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远市连州丰阳，地处湘、粤、桂三省交界山地，是广东的“西北门户”。明清时期，得益于水陆要冲的区位优势，大量移民涌入，瑶汉杂居的多元族群格局在此形成，也给地方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

明洪武之前，丰阳地区地广人稀，水陆交通便利，土地资源丰富，吸纳周边多元复杂的人群。自明代至清初期，其族群大致呈现三层格局。面对边缘山地“化外”与“内化”交织的复杂状态，明清政府以朱冈巡检司为核心，构建起一套层级化治理体系。明代巡检司以军事防御、瑶民招抚为首要职能，通过招抚归化瑶民、设置汛防营垒，稳定地方秩序。随着国家权力的下沉，朱冈巡检司逐渐演变为统辖十堡、二百余村的基层行政单元，以实现丰阳地区的社会稳定。在行政统辖与基层治理方面，自明代中后期开始丰阳地区形成了“州—司—堡—村”形式的管理结构；清代，连州形成偏重军事防御性质的保村体系，使丰阳地区基层区划带有明显的军事防御色彩。而在治理取得一定成效后，三水山区瑶人活动逐渐趋于平息，因此朱冈地区官方军事力量逐渐弱化，民间团愈发成为地区治安的主要倚仗。

明清政府通过行政建制的完善，逐步消解边缘地区的自治性，将丰阳转化为赋税征收、兵源供给与交通管控的关键节点，最终实现“边缘内地化”的政治目标。丰阳地区的治理实践，不仅展现了中央王朝对边缘地带因地制宜的治理智慧，更为理解传统中国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将地理边缘转化为国家治理节点，提供了鲜活的微观样本。

明清时期连州丰阳地区社会治理略论

历史学界已充分揭示，明清时期中原王朝通过基层建制与制度同化，逐步将边缘地带纳入内地化统治体系，这一历史过程长远而复杂，其本质是国家权力对化外区域的整合。在族群结构复杂、地跨三省的岭南边缘地带，中央政权如何通过基层行政机构的设计与职能调整，重构赋税、兵源与交通控制的边缘治理节点？国家制度力量如何通过层级化管理，将地理边缘转化为“内地化”的政治单元？本文试图加以回答。

清远市连州丰阳，地处湘、粤、桂三省交界山地。明清时期，丰阳的地理边缘性与交通枢纽地位共同塑造了复杂的族群结构。目前学界对粤北地区关注较多的集中于明清粤北地区的民族政策以及特殊的行政设置。对于微观视角的丰阳地区及其治理实践，仍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性。丰阳乡间碑刻资料丰富，它们皆由地方民众书写。石碑代表着人们镌刻永恒的朴素愿望，是研究平民历史的最佳史料之一，为边缘地区的微观区域史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清同治《连州志》载：“朱冈司属：朱冈堡七十二村，下湟堡十四村，丰阳堡四村……”丰阳在同治年间为朱冈司所辖十大乡堡之一。由于古代地名变迁频繁，为行文简洁，本文将明清“朱冈”一带，统称为“丰阳地区”，主要包括明清时期仁内、论富二乡在内的朱冈巡检司属地，即今连州市丰阳镇、东陂镇、西岸镇北，以及三水瑶族乡在内地区。

本文首次利用乡间现存的碑刻资料，结合地方文献，尝试从微观视角还原明清以后丰阳地区社会变化与族群变迁过程，揭示基层治理进程的具体机制——通过朱冈巡检司的设立与职能扩展，国家以军事威慑、行政建制与文化规训为工具，逐步消解边缘地区的自治性，将其转化为赋税、兵源与交通控制的节点。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传统中国“以夏变夷”的治理逻辑，也为理解王朝国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实现“边缘内地化”提供了微观佐证。

一、地脉与通衢

连州位于湘、粤、桂三省交界地带（图1），“北接九疑，西逋桂岭，控郴永之咽喉，为广州之肩背”。而丰阳地区地处连州北缘，为典型的边缘地带。邻近的三水、瑶安瑶族乡多为山地，而丰阳地区海拔相对较低。加之气候湿润多雨，因此这里河网密布，有东陂河作为主要河流自西北向东南蜿蜒穿行，流经三水、朱冈、丰阳，继而流向连州，与星子河交汇为连江（古称湟水），形成了一条地势低平的河谷地带与贯通湘粤的水路动脉。丰阳地区或可谓湘粤交流的“西北门户”。

从地理格局看，东陂河发源于连州西北山区，经连州南下可连通珠江水系。明清文献中，河流名称历经更迭，可见其作为重要交通干道的地位十分突出。这一水路网络不仅串联起湘、粤、桂三省边界的山地与平原，更与陆路古道形成互补，成为中原移民南迁、商旅货物转运的重要通道。

丰阳古道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图2），全长约1.2公里，北接湖南蓝山县，南抵连州腹地，既是中原移民南迁的陆路走廊，亦为岭南与湖湘互动的关键节点。通衢之大，路必有亭。香树亭位于丰阳古道旁（图3），建造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留存有香树亭碑记二通，实为一碑，碑记题名曰“香树亭”，以及楹联三对，皆明确其作为古道驿亭之功能。

一通碑刻记载了香树亭建造由来：

尝思途有亭，津有渡，济行人也。使津五渡，病涉难堪；途无亭，息劳乏所。予不幸幼失怙恃，家道贫难；及长，肆力市廛，负戴为业。凡通衢之大，路必有亭，以憩行人，何也？为其蔽风雨、荫炎蒸，或汗力殆尽，只得疲而复健也。兹年已垂暮，燕居家下，因思昔年负戴途间之苦，力竭亭中之憩，建亭之念动于心而系于怀，匪伊朝夕益。荷蒙彼苍眷祐，幸而些须凑积，稍得工需，原念勃发，遂择吉于道光旃蒙协恰之秋，乃在乡之西隅鼎建一亭，第不能上栋下宇，区区数椽，敢曰济人？聊以纾其荫炎蒸、蔽风雨之意云耳。

是为记。

另一通记载建造者、工匠及建造时间：

香树亭

丰阳：吴兴耀。男：唐昌、尧昌。孙：思瑞、思玉、思佩、思琼，合家建造。

楚南石匠：吴登昌、王佐木。木匠：胡一清。道光十五年乙未岁仲秋月吉旦立。

香树亭的建造及其碑文记载，为解析地区交通提供了微观视角。建造者体恤古道往来之人无休息之所，天炎无阴凉，风雨无遮蔽，故合家建造一亭。香树亭位于“乡之西隅”，楹联也有道：“建一亭于村外，聊欢驻足息肩。”可知香树亭曾位于村外的要道旁。从碑刻中还得以窥见，建造者年轻时“肆力市廛，负戴为业”，即在集市上以挑担卖力谋生，十分辛苦，早有建亭之念。从建亭缘由可知，丰阳古道作为南北要道，曾有茂盛的集市活动，建造者才会选择在此建造驿亭，造福络绎不绝的往来行人。

从地理空间格局观之，丰阳古道与双溪水路能够形成“水陆互补”的交通体系。丰阳水陆双通道的协同作用，实质上加强了边缘山地的可达性。陆路突破地形阻隔，水路弥补运输效率，二者共同将三省交界的封闭山区转化为南北互通的“过渡走廊”。这种便利交通网络，通过人员与资源的持续流动，为移民涌入提供基础。

二、族群中的流移与民众

明清时期，丰阳地区外来流移众多，这些流民来源复杂，形成该地区特有的族群结构，并对在地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根据族谱记载，朱冈陈氏即是从江西豫章迁来。陈氏“来连始祖为陈友梅（称梅公），于清乾隆初自豫章再迁到朱冈堡江西冲定居。”前文香树亭碑记也明确记载，该亭石材由来自湖南的“楚南石匠”雕刻制作。保存于丰阳镇胡江村胡氏宗祠的清道光十一年（1831）《原祖尝田碑记》明定该家族宗亲源于湘粤二省：“原祖章卿，由贡选拔简州太守，籍湖南邑……倘无尝田以祭挂，亦非保守祖墓之善策，是以楚粤二族叔侄合集议……”这些皆为研究丰阳地区清代移民重要的实物资料，说明粤湘赣三省间百姓的密切往来。

明嘉靖地方官乞奏《议设连州巡司》（后文简称《乞奏文》），是研究连州社会历史及族群结构的珍贵史料，现摘录如下：

连州地僻，五岭之隅界，连三省之裔。全州著之民甚少，四野抛荒之土頞饶，以致异省流移，襁负求食。诸山猺獞、渔佃、侨居、民夷杂处，盗贼用滋。况小人怀逐兔之思，奸商规竭泽之利，争夺竞起，祸乱由阶。

洪武年间，曹通等八户，系湖广九嶷山招抚猺民。因彼人多田少，见得邻界连州清梅二水荒平广阔，分拆一枝，前来开垦耕种。天顺年间造册，以十姓朋为一户，每户永充民壮二名，共一十六名。在官应当其姓，不过受田百亩，日开月垦，至今不下数倍。山饶花利，粮少差轻，是以文朝贤、林国信等遂生觊觎之心，竟成劫夺之患。今虽剿平，若非惩前戒后以永息争端，则遗烬余孽复基祸本。

合无委官将前项田亩拘集里棑人等，逐一沿丘丈量，计其顷亩多寡实数。并各山场酌量计亩，各的有若干，该税粮若干。揭查该州黄册，除曹通等户册内开载田、税粮照数给还外，其多余亩数及杀绝贼田，尽行入官升科，召人承种。然后计丁，以定户籍，与曹通等户，俱另计税粮，仍计山田花利酌量。每若干亩岁佥民壮一名，专在本州听调防地方，其一应定籍人户，仍令其自立团堡，以永守望相助之义。

及照前项地方三省，接连山峒，联络奸民，往往交通，猺獞为害，割凑立县，固为相应。但人民甫定，户口萧条，且分割他省辗转，月事难卒就。若欲立堡，缘查连州所军人不满三百，而附近清远等处卫所俱无多余可拨官军堪以调用。随查本州东北近于大帽东坪，原有朱冈巡司。惟西南白头石、马径、冲口等处原无防哨。合无设立巡司衙门，添设官兵，以便防御。并乞奏。

另有清顺治方志载：“（连州）其民有三。曰王民，惟知耕种渔猎，无商贾，屠沽技艺，克遵王法。曰猺民，曰獞民，深处山峒，腰刀持弩，性犷而悍，不习拜揖，椎髻跣足，舌侏近。虽稍稍向化，然终为颜梗，难治云。”

丰阳地区以连州西北端的山间河谷平原为中心，结合两篇连州文献与前文论述可对其作出推断。明洪武之前丰阳地区地广人稀，因其“三省裔界”的地理特征，水陆交通便利，土地资源丰富，逐渐吸纳周边多元复杂的人群。

自明代到清初期，丰阳地区的族群大致呈现三层格局：其一为“王民”，即编户民，固守“耕种渔猎”生计，集中分布于行政点；其二为归化瑶群体，如《乞奏文》曹通八户，通过“永充民壮”来获得军役身份，并实际控制了清、梅二水平坝垦区，其垦殖规模经过“日开月垦”至明嘉靖时已达原授田数倍；其三为跨境生瑶、生僮，据《乞奏文》所述，其盘踞“三省，接连山峒”，并且维持着“腰刀持弩”的原始武装状态。

复杂的族群格局和变化对区域社会治理形成极大压力。作为归化瑶的曹通八户“日开月垦”，致田亩数倍于原额却仍享“粮少差轻”，土地增值却制度滞后，引发文朝贤等强豪争夺“山饶花利”，暴露明代实施里甲制度在边缘地区的适应性缺陷。“民夷杂处”中流民、奸商、盗贼、生瑶等“交通为害”，加剧资源竞争，反映出行政边界对人口管控的失效。“军人不满三百”“附近卫所俱无多余可拨官军”的兵力配置，折射出通衢之地治安成本与军事资源的失衡。这种地缘—族群—治理的连锁关系，为理解后续基层管理措施提供关键背景。

三、“内地化”的层级管理

丰阳地区位于三省交界，所处位置尤为重要。加之河网密布，古道由经，形成良好的水陆交通条件，以致往来人口流动频繁。又因地广人稀，待垦田亩多，赋役较轻，吸引来源不一的周边移民大量迁入，共同构成了丰阳地区复杂的族群。因此，不免易生事端，扰乱社会治安。另外瑶民不时与汉民发生摩擦。明代已降，官府即对此非常重视，直接加强对该地区的管理，力保稳定。这一目的的最终体现便是行政机构的设置。

巡检司多自明代设立。“凡天下要冲之处，设立巡检司，专一盘诘往来奸细及贩卖私盐犯人、逃军、逃囚，无引、面生、可疑之人，须要常加提督。”朱冈司正位于“要冲之处”。然在其设立之初，其目的断不止于此。

（一）军事防御与瑶民招抚

从《乞奏文》中可知，明廷在面对复杂治理局面时，往往选择“割凑立县，固为相应”，但在丰阳地区的实际操作中，选择的是设立朱冈巡检司。朱冈巡检司设于明洪武二年（1369），属连州，离州八十里，同时设立的还有星子、西岸二司。明嘉靖《广东通志初稿》记载，朱冈司属论富乡。至清顺治，“止西岸司在（阳山）县领，星子、朱冈俱在连州领”。

明洪武年间，瑶人首领貌阿孙带领族人劫掠乡村，经岁不能制。连州州判侯礼向貌阿孙谕以祸福：“建文元年五月，貌阿孙降，添设西岸巡检司副巡检，以阿孙为之。”瑶人首领貌阿孙即是由佐贰官招抚。可见当时巡检司一大重要职能，即为防御流匪，招抚瑶民。明初连州所设三巡检司，今丰阳地区即有朱冈、西岸，三据其二，亦见其招抚之任重。明廷将貌阿孙安置为西岸副巡检，可知明初连州西北一带瑶汉形势较为严峻。明正统四年（1439），西岸司迁至阳山县青莲。至此，连州西北就仅余朱冈一处巡检司。朱冈司任务益重，独自承担起丰阳地区的维稳重任。

从清代开始，政府逐渐加强对连州周边少数民族的管理，或增派佐杂官员，或设立新的政区，重视和防控力度不断加大。“康熙四十一年添设理猺同知。嘉庆二十一年改绥猺同知。”清雍正十二年（1734）二月，朱冈巡检司移驻东陂观，并且在乾隆时期有了临土治民之权，直接管辖连州西北各乡堡。乾隆《连州志》：“朱冈司属：朱冈，六十四村；下潢堡，四村；三水良猺，十二村……”道光方志载：“（连州）州界接四会，境有猺贼山寨，凡十有二。”可见朱冈巡检司一方面统辖各村、堡，另一方面负有管理瑶人之责。连州十二瑶寨即是三水十二瑶村，属朱冈司。三水是过山瑶分布的一个中心，宣统《连州图》（图4）中“朱冈”周边可见“左理良猺”“右理良猺”，如今三水瑶族乡以及周边的左右里地区仍是瑶族聚居地。朱冈司能统辖管理三水瑶人的事务，瑶人被纳入到丰阳地区的基层治理体系中。

作为“西北门户”的丰阳地区，朱冈司深入参与其瑶务中，除招抚瑶民，还有直接管理瑶寨，守备三水瑶人等。清道光十二年（1832），“嗣据署连州知州秀山暨委员即用知县李士燮、署连州州判李荣、署朱冈司巡检罗壔，先后拿获瑶匪赵进学、赵进林、赵生堂、盘幅荃、赵德香五名，经饬司委员会同该州审办”。从这一事件可知，朱冈司有参与具体瑶务，甚至由巡检直接负责，明显有行使治安维稳之职能。巡检司又额辖弓兵，明代“广州府属巡检司，额编弓兵凡二千三百五十五役……连州阳山县三，曰朱冈、星子、西岸，弓兵凡一百役”，是为基层行政的重要防卫力量。

终明一代，明廷一直在丰阳地区保持着军事力量，守备着南岭山口。明廷在朱冈司北设有鲇鱼寨营，距连州一百十五里，以连州东、南、西、北、中五营之兵更番守之。至清代，则设有汛。汛是为清代绿营中最基层的组织，属于武职营汛兵弁之一。朱冈汛即位于朱冈堡朱冈村。从清同治《广东图说》可见，朱冈司下属十乡堡，有汛三，分别为大角冲汛、朱冈墟汛、沙坪汛。瑶人状态不稳定，需要有专门应对。不同于连山厅在八排瑶所在山区设有环状分布的三十六汛，丰阳地区则是有在三水山下、水道要处专设朱冈汛看防三水瑶人。再配合“司—堡—村”的防御体系，以实现丰阳地区的社会稳定。

丰阳地区河网密布。清同治《朱冈司图》（图5）也可见朱冈汛所在临近水边，扼守水道，朱冈司辖下各堡也分别排布在河东西两侧。据此可以判断，如此设置应是出于保护水路交通之目的，相关遗迹亦可证明，即“朱冈汛”与“朱冈司”一同具有要道防控之职能。

（二）行政统辖与基层治理

清代，朱冈巡检司逐渐成为事实上一级行政区，统辖丰阳地区十堡，形成10堡、227村的基层区划格局，完成了从乡图向“司—堡—村”体系的转变。有别于周边地区以及广东大部分地区的基层区划，连州形成的是偏重军事防御性质的堡村体系。具体到丰阳地区，各堡建有大小不一的城墙。以丰阳堡为例，据清光绪《重修南门碑记》载，今丰阳村南门始建于乾隆时期。同治《朱冈司图》（图5）中可见“朱冈堡”“丰阳堡”等堡的设置，图中央“东陂观堡”绘出了代表“四方堡垒城墙”的建筑图像。可以看出，丰阳地区基层区划带有明显的军事防御色彩，也可以看作是完整的联防体系。

最初自明代中后期开始，巡检司开始直接统辖乡堡。虽朱冈司在明洪武年间就已设立，但未出现其有直接统辖乡堡的记载，相关的最早记载见于清乾隆《连州志》。说明至少在乾隆时期，丰阳地区就形成“州—司—堡—村”形式的管理结构。

明初，连州西北设有西岸、朱冈二巡检司。明正统四年（1439），西岸司迁至阳山县青莲。至此，连州西北就仅余朱冈一处巡检司。朱冈司初设于论富乡朱冈，清雍正十二年（1734）向南迁至东陂。朱冈也逐渐从一个村堡名，成为连州西北的代名词，朱冈司也从连州西北的军事机构，在清代乾隆年间真正成为统辖乡堡的一级政区。同治《连州志》卷十载有徐香祖《倡签连州宾兴引》一文，其中记道：“连州地分三壤，星子十四堡州判分治之，朱冈十堡巡检分治之，捕属十七堡吏目分治之，皆有宾兴银两。而星子、朱冈二属为数充足，可以敷用。捕属则人数较多，银数较少，不如星子、朱冈远甚。”可见，当时连州之地分属三个区域不仅是在行政管辖时如此执行操作，也是得到时人的普遍认同。在巡检司时代，朱冈成为连州三大地理单元之一，“朱冈”作为地区代称已深入人心。巡检司裁撤后，丰阳地区政治中心缺失，“朱冈”也从地区代名词回归其作为村堡名的使用状态。

（三）民间力量介入与商业管控

明清两代，丰阳地方治理取得一定成效，清中后期时，三水山区瑶人活动已逐渐趋于平息，朱冈汛的兵员也在逐步减少。根据乾隆《连州志》的记载，朱冈汛有外委把总一员，目兵二十四名，兵房二十五间。清道光《广东通志》则是记载朱冈汛有外委一员，兵二十名。同治《广东图说》中朱冈汛防兵有十八名。清同治《连州志》的记载又有变化，连州朱冈汛外委把总一员，原兵二十四名，今十名，兵房二十五间，今圮其半。从方志记载不难发现，清初以后朱冈汛的兵员从二十四名逐步减至十名。

纵观明清时期，朱冈地区官方的军事力量逐渐弱化，民间团练愈发成为地区治安的主要倚仗。清同治《连州志》中记述朱冈司巡检张清鉴“咸丰三年任，时值贼风四起，乃率九堡团练，备历辛勤”。清咸丰六年（1856）正月十三日、十四日，“秤架之匪分窜至黄坌西江右街一带肆扰，复有湖南江华等处逸匪二千余人，又云雾洞各路分窜来粤，飞饬朱冈司巡检张清鉴调派附近乡勇，由三江协勒福添调官兵，往东陂防堵”。同年十二月清远县城“被贼围攻危急……札饬（连州补用知府）张崇恪募雇朱冈勇三千名，在连州地丁项下动支银二万两，交朱冈司巡检张清鉴带勇赴援”。另外，军事功能也更多转移到了清代新设立的理瑶同知，三江协和瑶营更多承担了对瑶军事任务。朱冈的驻军虽然逐步削减，但朱冈的其他方面作用则逐渐凸显出来。

清宣统《连州图》（图4）可见“朱冈”附近设有“圩市”。可见该区域商业繁盛，瑶汉民众都参与到当地圩市贸易当中。民国时期，连县“上通湖南永道诸县，下联县城，商旅云集，商业颇为繁盛。清同光间，专业引盐者有二十四号之多，其余各行商业亦颇发达”。盐这类特殊产品亦经由丰阳地区运输，今丰阳古道也被称为茶盐古道。由此，政府对此管理十分有必要，朱冈司也具有商业管理的职能。

朱冈巡检司从明初以军事防御、招抚瑶民为核心职能，到清代逐渐承担行政统辖与商业管理，这一转变既是国家权力下沉的体现，也反映了中央对边缘地区因地制宜的治理智慧。清廷通过赋予巡检司临土治民之权，将瑶寨纳入“堡—村”体系，既能缓解族群冲突，又将多元族群纳入赋税与兵源基础。这种“以地方治地方”的模式，实质上是国家权力通过地方精英与基层机构间接控制边缘的微观缩影。

作者：田恬，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来源：《岭南文史》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