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在冼玉清先生诞辰130周年、逝世60周年之际，由冼玉清主持编选的《近代广东文钞》得以影印出版，收录了清道光年间至20世纪40年代一个多世纪中150位作者的文章共262篇。

从冼玉清作于1954年的《〈近代广东文钞〉略例》中，可见此书的编选意图以及选文标准：第一，该书承继屈大均《广东文选》等岭南总集编纂传统，填补了近代广东文献编纂空白；第二，着重选取表现时代危难、家国忧患、民族觉醒的作品，以反映近代以后中国所经历的非凡历史进程和社会文化变革；第三，将文章史料价值置于编选的最重要位置；第四，特别重视未刊、流传稀少的稿本和钞本文献；第五，采用骈散兼顾，以散为主的原则；第六，只选录用文言文写作的文章，以保存和延续中国传统文章写作中以文言为主的语言文字形态和文体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广东文钞》对“近代”“广东”的界定开阔通达。它采取的时限比较宽泛，将广东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包含在内。同时对于“广东”的把握，采取的也是以当时的行政区划为基础，根据所收录文章作者的籍贯、行止、从事写作及进行活动的主要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补充，保证了该集内容上的丰富性和文章上的史料性。

从作者选择与成员构成来看，此集不仅有近代广东各种政治人物、各领域的代表性学术文化人物，还兼顾了较少受到关注的作者，同时也选择了历史上的一些“反面”人物；从文章内容及类型看，既有占主流地位的公文与纪实性文章，又有宣传性文章以及学术性文章；从文献史料价值看，对于“普通人”“小人物”的关注，更是难能可贵。且收录的多篇文章为作者亲历亲闻之作，史料价值突出。 

总的来说，《近代广东文钞》是岭南历代文章总集编选传统的延续和传承，是历代岭南文献积累汇聚的新成果与新标志。它反映了冼玉清对于广东近代文献的熟稔和重视，以及她关于近代广东文献的基本认识和各体文章观念，在岭南文献和文化研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历代岭南总集的嗣响 近代广东总集的先声——冼玉清《近代广东文钞》的文献价值和学术史意义

冼玉清主编的《近代广东文钞》，在冼玉清先生诞辰130周年、逝世60周年之际，作为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库”之一种，由岭南古籍出版社于2025年3月影印出版，使这部编选于1954年的近代广东文章总集在沉寂了七十年之后，终于得以面世。虽然其间屡经曲折、多逢意外，甚至时有险遭不测、湮没不传之虞，但恰恰是因为历经如此的艰难不易，才更不能不说，此书的出版，的确是一件嘉惠学林、可喜可贺之事。

《近代广东文钞》由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的冼玉清先生主持编选，并由馆员誊抄，共收录清道光年间至20世纪40年代一个多世纪中150位作者的文章262篇。每位作者之首有小传，对其主要经历、生平行止、主要著述及其他成就进行简要介绍，之后是其所作文章的选录。此集的编选，具有体例完备、内容完整、适于典藏、便于利用的特点。

该书编选体例规范、态度严谨，意图明确、措施得当，体现了作为一位杰出文史学者的冼玉清的学术态度和学术追求。冼玉清在作于1954年10月1日的《〈近代广东文钞〉征文略例》中对此集的编选用意、标准、原则进行了简要说明，实际上就是为编选此书而征集稿件、进行编选操作凡例，于了解此书和编选者学术意图与目标颇有参考价值。其主要内容为：

吾粤文章总集，旧有屈大均之《广东文选》、温汝能之《广东文海》，然年代久远，书已极为难得。近人吴道镕辑《广东文征》，而于五十年来作者略而未详，故有《近代广东文钞》之辑。

道光以还，内政日非，外侮日甚。国人受环境之激刺，其写深忧摅硕画之文字亦最多。如鸦片战争前后、中法战争前后、甲午中日战争前后、戊戌变政前后、庚子联军战争前后、辛亥革命前后、抗日战争前后，不鲜可诵可传之文章。故兹集选材，从道光起以至今日，初集拟先选百家。每家所选，以不过十篇为限。俟满百家，即谋出版。第二、三、四集，以次续编。

此书首重史料价值，其取材以有关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山川、风俗、掌故者为合，但专选文言。

凡未梓之稿件或函牍，特为注重，亟思采集，以冀保存，而阐幽光。

骈偶亦文体中之一格，与散文并存不废。兹拟兼采，以见各有适用之处，但以散文为主。

可见，其中颇有体现此书编选意图、选文标准与内容取舍、文章形态及语言标准的要求，能够体现冼玉清文献观念、学术思想的一些方面，因而值得特别关注并仔细领悟。其中特别突出者如：第一，此集的编选，是有意识传承延续以往广东文章总集编纂传统而来，其中特别有代表性、影响特别广泛者如屈大均《广东文选》、温汝能《广东文海》、吴道镕《广东文征》等，但此集在时间范围上采取以清道光年间以降直至20世纪40年代为止，具有明确的踵武前贤、填空补阙用意。第二，清道光时期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历了多次被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也经历了多次重大政治动荡与历史性变革，此集编选文章即以此为主要线索，着重选取反映历次战争、历次事变，表现时代危难、家国忧患、民族觉醒、探寻出路的作品，以反映近代以后中国所经历的非凡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文化变革。第三，将文章的史料价值置于编选的最重要位置，作为取舍的最重要依据。全书作者众多、取材广泛、内容丰富，但最关键处在于文献史料可信可靠、内容集中、主题突出，体现出清晰的学者选家的独特眼光和明确的学术意图。第四，特别重视未曾刊行、流传稀少的稿本和钞本文献，使这些尚处于原初写作形态、以原始形态保存的文章得以刊行，化一身而百千身，以利于这些珍稀文献保存于今、流传于后。第五，不排斥骈体文，采取骈文与散文兼顾并取、以散文为主的原则，这种处理原则既符合散文与骈文写作、流传的基本面貌、正常情况和大概比例，也符合中国传统文章骈散兼具、散多于骈、骈散结合的总体文章面貌。第六，只选录用文言文写作的文章，而于白话文章不予选录，借此保存和延续中国传统文章写作中以文言为主的语言文字形态和文体形态，表现出延续和保护中国文章的文言文语言文字传统与文言文章文体形态传统的深刻用意。

假如结合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学术条件、学术氛围、政治文化环境，特别是冼玉清本人的工作处境、学术条件、学术地位等具体因素，来理解和品味冼玉清亲自拟订的这份《征文略例》，就更能够深切体会到这份篇幅并不长的编选凡例所表达的学术目标、文献标准和学术追求，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品格和文化姿态，从而对这部《近代广东文钞》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所蕴含的学术思想、文化姿态进行更加准确深切的认识和更贴近编选者心愿的理解。

以这份《征文略例》提供的这些基本情况为基础，结合这部总集的具体内容与形态，再从另外一些角度或方面更加细致地考察《近代广东文钞》的编选，特别是其中反映出来的学术思想、学术用意、文献史料价值和该集所具有的学术史乃至文化史意义，仍然可以得到一些更加细致准确、深入充分的认识，也可以从中获得更加丰富的教益和启发。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广东文钞》关于“近代”“广东”两个关键概念的运用和对于时间、空间范围的把握。这是关系到该集编选的时间范围、空间范围及其运用的两个最重要方面，也是该集发凡起例、确定标准过程中必须首先予以明确并按照处理、进行编选操作的基础，当然也是在阅读、体会这部文章总集的时候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于“近代”，这通常是一个随时而变、因时而改的概念，长期以来颇有不同认识和处理方法，有时候甚至产生相当大的分歧，也产生过各种各样的争议和讨论。该集采取的是比较宽泛的时限，将清道光年间（1821—1850）至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视为“近代”。而这一时期，正是广东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重大转变，面临重大历史抉择的关键时期，也正是以往历代岭南总集所没有关注到，同时的相关文献汇集、总集编纂尚没有予以专门关注的时段。因此，该集将这一时期作为“近代”，是含有其特别的历史文化思考和学术思想用意的，也恰恰是以往的岭南历代总集所欠缺的，仅此即可见冼玉清的文献意识、学术识见和良苦用心。

关于“广东”，由于历史沿革、行政区划的变革，尤其是清道光年间以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领土主权、文明形态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革和剧烈改变，“广东”这一区域概念或地理区划的范围也发生了多次改变，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深刻、影响深远甚至关系到整个中国国家版图、领土主权的变化。在这种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该集对于“广东”的把握，采取的也是以当时的行政区划为基础，根据所收录文章作者的籍贯、行止、从事写作及进行活动的主要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补充，从而确立了比较宽阔的范围。从本集所收文章作者的总体情况和对于个别特殊情况的处理来看，可以发现，编选者并没有采取过于严苛的标准和刻板的处理方式，而是采取了比较开阔通达的做法。比如明显者如，除了一般所说的“广东”范围之外，还将曾经属于广东的广西东部的部分地区作者冯子材、刘永福等的文章予以收录；还有原来本属于广东，而后来分别成为英国、葡萄牙殖民地的香港、澳门地区也纳入关注和编选的范围，选取了由于各种原因或长时期或短时间、或经常性或临时性在香港、澳门地区生活、写作的若干作者的文章；对于本来出生于台湾、较长时间生活于广东的人物比如丘逢甲的文章，也予以收录。这种处理方式不仅符合当时“广东”区域范围的实际情况，而且体现出这部“广东”文章总集的完整性，保证了该集内容上的丰富性和文章上的史料性。

从作者选择与成员构成来看，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选取了多位取得了显著成就、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人耳熟能详、容易获得公认的近代广东各种政治人物的文章，如骆秉章、梁廷枏、洪秀全、冯子材、丁日昌、刘永福、郑观应、伍廷芳、谭宗浚、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叶恭绰、冯自由、朱执信等；还有各领域的代表性学术文化人物的文章，如汪瑔、吴道鎔、陈伯陶、潘飞声、汪兆镛、张学华、吴沃尧、黄节、苏玄瑛、王薳、邬庆时等。这两类作者构成了该集作者队伍的主要部分，集中体现了该集以各界重要历史人物为主体的作者构成。

除此之外，还选择了一些由于各种原因或许多不明确因素所造成，在一般人看来不那么出名、较少受到关注、影响也较小的作者，比如詹宪慈、陈德芸、黄荣康、徐绍棨、温肃、梁朝杰、古直、陈樾、黄际遇、饶锷、李应伟等。这种著名作者与其他作者相兼顾、相结合的处理方式，既增强了该集广收博取、兼收并蓄的编选视野，也反映了近代广东文章作者的异常丰富与多端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被认为并非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正面人物”、或者在某些方面颇有可议之处，或者在历史动荡、时代转换过程中走向“反面”的某些人物的文章，也并不因人废言、全盘否定，而是依据该集的选录标准，对其重要文章予以选录，如刘锡鸿、汪精卫、邹鲁等，从而保证了入选人物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体现了编选者尊重历史、依据事实、开阔通达的编选标准和学术眼光。该集《征文略例》中揭橥的“首重史料价值”的编选标准，也由此得到有效的落实。而对于女性作者的关注和对于其文章的选入，又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该集选录了康同薇的《女学利弊说》一篇，这也是该集收录的仅此一位、仅此一篇女性作者的文章。虽然仅一人、仅一篇文章，却反映了近代以后广东女性接受教育、走向社会、从事各方面事业并取得突出成就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也反映了作为女性学者的冼玉清对于女性作者的特别重视和特殊期待，其中所蕴含的浓重的思想感情也清晰可见。

从文章选录标准和文章内容及类型看，除了选录当时处于主流地位、相当常见、具有较大影响的公文性、纪实性文章以外，比如陈昙《明绍武君臣冢碑纪》、颜伯焘《密陈广东情形疏》、骆秉章《生擒石达开折（附原供）》、梁廷枏《夷氛闻纪论》、洪秀全《讨满清诏》、丁日昌《奏台事宜统筹全局疏（丙子）》、郑观应《商战》、戴鸿慈《考察东西洋各国政治奏疏》、梁鼎芬《奏劾奕劻袁世凯折》、李应伟《十九路军英雄记》等。还有一些时政性、论辩性文章以及其他在当时报刊上发表的具有较强宣传性、鼓动性的文章，如康有为《保国会序》《强学会序》、陈荣衮《教育女子论》、韩文举《万国公政说》、梁士诒《国民经济问题（在财政金融学会演讲稿）》、陈少白《外海杂志发刊词》、梁启超《上大总统袁世凯书》《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吴恒炜《知新报缘起》等。还选取了相当数量的学术性、文化性文章，如谭宗浚《后希古堂书目自序》、简朝亮《复康太学论〈新学伪经考〉书（光绪卅一年乙巳）》、陈伯陶《宋东莞遗民录序（丙辰端午）》、张学华《胜朝粤东遗民录序》、温廷敬《明季潮州忠逸传序》、伦明《四库全书目录补编序》、徐勤《孟子大义述自序》、黎国廉《岭南学报缘起》、刘桢麟《论西学与西教无关》、黄荣康《学海堂课稿序》等。这样的处理和安排，从政治性和务实性、宣传性和影响力、学术性和持久力三个方面共同展示了近代广东文章的文体多样性与丰富性。而对于学术文章的关注，则反映了作为文史学者的冼玉清对于近代广东文章独特学术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与把握，也是其个人学术趣味和偏好的一种间接反映。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该集入选的各种文章，原本作者都使用汉语、采用文言撰写而成，这当然是该集选录文章的绝大多数。除此之外，还选录了个别翻译文章，如所选录的容闳《西学东渐记》中的《太平军中之访察》《对于太平军战争之观感》《教育计划》三篇就是。《西学东渐记》本来是已经定居于美国的容闳于1909年用英文撰写而成的一本回忆录，其英文本原名是MyLifeinChinaandAmerica，假如进行直译，书名可以译为“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的王蓁译本，采用的就是直译的方法，将书名译为“《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但容闳此书影响最大的译本，还是由徐凤石、恽铁樵翻译，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的译本，书名为《西学东渐记》。由此，“西学东渐”也成为一种相当常见、延用至今的表述。该集选录了此书的几个部分，就是出自这个译本，这显然是以其内容的独特性和文献史料价值为选取标准的。这样的文章来源和这样的编排处理，在这部《近代广东文钞》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可见编选者对容闳及其著作的格外重视。

从文献史料价值看，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该集所选录的150位作者的小传。由于清道光年间以后的广东人物及文章以往未有汇集，一些人物的生平履历、著述行止、成就贡献等的载记并不完备，更不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编选者进行查考、提炼和撰写。该集选录的各领域的重要人物、相关文献史料比较丰富的人物自不必说；从作者小传的文献史料价值看，更加难得、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名气不大、名声不显，生平事迹及相关史料也不丰富、甚至很难搜寻的作者小传。如该集所选第一位作者陈昙，还有其后的赵沅英、桂文炽、孔继宣、郑国藩、洪孝允、曹泰、任元熙、苏伟明，又如全书收录的最后一位作者李应伟。这些人物或没有功名，或声名不彰，或命途多舛，或性命不长，假如不予关注，其著作极易湮没或散佚，其名字也容易被遗忘。该集对这些人物予以关注，收录其文章，尽管对其生平事迹的介绍还相当简单，但毕竟留下了可资继续考察的文献史料线索。对于这些“普通人”“小人物”的关注，不用说在20世纪50年代那样的学术条件之下至为不易、至为难得，就是在今天这样的学术条件下，也仍然应当认识和体悟到其何其不易、何其难能可贵！

当然，《近代广东文钞》的文献史料价值最集中地体现在所选录的文章上，这是编选者“首重史料价值”的编选要求和目标的扎实践行，更是这部文章总集最具有学术价值的方面。清道光年间至20世纪40年代广东乃至全国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政治思想变革、政治经济状况、教育学术事件、个人交往与经历及其他具有社会意义、史料价值的事件和人物，通过这部文章总集收录的文章，而得到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体现，从而使该集获得了独特的文献史料价值。这也正是以冼玉清为代表的编选者编选意图、学术眼光和学术目标的集中体现。如骆秉章《生擒石达开折（附原供）》、韩锦云《广东英夷滋扰情形疏》、赵沅英《英夷入羊城》、林福祥《三元里打仗日记》、冯子材《克复越南高平省城恳将高平赏还越南折》、张荫棠《奏复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丘逢甲《上唐景崧中丞（三月十三日）》、陆中桂《被逮供词》、李瑞霖《淞沪血战图记》、温肃《请密防日本阴谋折》、邬庆时《记新界之战》、马骏声《黄冷观先生传》、苏伟明《马占山将军别传》等。这类文章中所写，或为作者亲历事件，或为作者耳闻目睹，或为作者上之当朝，或为作者深思熟虑，因而具有其他作者、其他文章难以具备的真实性和独特性，同时也具有相当直接的史料价值、真切的思想内涵，也具有明晰的思想倾向和情感特征。

总集作为一种最常见、最重要的文献汇聚与编选形式，已经成为中国传统著述中的一种具有重要地位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典范形态，在中国古典文献的汇集、编纂、流传、利用过程中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如《诗经》《楚辞》《文选》等文学总集，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早已被公认，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文史常识。就岭南或广东历代总集的编选而言，也可谓渊源有自、源远流长，历代各类总集的编选、刊行，对于岭南文献的保护与流传、岭南教育和学术的发展、岭南思想与文化的研究，更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历代总集的编选与刊行，已经成为岭南文献学史和岭南文化史上一种相当突出、具有重要地位的学术文化现象。

历代岭南文献总集的编纂，由于意图不同、目标不同，由于条件有异、眼光有异，更由于历代岭南文献形态的多样与复杂、众多与分散，加上各种具体环境、条件、能力、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制约，也出现了相当复杂的情况。仅就历代岭南总集的编选标准、取舍方式看，就有着颇为多样的情况和现象，有的按照时代来编选，有的按照区域来编选，有的按照文体来编选，也有的按照群体或流派来编选。如王隼《岭南三大家诗选》、屈大均《广东文选》、温汝能《粤东诗海》和《粤东文海》、伍崇曜《楚庭耆旧遗诗》、胡曦《梅水汇灵集》、张煜南和张鸿南《梅水诗传》、温廷敬《潮州诗萃》、邬庆时和屈向邦《广东诗汇》、吴道镕等《广东文征》、许衍董等《广东文征续编》等，都是各具特色、各有价值的代表性岭南文献总集。从这一系列中看，这部《近代广东文钞》是较为晚出的一部岭南文献总集，而且将选录文章的时间限定在“近代”，即清道光年间至20世纪40年代一个世纪左右的范围之内，有着清晰的继踵前贤、延续文脉，填补空阙、发扬光大之意。从编选者的身份与性别看，这也是古往今来的岭南学术史上由女性学者主持编选的第一部岭南文献总集，突出反映了冼玉清的学术思想和乡邦情怀、学术眼光和卓越见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20世纪以后女性学者迅速崛起、并取得越来越显著地位、做出越来越重要学术贡献的时代变革趋势。

总之，《近代广东文钞》是岭南历代文章总集编选传统的延续和传承，也是历代岭南文献积累汇聚的新成果、新标志；是冼玉清先生以其深湛的文史修养、独特的学术眼光为岭南学术文化做出的又一项重要贡献，也是近代以后广东文献总集编选和文献保存、文脉延续的先声。如今，这部踵武前贤、引领后学的文章总集，在艰难时世中沉寂了七十年之后得以重现生机、重焕光彩，确是一件“发潜德之幽光，启来者以通途”的盛事，必将引领和鼓舞后学踏实问学、扎实研究，心怀广远、勉力前行，以不负前贤所望，不负时代所期。

作者：左鹏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来源：《岭南文史》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