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桂林龙隐岩现存一处名为《石延年等十六人饯叶道卿题名》的摩崖石刻，记录了北宋明道二年十六名官员为叶清臣饯行之事，是贯通文人网络与朝堂格局的珍贵遗存。

北宋明道二年，石延年手书题名，记录范仲淹、韩琦、宋祁等十六位馆阁同僚为叶清臣赴嘉兴履职设宴饯行的雅集盛事。南宋朱希颜为保全旧迹，依摹本复刻于崖壁，兼具顶尖书法价值与一手史料意义。依托石刻原文、宋代官制典籍与诸家人物年谱，逐层厘清题名所载众人字号与生平脉络，完整复原宋代馆僚赴外任之际同僚饯送的成熟礼仪传统。

十六位馆臣依托多重社会纽带构筑紧密交游网络，圈层联结层次丰富：其一为科举同年纽带，多人同登天圣年间进士榜单，是科考履历一致的同道；其二是馆阁共事渊源，众人均供职于秘阁、集贤院等馆阁机构，日常共事校书，对政务见解互通；其三依托地缘乡情，部分士人籍贯相近，同乡情谊成为私下往来的重要依托；其四为家族姻亲联结，圈层内部存在多重通婚关系，以家族亲缘加固文人同盟。这场看似寻常的饯别宴，跳出了文人饮酒赋诗、叙旧抒怀的休闲范畴，成为新锐士大夫互通治世理念、凝聚力量的重要社交载体。

《题名》所记载的人物交往信息不仅丰富了人们对明道二年政治生态的认识，也为观察相关人物的政治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探究北宋士大夫交游的内在逻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微观样本。

明道二年《石延年等十六人饯叶道卿题名》考释

——兼说宋代馆阁饯会与士人交游

《石延年等十六人饯叶道卿题名》（以下简称《题名》）摩崖石刻现存于广西桂林月牙山龙隐岩东壁，是记载北宋明道二年（1033）官员叶清臣离京之际，石延年等十六位同僚为其饯行之事，其中包括范仲淹、韩琦等北宋名臣。该石刻作为北宋仁宗朝官员交游活动的直接物证，具有较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有关《题名》的著录与考释，清代李光映在《观妙斋金石文考略》中收录“石曼卿大字，明道二年书”；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载“长城葆光等题名”，并对其中八人姓名进行了初步考证；清嘉庆《广西通志》、陆耀遹《金石续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均收录“朱希颜刻石曼卿书”或“龙隐岩重刻石曼卿书”等内容。至近世，沙孟海在《论书丛稿》中收录“桂林重刻石曼卿题名跋”，并补充考证四人，待考一人。这些研究为石刻的识读与人物考证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学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考察《题名》的书法艺术价值，尤其关注其作为北宋名家石延年书法遗存的重要意义。然而，对于此次雅集背后的历史情境与士大夫交游动因，则探讨不足。

本文将在充分吸收前人考证成果的基础上，将《题名》置于北宋仁宗朝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解析此次交游活动背后涉及的雅集传统、政治氛围、学术关联与私人情谊等多重维度，以期从一个具体的交游案例，揭示仁宗朝士大夫群体交游的复杂面貌。

一

《题名》基本内容考述

《石延年等十六人饯叶道卿题名》，又称《饯叶清臣出守嘉兴题名》或《朱希颜跋刻石曼卿书巨鹿题记》，其石刻内容由题名与跋语两部分构成：

主体部分是北宋书法家石延年于仁宗明道二年（1033）所书题名：

长城葆光，高平希文、师古，颍川天经，太原子融、子野，陈留商叟，天水元甫、子渊，荥阳天休，清河子思，昌黎稚圭，广平子京，河东伯垂，饯南阳道卿出守嘉兴，于巨鹿介之北轩。明道二年六月十七日，曼卿书。

内容记录明道二年六月十七日，石延年等十六人为即将前往嘉兴任职的“南阳道卿”叶清臣饯行。据考证，参加聚会者包括：“长城葆光”石延年（994—1041，时约40岁），“高平希文”范仲淹（989—1052，时约45岁），“太原子融”王皞（？—1064）、“子野”王质（1001—1045，时约33岁），“天水元甫”赵良规、“（天水）子渊”赵宗道（998—1071，时约36岁），“荥阳天休”郑戬（992—1053，时约42岁），“清河子思”张子思，“昌黎稚圭”韩琦（1008—1075，时约26岁），“广平子京”宋祁（998—1061，时约36岁），“南阳道卿”叶清臣（1000—1049，时约34岁），“巨鹿介之”魏介，各以人物的郡望和字号称呼。其余还有未能考证姓名者四人，即高平师古、颍川天经、陈留商叟、河东伯垂。

龙隐岩内的《题名》摩崖石刻约刻成于南宋庆元元年（1195），后附时任广西经略安抚使朱希颜（1132—1200）所作跋文，记录刻石缘由：

绍熙二年，余将漕广右兼摄帅事，二卿洛阳赵公实为代。又三年二月，余复自京西解节来代赵公。是岁十月，赵公以书来曰：“石曼卿题名墨迹，其间广平子京者，景文宋公也；天水子渊，我高祖也。本故缣素藏宋公家，宋公之孙顷尝遗余，余甚爱而不欲受，命善书者以楮摹写而归之。今还吴而访宋氏，则缣亡矣。因念物之传远，缣寿于楮，宋之缣不可保，则吾之楮安能必其久而无恙也？先贤奇事，傥遂湮没，殊不可惜？环桂府多石崖，子能俾是书托以不朽，则惟子之惠。”余谓曼卿词墨妙一世，片语只字流落人间者，率宝藏过珠璧。此题笔法劲古，又所列皆名辈，尤士大夫所愿见。与世为公，是余心也。因报曰：“诺。”遂刻于龙隐洞之石室。时庆元改元正月吉日，新安朱希颜书。

据跋文记载，石延年手书之题名最初以缣本形式存世，由宋祁家族珍藏。至南宋，参宴者赵宗道的后裔赵思，在宋祁之孙处得睹此缣本题名，遂邀请善书者摹写为楮纸本收藏。绍熙末年，当赵思再次拜访宋府时，得知原缣本已然不存，因虑及自身所藏楮纸副本亦难永保，恐先贤事迹与石曼卿书法就此失传，便托付朱希颜于桂林境内寻觅合适的石崖，将纸本内容摩刻于石上。今日桂林龙隐岩内所见石刻，即此次刻石之遗存。

根据《题名》，石延年等十六人此次聚会的主题是“饯南阳道卿出守嘉兴”，所指人物为叶清臣，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第二。天圣六年，叶清臣应召试学士院并被授任馆职。天圣七年六月起，他随侍父亲叶参离京，随后赴太平州（今安徽当涂）任通判，三年任期满后又有知秀州（今浙江嘉兴）之命。故在明道二年（1033）六月十七日，十六人齐聚魏介开封府第北轩，为叶清臣离京赴任饯行。

参宴者中，叶清臣与王质、王皞、郑戬、范仲淹、张子思、赵良规、宋祁、韩琦、石延年、赵宗道11人，均为天圣年间及明道初年通过召试授任馆职的官员，这应是宴会参与者之间最重要的交集。《宋会要辑稿》记录了此批人物召试除职的具体情况：

陈元锋曾探讨北宋馆阁翰苑文人群体的集会和诗歌创作活动，指出宋代馆职出局迁官或离京外任时，惯例有饯会雅集：

《麟台故事》：三馆、秘阁官升迁、外补者，众必醵会置酒，集于僧舍以饯之；其补外者，或赋诗以赠其行。祖宗盛时，三馆之士出局，必相过从，或集于名区僧舍，饮酒赋诗。

曾巩《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盖朝廷常引天下文学之士，聚之馆阁，所以长养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则其僚必相告语，择都城中之广宇丰堂、游观之胜，约日皆会，饮酒赋诗，以叙去处之情，而致绸缪之意。历世浸久，以为故常。其从容道义之乐，盖他司所无。

可见，北宋馆阁同僚间饯别送饮的雅集风习，实乃“祖宗惯例”制度化，是北宋文人交游文化中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题名》正是天圣、明道年间馆阁官员饯会雅集的一个实例，其不仅载录了此次以诗酒唱和、题名录事为主要形式的饯送活动，更成为管窥仁宗朝馆阁官员日常社交实态的珍贵窗口。通过进一步分析，还能深入探究参与此次宴集官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关联。

二

“旧友”之故：参宴者之私人情谊探析

在这场饯行宴上，即将离京的叶清臣无疑是主要人物，参宴者中与之关系最亲近的，当属天圣二年（1024）同榜进士郑戬和宋祁。三人不仅同年登科，且均名列前茅，成就斐然：

（天圣二年三月）乙巳，御崇政殿，赐宋郊、叶清臣、郑戩等一百五十四人及第，四十六人同出身……郊与其弟祁俱以辞赋得名，礼部奏祁名第三，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推郊第一，而置祁第十。刘筠得清臣所对策，奇之，故推第二。国朝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

北宋时期，科举同年之间的情谊得到官场士大夫的普遍认可，同年关系在士大夫的社会关系网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学界已对天圣二年进士的交往情况进行了分析，尤其以宋庠宋祁兄弟、叶清臣、郑戬四人之间的关系为重。这四位士子自及第之初便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生活和政治上的交往十分频繁，被时人誉为“天圣四友”。然而，现有研究主要依据四人在宝元（1038—1039）、康定（1040）以后的文字往来进行分析，而《题名》所载明道二年实际交游记录，恰可补充叶清臣、宋祁、郑戬仕途早期交往的空白，从而为理解三人的交游网络提供更完整的视角。

其中，郑戬与叶清臣交情尤为笃厚。郑戬籍隶吴县（今江苏苏州），与叶清臣家乡长洲毗邻，故有同乡之谊；二人同登天圣二年（1024）进士第，郑戬获第二，叶清臣列第三，为同年中名次紧邻之选；其后更缔儿女姻亲，足证郑、叶交谊及家族联结之紧密。就仕宦轨迹而言，二人亦交集深密，于天圣六年（1028）“并诏为光禄寺丞，充集贤校理”，此则在同乡、同年之外，复增同官共事之契，其日常互动频密，自非一般馆阁同僚或同年进士可比。

宋祁自天圣二年（1024）举进士后便师从晏殊，天圣六年起在国子监任职。在京期间，宋祁不仅常随师晏殊参与名流雅集，其本人亦以“天资蕴藉，好游宴”著称。“好客，会饮于广厦中。外设重幕，内列宝炬，歌舞相继，坐客忘疲。”其文集《景文集》中收录了大量此时与同僚、师友的唱酬之作，其中便包括天圣七年赠叶清臣的《叶道卿监太平州》，可证两人始终保持交往。考察到叶清臣在京担任馆职仅一年，天圣七年之后便外任地方官，因此此次参宴者大多与叶清臣并无深交，其中多为宋祁的同期官员。另据朱希颜所作跋文进一步推断，宴后《题名》的原本是交由宋祁收掌，因此，此次饯别之会极有可能是由宋祁发起召集并主持操办的。

参与宴会者中，范仲淹与前述三人也存在紧密联系，既有研究多聚焦四人在景祐年间（1034—1037）以降的政治盟友关系，然对其早年结交的契机与交往细节不甚明了。事实上，范仲淹与郑戬为连襟；与宋祁同出晏殊门下，均蒙其赏识拔擢；与叶清臣互称相知契友。范仲淹原籍邠州，后移居苏州吴县，即郑戬家乡。结合年龄序列与姻亲关系的缔结时序，范仲淹最早结识的应是三人中的郑戬。《宋史·范仲淹传》载其“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此事系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有学者认为，范仲淹与叶清臣的交谊发端于应天书院求学时期，依据是范仲淹为叶清臣所作祭文中“蓬瀛共舍，切瑳规箴。苏秀邻邦，唱酬讴吟”之语，推断二人在求学期间便已相熟。然此说法缺乏旁证。“蓬瀛共舍”既可为“书院学舍”，亦不妨解作“馆阁官舍”，范、叶二人恰于天圣六年（1028）同授馆职。因此，笔者倾向认为，范仲淹与叶清臣的结识更可能是天圣年间由两人的好友郑戬居间引荐的。此外，范仲淹接受学士院召试，得益于晏殊的推荐，当时宋祁也常伴老师晏殊与京中名士往来。据此推断，自天圣六年始，范仲淹便已与叶清臣、郑戬、宋祁等建立起私人联系。明道二年（1033）四月，范仲淹自陈州通判任上被召还朝，擢右司谏，此职任变动使其有机会参与叶清臣的饯行宴。

尽管馆阁僚属之间举办饯别宴属“祖宗惯例”，但若深入考察实际的宴席场景，便会发现这种宴集实际以官员私谊为交流底色。这一点在明道二年（1033）参宴官员的社会关系中可以得到应证，其间存在着多重紧密的私交网络，包括同年、同师及姻亲等。

这些交错的个人联系，远比程式化的典章仪轨更深刻地塑造着宴集的互动形态及范围。平田茂树在探讨宋代“朋党”问题时提出，“政治集团”的形成通常经历两个阶段：首先，“通过地缘、血缘、婚姻、学问、职业等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缘分形成第一次以某个个体为中心的关系网”。这一关系网在政治斗争和官僚体制的推动下相互联系，演变为政治集团。其次，特定的官职也会成为个体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如学界曾讨论过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中枢条例司、台谏等。《题名》补充揭示了馆阁制度同样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馆阁，以个人为中心的关系网得以联系，而且因其储备高级官员的特性，使得在此形成的关系网往往容易在未来的政治舞台上产生重大影响。明道二年（1033）馆阁官员的聚会正包含了多个关系网与政治圈层，需要结合时局及各参宴者的背景和动机进行深入分析。

三

“新局”之交：参宴者的政治关系探析

明道二年（1033）是仁宗朝极特殊的一年，是年三月十七日，章献明肃刘太后崩逝，二十三岁的宋仁宗开始亲政，随即对刘太后垂帘末期的人事布局进行了调整：罢免宰相吕夷简、参知政事陈尧佐、晏殊，枢密使张耆，枢密副使夏竦、范雍、赵稹等人；同时召还并重用曾因反对刘太后摄权而被贬的官员：以李迪、张士逊为相，以王德用、李谘入主枢密院，刘涣、范仲淹、宋绶、刘随等人得到晋升，甚至对宋真宗末年请太子监国的寇准及杨亿等人加官赐谥。这一系列举措清楚地表明仁宗意图改革垂帘时期政局的目的，“开新局”的政治氛围，无疑影响着京城士子的交游选择。

在参宴者中，范仲淹的政治立场与仕宦履历尤其引人注目。在天圣七年（1029）任秘阁校理期间，范仲淹曾因反对刘太后于冬至日接受朝贺、奏请皇太后还政而遭贬斥；明道二年（1033）仁宗亲召范仲淹返京任右司谏，拔擢意图明确。就此次参宴者的年纪与官职而言，范仲淹均居首位，因此其名号在《题名》中紧随题字者石延年，位列第二。加之此次饯行地选在“巨鹿介之”魏介的府邸，其人虽非馆职官员，却是范仲淹的同年好友，这一细节显示范仲淹实为此番叶清臣饯行宴的“主宾”，而参宴者的构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批士人的政治交往逻辑。

除“旧友”之外，参宴者中王质、赵良规、张子思、王皞、赵宗道五人虽非科举进士，但有一共同特征：均因身为高官子弟而获举荐入仕。“太原子野”王质，是真宗宰相王旦（957—1017）之侄，与郑戬同为杨亿学生，“亿叹以为英妙。伯父旦见其所为文，嗟赏之。以荫补太常寺奉礼郎。后献文召试，赐进士及第，被荐为馆阁校勘，改集贤校理，累迁尚书祠部员外郎。”“天水元甫”赵良规与“清河子思”张子思均在天圣年间受宰相张知白（956—1028）举荐，于天圣五年（1027）召试学士院并授馆职。“太原子融”王皞，其兄王曾（978—1038）历仕真宗、仁宗二朝，屡拜高位。明道二年（1033）仁宗亲政后，将王曾调回京城并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范仲淹一样是新局势下受仁宗器重，处于政治上升期的官员。赵宗道，字子渊，开封封丘人，其父为仁宗朝名臣赵贺。赵宗道以父荫补将作监主簿，监舒州盐酒税、汝州稻田务，此番以“执政荐其材，召试学士院，得馆阁校勘，改集贤校理，累迁大理寺丞。”也受到朝廷高官的举荐。与叶清臣、韩琦等新近踏入仕途的进士相比，王质等人在家世背景和官场人脉方面略胜一筹，这一政治优势从他们在《题名》中次序靠前可略作推断。

上述人物与其背后的政治关系，此前与范仲淹都有或深或浅的交集。如范仲淹对张知白、王曾都有上书求荐之举。天禧三年（1019）范仲淹在《上大名府主王侍郎启》中对王曾道：“方领矩步，入拜侍郎之庭；载垂缨，出预将军之幕。当瓜期之未及，犹蓬累之斯行。”表明希望得到王曾举荐的心迹。乾兴元年（1022）仁宗即位，范仲淹上书尚书右丞、枢密副使张知白，表明自己渴望“言天下之道”的抱负。然张知白当时刚入朝堂不便荐举，于是将范仲淹引荐给晏殊。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再向王曾作《上执政书》，这次得到王曾的赏识，次年“晏殊在京城，荐一士为馆职，（王）曾谓殊曰：‘公知范仲淹，舍不荐而他荐乎？公宜更荐范仲淹也。’殊从之，遂用为秘阁校理。”可以说，范仲淹自官微时起便极力寻求执政高官的引荐，王曾、张知白均对其有关键荐举。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再与王质、赵良规、张子思、王皞、赵宗道等人交往，当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与宰执高官关系网外缘的联系。

其余参与宴集者，此一时期相互交往的史料有限，难以考辨确切联系。尽管如此，仍可推测其参与此次交游的部分动因。韩琦与石延年均为宋祁馆阁同期，其中韩琦为天圣五年（1027）进士一甲第二名，并与赵宗道为连襟。石延年则与范仲淹交好，在当时以精湛的书法技艺而闻名，范仲淹对其有“曼卿之笔，颜精柳骨”的评价。因此在宴集中石延年虽非官职、声望最高者，但由他题字亦在情理之中。此二人参与饯行宴主要出于私人交谊。

其余未能考证者，则可能和叶清臣一样是准备前往浙江就任的官员。沙孟海曾提出待考一人，“《括苍金石志》著录青田石门洞嘉祐五年颍川陈经天常摩崖题名一段，自记‘庆历改元，罢永嘉理曹，尝游。后廿年，以侍御更充两浙体量安抚，复至。’石曼卿题名有颍川天经，未知即其人否？”则石延年所记“颍川天经”可能是这位曾任永嘉（今浙江温州市）理曹的陈姓官员。此外，笔者发现宋祁作有《送薛学士伯垂同理嘉兴郡兼简太守集仙柳著作》一诗，其中提到“河东世擅鹓雏誉，江左人瞻竹箭才”，则“河东伯垂”可能为此薛姓官员，曾任职于嘉兴（今浙江嘉兴）。考虑到叶清臣此时即将就任秀州知州，按“嘉兴府，旧秀州，庆元元年（1195）改为嘉兴府”，则此二人的外任地区与叶清臣相近，三人可能当时同在京城，且都将前往浙江地区赴任，于是一同参与饯行宴。

张浩然认为，北宋进士交游的主要目的是在官僚体系内建立和融入特定的“社群”，进而形成具有明确圈层，但又相互渗透的政治资源、同年关系以及文化认同交游网络。明道二年（1033）十六名士人之间的交游活动，以叶清臣、范仲淹为中心，涵盖天圣二年（1024）进士群体、天圣及明道馆阁官员群体、两浙地方官员群体等多个政治圈层的互动，甚至与以晏殊、王曾、张知白为代表的宰执集团外缘圈层产生交集。

结合明道二年（1033）“开新局”的政治转型背景，可观察到参与此次聚会的官员具有鲜明的政治关联特征：范仲淹曾因奏请太后还政而遭贬，此番由仁宗亲召回京；石延年亦曾“上书章献太后，请还政天子”。王皞之兄王曾，是天圣初年主张限制刘太后权力的核心朝臣，此时已加授同平章事；王质、郑戬均师事杨亿，后者曾明确反对册立刘氏；宋祁、叶清臣、郑戬、韩琦等人皆为进士高第，凭借才华与政见崭露头角。其余多数参宴者或任馆职，或为高官子弟，足见这一群体在政坛的潜在影响力与广阔晋升空间。在明道二年仁宗亲政、政治格局重构之际，上述官员及其关联的政治势力已隐隐呈现上升态势，这次聚会则反映出这群青年官员对新政治局势的积极应对与主动回应——他们此时构建的人际关系网络，无疑为后续朝堂中的政治互动奠定了深厚基础。

四

《题名》的历史启示

叶清臣的饯行宴本是历史上微不足道的一个片段，却因石延年的书法成就得以流传后世，为后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人们窥见在明道二年（1033）这一不寻常的历史时刻，一群接下来对仁宗朝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官员是如何动作的。《题名》所记载的人物交往信息不仅丰富了人们对明道二年政治生态的认识，也为观察相关人物的政治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以范仲淹与韩琦的交往为例，学界普遍认为二人的交集始于康定元年（1040）韩琦举荐范仲淹任军职，或者最早可以追溯至景祐三年（1036）二人同朝为官。然而，《题名》证实两人在明道二年之前已通过馆阁同僚聚会建立联系。此外，韩琦、郑戬、叶清臣在宝元二年（1039）为王质被贬辩护，以及石延年向叶清臣引荐人才等事迹，都应放在馆阁时期的人物交际背景中考察。

《题名》所记载明道二年（1033）叶清臣、范仲淹等十六名官员的交游情况，看似仅是遵循馆阁饯会的传统惯例，但通过分析人物具体的社会政治关系，可以发现馆阁饯会实际受到个人私交、政治时局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同时，馆阁也成为了新进官员拓展人脉及寻求政治支援的重要平台。历史后续证明，《题名》中的十六位官员此后大多保持深厚的友谊和一定的政治同盟关系，其中更有志同道合者——如范仲淹、韩琦，于仁宗朝的改革事业中相互援引，共同推动了北宋中期改革的进程。其交游之深、影响之远，成为后人赞誉的“先贤奇事”，使得宋人在缣帛抄录、纸本传拓之外，更特意命良工将这方题名镌刻于岭南的崖壁之上，取石质之坚贞，期冀先贤事迹能在历史浮沉中得长久留存。

由此观之，《石延年等十六人饯叶道卿题名》不仅展示了明道二年（1033）馆阁官员交往的一处细节，更折射出北宋士人群体交游的复杂面貌：既有诗酒唱和的雅趣联结，亦含政治理想的共鸣。这种隐含于日常互动中的隐性交游网络，实则影响着官员群体的社会关系与政策取向等多个方面，为探究北宋士大夫交游的内在逻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微观样本。

作者：许婕，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来源：《岭南文史》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