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适逢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广州举办，广州市启动了“羊城八景”评选活动。2025年8月3日，新的“羊城八景”正式揭晓，分别为“塔映花城”“云山叠翠”“越秀风华”“荔湾胜境”“南沙旭日”“黄埔云帆”“欢乐长隆”和“流溪烟渚”。

早在宋代，人们就开始评选“羊城八景”，历代相沿，且每朝八景各有所不同。宋代羊城八景以珠江水景为核心，多为交通港口与饮用水源地，分布于广州四方，奠定以“云山珠水”为骨架的基础格局；元代八景分布全在城外，分布不均且北多南少，八景中出现山水平衡的取景观念，山景数量上升，越秀山也首次跻身其中；明代因城池重建与城墙的空间限制，八景重心内移，珠江主航道淤塞使水景从干流转向湖沼井泉等多样形态，人文景观占比大幅提升，景观格局演变为“秀山珠水”，山—水—人的取景理念初步形成；清代八景实现城内外各半的均衡分布，山景与人文因素占比进一步提升，最终达成山—水—人的取景平衡，景观几何中心因航运与贸易发展向南偏移。

研究表明，朝代更替与战争破坏、珠三角泥沙淤积引发的水体萎缩、陆地面积扩大、水路交通线的转移、景观自身的文化积累，是推动羊城八景演变的关键因素。

羊城八景的变迁，体现出选景观念的逐步成熟——从单一水景到山—水—人平衡、从忽视分布均衡到清代以城内外为标准的均衡选取，大景观格局也完成了从“云山珠水”到“越山珠水”的转变，更深刻映射出宋至清广州城的地理演变、城市建设与人文积淀的发展轨迹，是广州地域社会发展的直观缩影。

沧海桑田间的“景”与“观”

——古代羊城八景及其选景观念变迁

八景是以数字集合表达景观集群，是“集称文化”的一种。八景起源于魏晋南北朝，宋人宋迪的潇湘八景为八景正式定形的标志。经过历代发展逐渐拓展到文学、美术、园林造景等方面。最早的羊城八景在宋代已出现，内容为广州城及其附近的八个名胜。据清乾隆《广州府志》记载，自宋代到清代，羊城八景共演变了四次。宋代羊城八景为“扶胥浴日、石门返照、海山晓霁、珠江秋色、菊湖云影、蒲涧濂泉、光孝菩提、大通烟雨”。元代羊城八景为“扶胥浴日、石门返照、粤台秋月、白云晚望、大通烟雨、蒲涧濂泉、景泰僧归、灵洲鳌负”。明代羊城八景为“粤秀松涛、穗石洞天、番山云气、药洲春晓、琪林苏井、海珠晴澜、象山樵歌、荔湾渔唱”。清代羊城八景为“粤秀连峰、琶洲砥柱、五仙霞洞、孤兀禺山、镇海层楼、浮丘丹井、西樵云瀑、东海鱼珠”。

羊城八景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早期学者研究羊城八景多关注于现实地点以及现存状况，如曾昭璇详细探寻了各朝代羊城八景所在地点及其现存状态。进入21世纪后，对羊城八景的研究逐步发展到关注其现实意义与总结其演变规律。邓颖贤从城市规划和设计的角度分析从古到今羊城八景的演变规律与广州的城市形态发展关系。张嘉盈则总结从宋代至今的显著特点和演变规律。但是以上研究仍有可深入之处。羊城八景自南宋出现直至清代，恰好是广州溺谷湾淤填加速时期和古代广州城市发展时期，自然的水陆变化与人文的城市发展都对羊城八景的产生有较大影响。本文对自宋至清的羊城八景进行分析，以期理清古代羊城八景变迁的影响因素与古人评选羊城八景的观念变递。

一

宋至清羊城八景的变迁

从宋代到清代，羊城八景在历代都有所变化，但更换的原因却少有深入研究，现从朝代间八景更替作分析。

宋代羊城八景基本以水景为主，其中扶胥浴日、石门返照、大通烟雨三个为重要交通港口，菊湖云影、蒲涧濂泉两个是饮用水源，这反映出羊城八景与人们生活环境条件联系密切。珠江河道深广，可做优良港口，附近居民点逐渐升级为卫星城，如石门镇、大通镇、扶胥镇，当地风景因其在交通上的重要性而受到关注。八景除光孝菩提一景在城内，其余都相对均匀分布在城外四方：东南为扶胥浴日，南方为海山晓霁、珠江秋色，西南为大通烟雨，西北为石门返照，北方为菊湖云影，东北为蒲涧濂泉，奠定了羊城八景以云山珠水为骨架的基础格局，各具羊城的文化元素。

元代羊城八景全在城外，分布松散且不均衡，呈现出北多南少的分布特点，仅东北方向白云山即有三景聚集。与前代相比，元代羊城八景中山景数量明显上升，水景有所减少。新增山景为越台秋月、景泰僧归、白云晚望。山景的增多，反映了战争对广州城的破坏，以至于城内无一景可上榜。缺少了城墙的界限，游人选择游览目的地可以往更远的地方。越秀山首次登上八景，到明清八景均有其身影，这和越秀山持续受到开发有关。水景的扶胥浴日、石门返照、蒲涧濂泉、大通烟雨四景未换，其中三景为珠江干道。还增添了位于西南涌上的灵洲鳌负。总体上说，水景仍多于山景，但在八景中出现山水平衡的取景观念。元代羊城八景反映出位于交通要道的景观更易上榜的观念文化。

明代羊城八景与元代相比产生较大变化。与之俱分布在城外不同的是，其分布重心转移至城内，五个在城内，三个在城外。一来是明代重新修筑城墙，在联合三城的基础上，又向北扩展到越秀山，并且城内建筑也有修复和重建。其次，城墙的限制作用，人们更多关注城内景观。山水景观相对平衡，山景俱在越秀山，而白云山未有一景上榜，城内小丘有坡山、番山；珠江水景减少，到明代时珠江主干道景观只剩海珠晴澜一景，显然这与珠江河道淤塞有关。珠江淤浅导致航道收窄，大船难以深入，原扶胥港因为围田兴起而淤浅，大船改泊琶洲。石门因清平围建成，上游来水减少，逐渐淤塞。大通港因五洲联成一片，水道淤浅。因此，原珠江主航道的景观扶胥浴日、石门返照、大通烟雨都被更换了。其他水体的景观有所增加，湖沼井泉俱有：荔湾渔唱游半塘，琪林苏井看井泉，穗石洞天见泉眼，药洲春晓赏西湖，番山云气通文溪。以上可见水景仍为羊城八景中重要部分，只是不再以珠江主水景为重点。人文因素在本次羊城八景中比重有较大幅度提高，荔湾渔唱中体现渔民劳作场景，琪林苏井包括苏东坡故迹、玄妙观，穗石洞天有五仙观，药洲看历代石刻，番山是明代府学。总体上，景观分布是向城内靠拢的，城外景观亦相对离城较近，“云山珠水”逐渐转变为“秀山珠水”的景观格局。明代羊城八景的选景观念标准转向在各景观中体现山—水—人的平衡。

清代羊城八景的选择思路与明代相似，都是离城较近，且与居民生活联系密切。越秀连峰实际上同明代越秀松涛，五仙霞洞即是明代的穗石洞天。孤兀禺山因其地有重要的公共建筑物，如藩府、关帝庙、禺山书院等而入选。琶洲砥柱正是因为扶胥口的淤塞而转移到琶洲。西樵云瀑则是因为主要航运水道的转变，而对佛山关注增加。以上两个景观离城相对较远，但更换的性质相似，都是因为交通要道改变后而入选的。总的山景继续增加，水景比重继续下降，人文因素比重继续上升，达到山—水—人的相对平衡。景观分布上，城内外景观选取各半，景观分布的几何中心往南移。

羊城八景从宋代开始，以水景为主，元代以后山景逐渐增加，人文因素自明代始增加较多，羊城八景的取景观念呈现出山—水—人的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标准追求。而在景观分布上，历代都有所移动，宋代羊城八景遍布四方，基本在城外，但景观分布的几何中心约在城中心，景观分布较均衡。元代以后景观分布几何中心都略有偏斜，元代羊城八景全在城外，景观分布几何中心因白云山三景而偏北；明代羊城八景分布则向广州城聚拢，城内外取景分布平衡，景观分布的几何中心因山景俱在越秀山和荔湾渔唱分布偏西，故而略偏西北；清代羊城八景在沿袭前代城内外景观分布平衡准则的基础上，因佛山新航道与琶洲、黄浦贸易港口的发展而选取的三个新景观，导致景观分布几何中心偏南。

二

影响羊城八景变化的因素

结合之前对从宋代到清代羊城八景变化的分析，总结出以下一些影响八景变化的因素：

1．因受到朝代更替、战争摧毁而改换

羊城八景自提出历经了多次朝代变更，难免受到战火摧残。元八景都在郊外，又与宋八景相比，增加了山景部分，正是广州城在战火中被摧毁的反映。海山晓霁中的海山楼为宋代所建，在元代时毁于战火。同时期被毁的还有光孝菩提中的光孝寺。元八景中的景泰僧归，在明清两代均经历了重建，最后还是毁于战火。清初二王为入城，在白云山北坡伐木用以铸炮轰城，此外还过量用水，景泰坑水土难保，山泉枯竭。至今也只余景泰寺遗址和几块石碑。八景中重要元素被战火所毁，不得不另选一景替换。

2．珠江三角洲因泥沙淤积而扩大，水体萎缩

宋八景中以水景为主，元八景则增加了白云山三个山景，八景中山景、水景的类型相对均衡。一方面反映了白云山得到开发，另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八景审美有了新的认识——山水平衡，重视自然环境要素的相对协调。明清八景中水景从重于珠江主航道转向展现多种水体的景观，其中的转变亦说明珠江三角洲在宋至清期间的水陆变化。

广州市地势为东北高，西南低，多为丘陵平原，甘溪、西江、北江等河流携带大量泥沙，填入海湾。宋以前，甘溪、西江、北江等河流携带的泥沙，极为缓慢地形成三角洲的上半段。宋以后，早期移民岭南的中原汉人由于害怕南部河流地区的疾病而倾向于定居在广东北部的山区。上游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蒙古人南侵以后，难民南下，在海湾地区拦沙造田，陆地面积逐渐增加。再加上明朝逐渐增多的岭南人口，为增加耕地大举开荒，极大加快了三角洲泥沙沉积速度，江岸线南移，陆地增多。河道淤浅，珠江主航道收窄，大船难以深入，港口东移，内陆至广州的船运航道亦自北向南移至佛山。

珠三角水体系统性萎缩在八景中有具体表现。白云山滴水岩“其下有水簾，溅洒如雾。时大时小。下注为流杯池。沿涧而南为文溪。为上、下二塘，至粤秀山麓，则分流为二，左曰菊湖，右曰越溪。又汇东溪之水至此山下，为甘溪”。源于白云山，又穿过广州城而入海的这条河流有多个别称，世多称其为文溪，是广州城内重要的饮水来源、排污河道，沿途分布有不同时代的八景。菊湖入元后被排水为田，菊湖云影消失，在明代更是完全湮没。西湖，本是一个天然湖泊，底下有泉眼沁水，南汉建园时引入文溪，顺流而下可到大海，到明时已开始淤小，但景致变化不大，尚能成药洲春晓一景。其淤小主要由于文溪改道，在小北门即入东濠，不过西湖。西湖逐渐缩小，至明成化（1465—1487）以后，只剩九曜池，部分河床成为六脉渠一部分，西湖干涸的地方新建了观莲街、九曜坊、兴隆街、朝观街等。文溪的改道“并非自然的行为，是明朝政府为减少水灾而采取的一种排水政策。反而导致了城内湖泊和水系消失，聚落与水系疏离，打破了以往‘就近接纳，四处可排’、‘蓄—滞—排’一体的排水结构”，使得城内水患频繁发生，无法根治。城市景观也因此受到相当大的影响。清代文溪经过的番山云气也不复存在，药洲春晓只剩一个小池塘。而且园林也逐渐北移，如小云林、偶然园等，逐渐从城内平地转移至越秀山上。越秀山因此增色不少，稳居明清两代八景之首。文溪作为广州城饮水和排污的重要水道，沿途接受了大量沙泥，在出口处受到海水的顶托作用淤积成小沙丘，海山晓霁所在的“小海”由此逐渐淤塞，“小海”中的五洲在明代也已连成一片——太平沙，曾经在此的市舶亭转到城西蚬子步，设怀远驿。文溪作为城内重要水道，其改道、干涸直接影响了从宋到明众多八景的没落与新生。

除城内水体萎缩外，珠江淤塞，江面缩小，也导致陆地增多。扶胥浴日亭，“在扶胥镇南海庙之右，小丘屹立，亭冠其巅，前瞰大海，茫然无际”。现今山冈边仍呈陡峭岩岸，这是江潮冲蚀地形，表明江水曾经直拍山冈脚。明代穗石洞天的穗石，原为坡山下的穗石洞，今惠福西路五仙观。洞中有巨石，又有凹穴地形，是由江流侵蚀而成的，因形似脚印而得名“仙人拇指”。此处是晋代古渡口，但随着泥沙淤积，江岸已经淤出上千米远，今五仙观与江距离甚远。清八景中的东海鱼珠和浮丘丹井都是江边礁石，现也已与陆地相连。泥沙淤积使得江岸淤浅，增加了大量陆地，水陆变化之大，影响了羊城八景中山景与水景的比例，原以大水景为主，到最后包含了多种水体的景致，山景所占比例有较大增加。

3．交通运输线的变化导致八景的变化

江岸的淤浅，也影响了原有的水路交通功能。宋八景中扶胥浴日的扶胥港是唐宋时广州重要的外贸港口。明代，海运交通线改变，扶胥镇逐渐衰落，不成一景。明代南海神庙前海湾淤塞，江岸在西关以南，江中又起有黄沙、中沙、太平沙等。时白坭河淤，思贤滘立，来水大量减少，泥沙沉积，宋末玉带濠以南淤成的五洲联成了太平沙。“边滩发育，引起围田的兴起。故沿西关平原，围堤不断因边滩形成而加建”。围田的产生又加重泥沙沉积作用，江岸更加淤浅。海运交通线也因之变化，大船难以驶入扶胥港，改泊琶洲。港口位移，琶洲逐渐兴起，取代扶胥镇，造就清代八景之琶洲砥柱。

石门返照的石门在今白云区石井镇。因明代建清平围，截断白坭河入口，白坭河来水骤减。另一来水——西南冲，也在明代出现秋涸，其中一段河道为西南潭。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载：“西南潭者，夏月四之一，余月十之一，以故舟楫不由石门。”可见，石门水路交通衰落。且“今则沙淤水涸”。大通烟雨中的大通港，明代筑堤变窄。灵洲鳌负的灵洲，明代后亦逐渐淤塞。以上河段的淤塞，均因上游思贤滘成，更易淤沙，白坭河、芦苞水、西南涌先后淤塞，来水少且含沙多，下游灵洲、石门都先后淤塞。原经石门水道入广州的河段航运能力减弱，水路运输逐渐转移到佛山冲、平洲水道，经此入广州，也因此西樵山逐渐受到关注，于是清八景中有西樵云瀑一景。

清八景中的琶洲砥柱，因扶胥港淤塞船舶改泊琶洲而起。另一个西樵云瀑因与佛山的贸易水道的开发有关。水路交通同样影响着八景的评选，旧水道淤塞，旧景观失去主要构成元素和人流，也就是失去美景实质和关注度，难成一景。新水道形成后，人流量增加，原有的景观得到更多开发和关注，遂成新八景。

4．文化积累产生新八景

旧的景观名不副实，之后选择新的景观，必然是选择已成名，且有足够分量的美景，所以有一定自然美景和文化积累的地点就成为新景观的主要选项。如越台秋月成为元八景之一，正是越秀山得到充分开发。一方面城墙拆毁，前往越秀山更方便；其次，南越国建越王台，隋唐增建佛道寺院，南汉在越秀山及其附近修建了众多皇家园林，风景得以修饰，为其成为八景做好了景观上的准备。唐宋间不少诗人也在越秀山留下佳作，如黄滔的《广州试越台怀古》，杨万里、文天祥也有咏越台的作品。但主要是宗教信徒拜神、南来官员登高怀乡、王公贵族设宴游玩之处，与普通民众关系仍不算密切。南汉的宫廷园林，甚至“切断了他们认知、欣赏越秀山的渠道。”到了宋代，因越秀山脚下的菊湖云影成为八景之一，更多的普通人去游览，增加了对越秀山的重视与开发，成为面向各阶层的一个游览胜地，所以在元后越秀山都能在八景上占有一席之地。美景、文化积累、方便到达，这些因素使越秀山成为元八景之一，之后一直是八景的重要景观，甚至取代了白云山在八景中的地位。

明清八景的选择更是体现了人文积累在其中的重要性。琶洲砥柱的主景观海鳌塔为明万历时建造。五仙霞洞的五仙观、禁钟楼，以及越秀山上的镇海楼皆明初所建。禺山为藩府、书院所在。西樵山开发亦离不开何东江、何白云父子的努力。

三

羊城八景的核心：山—水—人

羊城八景以广州及其附近景观为基础，因此其改变深刻体现广州的地理变迁与城市变化。从历代羊城八景的变化看，水陆变化对其影响最大，多个景观因水体萎缩而被改换，可谓是沧海变桑田。其次是水路变迁、朝代更替、文化积累等原因的影响。广州水陆变化对羊城八景造成的影响最直观，城内河流存否，江岸淤浅，江中沙洲生成，直接影响八景存否。虽说广州城从建立开始是负山面海的格局，但山与居民生活联系较弱。到了元代，山与人的生活关系才逐渐加强，白云山却逐渐被越秀山所取代。珠江以其在航道交通的重要性自始至终在八景占有一席之地。景观能因时移世易而消失，也能因岁月沉淀而生成，明清八景中人文因素的比重有大幅度提高正是由前代积累而成。以上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古代各朝羊城八景的变化。

古代羊城八景变迁中亦体现出其选景观念的变化。在大景观格局方面，羊城八景经历了“云山珠水”到“越山珠水”的转变，这与越秀山持续受到开发、人文因素逐渐积累密切相关。羊城八景的景观分布中心历代都有所偏移，景观分布或松散或聚拢，除宋八景四方各有一景外，基本不能体现出均衡性，说明景观分布的均衡性并非是关注的重点。若以景观在城内外的分布看，宋元八景基本在城外，明八景基本在城内，清八景则城内外各半，景观分布直至清代才成为考虑的重点之一，而分布均衡性的标准是城内或城外。在景观内容方面，则是经过了以珠江水景为主到展现各种水体的转变，从以水景为主到呈现出山—水—人平衡取景观念，从中可以看到历代羊城八景的取景观念逐渐成熟。

作者：杨紫荆，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来源：《岭南文史》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