今天都回来了。要是老周今天健在……”她写高兴的事，永远只有一行，但那一行末尾的省略号，比一整页都长。

纸片里的日记

说回那本东西。那天下午，我和母亲坐在茶几前，一页一页地翻。越翻越慢，越翻越不敢用力。偶尔翻到某一页，会碰到一片贴上去的纸——十来片，不集中，分散在各页之间。挂历纸背面、药方空白处、菜单边角、信封皮、作业本撕下的横格纸。圆珠笔写的化开了，蓝得模糊；红墨水褪成淡粉；铅笔写的要侧着光才认得出来。每一片都裁得整齐，折叠有序。像一本正经的书里夹着几片花瓣，偶尔翻到，心里轻轻顿一下。

我问她：“怎么不抄到本子上？这些纸片容易丢。”她说：“抄一遍就变了。当时写的，就是当时的。原汁原味，留着吧。”当时不懂。如今懂了。

那张药方背面，是她在医院夜里陪父亲时写的。窗外什么光线，手边什么笔，心里什么滋味，全在那张纸片上。抄一遍，就变了。那张挂历纸背面，是某年中秋儿女都没赶回来，她一个人守着团圆饭写的。挂历上的年画和那几行字放在一起，才看得出是哪一年、哪个季节。那张菜单边角，是她在酒楼等老同事早茶时想起的旧事。油渍洇到字迹边缘，她留着……

她一辈子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手边有什么纸就用什么纸。回来不重抄，全部裁好贴进日记本里。时间在她那里不重要——牵挂不分先后，想起来就贴上去，以记忆为序。那本牛皮纸封面的旧本子，摊开来就是她的一生。不同的笔迹、不同的纸片、不同的“当时”，层层叠叠，像一株树上的不同年轮。

她说抄一遍就变了。她说得对。纸片贴了几十年，胶水干了，边缘翘起来，一碰就掉。我按回去，按着按着，手停在半空。她写过的都还在，但它们贴在一起的方式，已经不在了。我说帮她打印出来，整理成一本工整的日记。“以后吧，”她说，“以后一起弄。”以后。没有以后了。

泛黄的空本子

旧日记不见了。脑子里只剩一层一层的画面，像翻一本合不上的书。

然后翻开那本黑皮烫银的笔记本。里页隐隐泛黄了。那年我在北大讲座，校内商店看见这本子，黑皮烫着“北京大学”银色隶书，专门带回来给她记日记。她接过去，摸了摸封面，说真漂亮。收进柜子里，说以后再用。她一直没用。

如今我翻开它。阳光从窗口照进来，铺在空白的纸面上，白得晃眼。像极了1950年春天，那个十八岁的姑娘第一次提笔在课堂笔记本上写自己名字时，纸上铺满的光。

我忽然明白了。这一本，什么都不必写。那本旧的，每一页都在我脑子里。字迹工整，纸片齐整，日期清楚。哪一页贴着药方，哪一页夹着挂历，哪一页洇着泪渍，一清二楚。新本子空着，正好。空白之处，全是她的位置。她写完的那一本不见了。她没写这一本，崭新地留着。两本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一本在记忆里，一本在手上。旧的写满了字，是她的。新的空着，也是她的。

我合上本子，放在书柜上。阳光还在纸面上。那些空白，正替她活着。

永不消逝。

（作者系文化学者、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