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老街，百年迷踪。长久以来沙头角地区中英街被认为是自干涸河床而生，实则是一段被地貌变迁掩盖的历史误读。百年前这条边境要道原是乡间小径鸬鹚径，而地名里隐藏着客家的乡土记忆。

中英街本是民国时期沙头角地区自发形成的一条商业街道，学界长期认为其由干涸的河道发展而来。依托沙头角原住民口述史料、近代测绘地图、民间地契等资料，以及对照《香港英新租界合同》、港英勘界布告与1904年英军实测地形图，还原了1899年沙头角边境分段界线原貌。如今中英街对应的地段在勘界时本是乡间小路，并非河道。结合东和圩古平面图与客家口述记录考证，这条小路旧称鸬鹚径，地名来源于路边大量生长的露兜树，由本地客家方言读音转化而来。

东和圩建成于道光年间，曾是沙头角地区核心商贸中心。1899年新界被租借、沙头角海关设立后，进出口关税持续上涨，大幅增加圩内商户经营成本，而后大量东和圩商户向鸬鹚径两侧迁移。依托边境自由通行的区位优势，这条小径在数年间逐步发展为跨境商业街。街区曾并存两个名称，新界一侧居民称其为中英街，华界一侧则取名中兴街，寄寓民族兴旺的美好期盼。中英街来源之所以被误读，是由于近现代填海造地与城镇建设彻底改变沙头角原生地貌，当地原生露兜树近乎消失，加之过往研究未能结合地形变迁解读勘界档案，致使后世对中英街起源、鸬鹚径地名产生长期误读。

重新确定中英街由来，对完整梳理圩市兴衰、边界划定、地名由来与街区成型全过程提供重要支持，同时也提醒学者，区域历史研究中要紧密结合自然与人文研究。

中英街早期历史探索——从鸬鹚径到中英街

英国强租新界是中英街形成的历史基础，英国殖民主义者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勘定界线，竖立木质界桩，签订《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下称“《合同》”），最终实现了瓜分中国领土的目的。1905年，在港英政府单方面采取行动，将木质界桩更换为石质界碑，而中英街就是沿7号至1号界碑自发形成的一条街道。由于缺乏对中英街形成前后本地地形地貌变化的了解，目前有关中英街早期历史的研究仅以《合同》中有关界线的文字描述为依据，认为中英街是由干涸的河底、河床或河道发展而来，但这与当地原住民“中英街以前叫鸬鹚径”的说法并不相符。在新界被强租前，现中英街所在的沙头角地区并非是荒蛮之地，当地人在清道光年间已经建立了一处东和圩市，与中英街近在咫尺。自建立到1899年勘界，50多年这一圩市就是沙头角地区的经济中心。英国强租新界后，沙头角关厂设立，中英街逐步形成，东和圩逐渐衰落。东和圩与中英街发展的此消彼长，以及东和圩对于中英街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一、新界北界沙头角段界线

1899年3月11日，新界北部陆界定界谈判在香港举行。3月16日至18日，中英双方实地勘定北部陆界。3月19日，英方定界委员、香港辅政司骆克和中方定界委员、广东补用道王存善在香港签订《香港英新租界合同》。该《合同》中所注明新界北界沙头角段部分原文如下：“北界始于大鹏湾东经线一百一十四度三十分潮涨能到处，由陆地沿岸直至所立木桩，接近沙头角（即土名桐芜圩）之西……由此道至桐芜圩斜角处，又立一木桩，直至目下涸干之宽河，以河底之中线为界线……沿河底之线至径口村大道……”

1899年4月9日，时任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为了顺利接管新界，向新界乡民发布布告，内容用中文书写，特意注明所展拓的新边界东、南、西、北四至，其中注明北界沙头角段的部分原文如下：“北界以东经线一百一十四度三十分过大鹏湾潮水涨界之处起，沿涨潮水线，直至沙头角西为止。由沙头角西，绕沙头角北，以小路为界。由沙头角至径口，以小河中为界……”认真分析以上《合同》和布告内容，可知其中“沙头角”实际指的是“沙头角圩”，又称“桐芜圩”，即“东和圩”。

对比《合同》和卜力布告相关内容：

《合同》中：“接近沙头角（即土名桐芜圩）之西，再入内地不远，至一窄道，左界潮水平线，右界田地，东立一木桩，此道全归英界，任两国人民往来。由此道至桐芜圩斜角处……。”

卜力布告中：“由沙头角西，绕沙头角北，以小路为界。”

这两段文字，布告中的字数较少，简洁易懂：从东和圩西，绕东和圩北的这一段，以小路为界。《合同》中的字数较多，仅从字面上看比较难理解，但如果结合图1和图2，认真查看，即可以清楚：“桐芜圩斜角处”就是布告中的“沙头角北”。则此句话意思为：接近东和圩西，到一条小路，在小路东侧立一个木桩，这条小路划归英界，两国人员往来不受限制，由这条小路到东和圩北。”

可以看出，这两段文字所描述的内容完全相符，综合起来就是：从东和圩西，绕东和圩北的这一段，以小路为界。这条小路划归英界，木桩立于小路东侧。笔者多次现场查看，并对比相关历史资料，参考原东和圩的位置，发现现今中英街的位置正是《合同》和布告中小路的位置，但这条小路的名称《合同》和布告均未提及。

二、中英勘界时沙头角地区的地形地貌

1904年，英国南安普敦军械测量局出版了一套香港地图，将香港分为11部分，绘制了11幅地图，其中第1幅地图（局部）（见图1）为北部大鹏湾部分。由图可见沙头角河有两个入海口，清晰可见的是西南向入海口，而另一个东向主入海口因不处于英界之内，所以并没有绘制完整，但其走向十分明确。笔者用红色虚线在图上自行标识出东向主入海口。目前，西南向入海口已被填堵，消失不见，仅余东向主入海口。“河水从深圳下来，到了沙头角，自然形成了两条河渠。较大的一条分去了现在的步步街，较小的去了中英街现在的位置，从那里一直到现在的海山酒楼、新楼街，然后出海。”这是新界原居民温和辉先生的口述，因其家族在中英街有店铺，所以对中英街周边地形的变迁较为熟悉。结合地图，基本可以确定1899时沙头角河有两个入海口，一个是东向主入海口，一个是西南向入海口。

图1中沙头角圩西侧的边界线呈“L”形，现今中英街的大体就处于这条“L”形边界线的位置，这段边界线的位置与《合同》和卜力布告中的位置相符合。自“L”形边界线的顶端，沿沙头角河主河道向西北，边界线位于沙头角河的北岸，这段边界线与《合同》中“以河底之中线为界线”并不相符。可见英国殖民主义者们并未完全按照约定行事，而是伺机扩大殖民利益。据此也可以判断，1905年任港英政府单方面将1899年勘界时所立木桩更换为石质界碑时，其界碑也是沿着河流北岸这一边界线竖立。实地踏勘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分析，现存位于梧桐山伯公坳的中英界碑11号即位于沙头角河的北岸。

1904年英国南安普敦军械测量局出版香港地图（第1幅局部）（来源：香港中央图书馆、地图图书馆）

三、中英街由鸬鹚径逐渐发展而来

（一）中英街并非由河道发展而来

言中英街是由一条干涸的河道发展而来，这一观点由来已久，并广为传播。“现在的中英街，原是一条河沟，也就是当时中英勘界确定为界河的地方。”“陆地上其中的一段在沙头角沙栏吓村后干涸的河床上，取中为界……后来这条干河逐步被填满了，有人开始在这里开商铺、办工厂，就逐渐形成了一条小街，就是如今的中英街。”“其中有8块在沙头角镇均匀树立在桐芜圩侧面的一条小沙石河中央。后来，这条小沙石河因改道而干涸，有人在旧河道两侧填土建房做生意，在旧河道的中间便形成了一条街。”上文已述，新界北界沙头角东和圩西至东和圩北段界线，是以一条小路为界，并非是以河道为界。

造成这一误读或误解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对历史资料理解有误，认为《合同》中“以河底之中线为界线”包括了沙头角河的主河道和西南向入海口。认真对比《合同》和布告，布告中“沙头角至径口，以小河中为界”对应《合同》中“直至目下涸干之宽河，以河底之中线为界线……沿河底之线至径口村大道”。这两处文字所描述的范围已超出东和圩。实际所指的是沿沙头角河主河道往径口村方向，这段界线以沙头角河主河道中线为界，并非全部河道均以河底之中线为界。其二，对沙头角地形地貌变化不甚了解，现沙头角河西南向入海口已消失不见，因此失去了参照物。因而误以界碑作为参照物，认为界碑既然在中英街中央，说明中英街原来是河道，所以得出中英街是由河道发展而来的结论。

（二）“鸬鹚径”就是《合同》和布告中小路的名称

深圳市史志办公室和香港地方志办公室联合出版的画册《中英街与沙头角禁区》中，收录有一幅东和圩平面图（见图2），该图原载夏思义博士《沙头角圩》一文。这幅地图的信息主要来源旧市场的沙栏吓村中长老的口述资料，这些口述资料得到1924年航拍图的补充和完善。地图中“⑤”标注为“鸬鹚径（中英街）”，笔者用红色线框将其标示出。此幅东和圩平面图绘制时间应当为1925年，可以看出此时东和圩已向东南扩展了不少，超出东和圩原有围墙的范围，但鸬鹚径香港新界一侧仅有两栋建筑物和一个火车站，此时的鸬鹚径似乎还不能称其为中英街。

东和圩平面图（夏思义《沙头角圩》）

贾少强先生所著《追记中英街》一书对鸬鹚径名称的来源表述为：“原来拐弯处的河道逐渐干涸，长满了芦苇，旧河床边上还有很多碎磁片一样的麻石片砾，于是，村民把这条河道的一段称为‘芦磁径’（也有写作“鸬鹚径”，就是今天中英街6号界碑至7号界碑这段）。”孙霄先生所著《中英街的形成与变迁》一书对中英街形成表述为：“在小河东畔（现街心线）是一条铺着麻石的小道，当地有人称其路段为‘鸬鹚径’。”孙霄先生在书中对“鸬鹚径”名称的来源并不确定，认为一种可能是与鸬鹚这种动物有关，另一种可能与一种叫“芦薯”的植物有关。笔者就此问题向孙霄先生当面请教，他表示也有可能是一种误传。

笔者曾就中英街相关历史问题采访中英街社区沙栏吓村村长吴伟彬先生，并向他出示图3图片。他表示图片中小路两侧长满刺的植物称“lú cí liè”，用客家话发音跟“鸬鹚笠”的读着很接近（“鸬鹚”二字仅取其读音“lú cí”），那条小路以前就称“鸬鹚径”，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笔者于2025年11月12日采访世代居住于沙头角沙栏吓村的老居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沙头角鱼灯舞”传承人吴观球先生，并将相关图片拿给他看。吴先生表示，以前沙头角海边有许多这种植物，现在梅沙一带也还有一些。当地客家人称“lú cí lì”，读音与“鸬鹚笠”很相似。前人就是这么叫的，不知道普通话怎么读和写，其中“lì”是“刺人手脚”的意思。

1949年中英街上挑水的客家妇女（深圳市中英街历史博物馆）

笔者得知它又被称为“野菠萝”，随即查询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相关关键词，得到“露兜（Pandanus tectorius Soland）为露兜树科露兜树属直立多分枝灌木，因其聚合果外形似菠萝，因此又名野菠萝、假菠萝等。在岭南地区，其作为一种民间草药已有悠久的历史”。《广东省中药材标准》（第二册）有中药“露兜簕”，“起草说明”中“别名假菠萝、簕菠萝、山菠萝、婆锯簕、露兜竻蔃、露兜根、簕古、水拖髻毛等。本品为广东民间常用中草药”。“分布于福建、广东、台湾、广西、海南、云南等地……喜生于村旁、路边、山谷、溪边及滨海地区”。通过资料确定当地客家话中“lú cí lì”所指实为当地曾经常见的露兜树。清嘉庆年间修《澄海县志》记载：“露头花叶如剑脊，边皆有芒刺，……常含清露涓滴，故名露花。以火熖其根，使成大头出上土，花乃茂盛，故又名露头花……，一名露兜。”《澄海县志》解释清楚了这种植物被称为露头或露兜的原因。

深港地区的客家人历来就有以当地植物名称命名村庄及道路的习惯。在1894年岭南少岩氏绘制的“新安县全图”中，仅沙头角地区以当地植物名称命名的村庄就有荔枝窝、榕树凹、龙眼园、樟树莆、禾坑、黄竹岭、鸡谷树下等。

由以上可知，“鸬鹚径”是当地客家人对这条小径的称呼，名称源于小径两侧的一种露兜树。沙头角沿海地区自清末起经历了持续的填海造地过程，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大幅改变了沙头角的地形地貌。再加上高速发展的城镇建设，导致依附于原地形地貌的原生植物的生存环境不复存在。如今在沙头角地区几乎见不到露兜树，这也是对“鸬鹚径”这一名称产生误解的重要原因。 

四、东和圩的发展与中英街的形成

（一）东和圩的重要作用

东和圩自1840年前后由当地客家族群建立以后，一直是沙头角周边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圩市除有杂货铺、药铺、米店和鱼栏等几十家各类商铺外，还建有码头、学校、文武庙等配套功能设施。一个由沙头角周边约50个村庄组成的乡村自治组织——“十约”，负责东和圩的日常管理。由于圩不仅与沙头角周边乡民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也涉及梧桐山另一面的深圳圩控制者的利益，因此东和圩的建立是沙头角周边乡民周密筹划，长期努力的结果。    

中英街原本是东和圩旁一条被当地乡民称为“鸬鹚径”的小路。如果没有东和圩，沙头角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渔村，而鸬鹚径也只是一条普通小路。正是因为东和圩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积累，形成了沙头角的早期聚落与市场，为勘界后的边境贸易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英街的商贸网络、消费需求、商户资源与东和圩高度重合，在某种意义上，中英街是东和圩的延续。1899年的中英勘界和东和圩先期形成的市场功能与社会基础，是中英街诞生的历史前提与基础条件。

（二）新边界的划定对于东和圩的影响

1．海关的设立对于东和圩的不利影响

中英两国就香港拓界进行谈判时，清政府曾得到英方的明确保证，今后将尽可能帮助保护中国税收，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新界租借地进行走私。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刚签订，英国不仅不帮助中国保护税收，反而强横要求中国撤走设在新界的税关。清政府几经交涉失败，最终只能按英国要求撤走海关。“1899年10月4日起九龙关改称九龙新关，九龙新关先后建立溪涌、沙鱼涌、叠福、下沙、盐田、沙头角、龙津圩、车公庙、赤湾9处缉私关厂。”沙头角关厂由此建立，位置就在东和圩东南侧的海边，距离中英街直线距离仅300多米。根据《合同》规定，两国人员往来自由、不受限制，但乡民们早就习以为常的商品贸易，却因为海关的设立碰到了新问题。

海关对于货物征税属于常规事务，位于新界一侧的乡民将货物运送至东和圩，需要跨过边界，属于商品出口。位于华界一侧的乡民从新界购买货物运送至东和圩，则属于进口商品。按照进出口商品的相关规定，均需要向海关缴纳相应的税款。新界一侧乡民将自织的布料运到东和圩染色，再将染好的布料运回家，按规定需要缴纳“出口布料”和“进口布匹”两种税款。这一出一进，乡民生产成本上升，商品交易不便，乡民们在情感和实际利益上均难以接受，造成海关与乡民长期关系紧张。

2．新边界设立为东和圩带来发展机会

沙头角被选为从莲麻坑至小梅沙巡逻区一带的总部，在盐田和陈坑设有分部。它是大鹏湾西北区域的税收站，也是大鹏湾海上巡逻区的海上巡逻总部。沙头角海关站由一名外籍海关助理监督领导。在大多数时间里，沙头角有70至100名海关工作人员。为加强新边界的管理，1901年清政府在边境组建了军事巡逻队。海关关员、警察、军事人员等机构和人员的聚集，提升了东和圩商品和服务业的需求，为东和圩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因为这些人员都配备有武器装备，也为东和圩提供了较为安全的经济社会环境。

清晚期直至1925年，因中国海关实际控制权在帝国主义列强手中，实行的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值百抽五”的税率，进出口税率均低于5%。在清末民初的乱世中，安全成为商人最关注和最重要的需求。1912年，从新界粉岭到新界沙头角的铁路支线建成，较大地促进了沙头角地区和东和圩的人员和商品流通。因此，尽管海关和关税为东和圩的商品交易带来问题，但东和圩依然在持续发展。

（三）东和圩商铺的转移

1．关税自主权的逐步实现和海关税率的不断提升

1923年11月23日，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为收回关税主权，命令“大元帅府外交部照会外交使团，要求将粤海关关余拨还广州政府，否则将自行提取。”北京外交使团以强硬手段回应广州政府，调集20多艘军舰于黄埔，准备驶入省河进行威胁恫吓。12月16日，广州各界召开国民大会，到会人数达两万多人，会议决定收回关税主权和抵制英美货。1924年3月28日，广东省财政厅和总税务司署指示广东各关，是日起按厘金与经费的20%开征附加税，作为在广州的7所高等院校的教育经费。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关税特别会议于10月26日在北京召开，中国要求收回关税主权，订定关税自主办法大纲。“11月1日，根据广东省政府指示，是日起加征赈灾捐10%。”

1925—1927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国人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国家主权观念更为深化，收回关税主权的呼声愈加高涨。“1926年10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下令，开始征收进口货物附加税，其税率为：一般商品2.5%，奢侈品5%。”10月9日，广东税务总处负责人兼粤海关监督林子峰公布《征收出产运销物品内地税条例》，对进出口货物一律按照海关税率加征半税，用于津贴省港大罢工工友，打破了值百抽五的片面协定税率。1928年，英、法、美等12个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并相继签订《新关税条约》。“税率共7级，自7.5%起至27.5%”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人民为了争取关税自主权，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关税税率的提升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但对东和圩的商品贸易影响较为严重。在东和圩进行商品贸易的沙头角商家，经历了税率的不断提高和政府对于进出口的频繁限制，担心后续税率可能进一步升高，因此迫切采取行动以减轻或规避关税的影响。

2．东和圩商铺向鸬鹚径和新楼街转移

1925年后，东和圩商铺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开始向鸬鹚径两侧迁移，中英街老居民何集庆的祖父何其钰正是看准了这一时机，于1929年在中英街新界一侧买入2万平方尺的地（地契见图4）。东和圩的商机也吸引了一些外地人前来开铺经商。2010年还在新界新楼街经营生意的逸生昌第三代店主高向斌表示：“据我所知，逸生昌由我的姑母在二三十年代左右创办，姑母他们从广州花都市到中英街做生意。”

1929年3月26日由新界北区地政处签发的地契（何集庆先生提供）

1933—1934年香港新界一侧新楼街建成，中英街两侧被从东和圩转移和新开设的商铺填满之后，一部分商户迁移和开设到新楼街。也有一些商户在中英街和新楼街均有铺面，既可以做香港一侧的生意，也可以做内地一侧的生意，同时还可以规避部分关税。1930年出生的新界鹿颈人陈友表示；“我伯父在沙头角新楼街十四号开设均利渔栏。他有另一家店铺在华界中英街十四号二楼。”

1925年以前，尽管在鸬鹚径新界一侧也有出现个别商铺，但此时中英街尚未形成，其主要面貌依然是东和圩旁边的一条小路。根据现存于香港大学地理系的一张1924年沙头角镇（东和圩）航拍图（见图5），可以较为清楚地观察到，1924年时东和圩仍然店铺林立，房屋较为密集。但鸬鹚径新界一侧商铺寥寥，明确可见仅有位于七号界碑附近的木器店，六号界碑附近零星两家商铺；鸬鹚径现深圳一侧3-4号界碑之间看上去几乎没有商铺。

1924年东和圩（沙头角镇）航拍图（深圳市中英街历史博物馆）

（三）中英街的初步形成

2008年11月对时年81岁的中英街居民刘马央老人进行了采访，他说：“小时候就喜欢在街上玩耍，在他记事前就已经有中英街街名了，华界和英界划分得十分清楚。‘中英街’是居住在小街英界一侧的华人最早叫起来的。”刘马央1927年在中英街出生，他记事前时间大概为1933—1934年以前。

结合前述，中英街的形成时间应为1925至1935年之间。“中英街”这一名称是由居住在香港一侧的华人叫起来的，意为“中国人居住在被英国管辖的街道”，颇有一些无奈和自嘲的意味。显然，这并不符合华界一侧的实际情况，而且此时英界一侧在经济发展上不仅并无优势，甚至还处于劣势，华界显然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有伤国人自尊的街名。因此，先有新界禾坑村人李新昶在华界一侧4号至5号界碑之间建起一排两层高的具有南洋风格的骑楼，他给骑楼这段小街称“猷昶街”。

1925—1935年是中英街的形成时期，也是建设的高峰期，3号至4号界碑华界一侧传统风格的骑楼也建成于这一时期。英界一侧这一时期的主要建筑以一层房屋为主，除设在7号界碑附近的茂生堂药店和木器店，3号界碑至6号界碑基本都有商铺沿街分布。1933—1934年，英界一侧新楼街建成，东和圩部分商铺转移至新楼街。至1935年，中英街基本形成，原来的鸬鹚径完全转变为一条商业街道，华界一侧的中国人为这条街道起了一个与“中英街”明显对立的名字——“中兴街”，寓意期望“中华民族兴旺发达”。准确地说，以界碑为界，位于界碑东侧的半条街道被称为“中兴街”，位于界碑西侧的半条街道被称为“中英街”。

中英街是自发形成的一条商业街道，并非是由干涸的河床发展而来，而是由紧邻东和圩西侧的一条名为“鸬鹚径”的小路发展而来。对于当地河流、地貌和植被变化的历史缺乏了解，是造成对中英街形成和鸬鹚径名称发生误解的主要原因，这也提醒人们在地区历史研究中应当紧密结合当地自然和人文地理的研究。

作者：田武军，深圳市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馆员，展陈部主任；万月云，深圳市盐田区梅沙街道公共事务中心馆员。

本文来源：《岭南文史》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