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现场

公众参观《广州大典》编纂与研究成果展

文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黄宙辉  图 广州大典研究中心提供

在《广州大典》项目启动满20年之际，《广州大典》编纂与研究成果展近日在广州图书馆开幕。成果展分为“盛世修典”等六部分，全景式呈现《广州大典》从文献普查到成果转化的二十年匠心之路。

近年来，广东地方文献出版工作硕果累累。除了《广州大典》，中山、东莞、韶关、茂名等地纷纷推出大部头地方历史文献丛书，呈现出一派“盛世修典”的繁荣景象，为赓续岭南文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实绩。

廿载编录 文脉流芳

2005年4月30日，在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下，以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广州文献典籍、传播广州历史文化为旨向的《广州大典》项目正式启动。历经十载匠心编纂，该项目收录了1911年以前，来自广州府十四县（含香港、澳门地区及佛冈、赤溪两个直隶厅）的4064种地方文献，编成520册。其后，于2015年成立的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先后完成《广州大典·曲类》（43册）、《广州大典·民国广东公报丛编》（100册）编纂出版。

2024年以来，该中心又陆续推出《广州大典·民国广东公报丛编续编》《广州大典序跋集》《广州大典书志》。其中，《广州大典·民国广东公报丛编续编》收录民国时期广东由省至县多级政府机构发行的公报类文献40余种，共计100册7万余页；《广州大典序跋集》辑录《广州大典》约1800种文献的序跋4800多篇，分为8册；《广州大典书志》共收书志2500余篇，分为6册。

在《广州大典》编纂与研究成果展现场，陈列的珍稀古籍原件、编纂手稿及多媒体互动装置，生动展现了广州自先秦至民国的文明脉络。参与编纂的专家学者们回首编撰过程，谈及该项目的重大意义，更是感慨万千。

原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曾对《广州大典》给予高度评价：“由地方政府出巨资，地方文化部门主持编纂的大型文献丛书，在全国尚属首创。《广州大典》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值得倡导。”

“《广州大典》已成为广州乃至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的一张亮丽名片。”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广东省文物局局长龙家有认为，《广州大典》是岭南文化传承的重要成果，是广东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支撑，是文化惠民的重要体现，是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凭借。

《广州大典》不仅凝聚了广州的城市记忆，更是岭南文化大家庭的共同记忆。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平清介绍道：“《广州大典》中收录的地域范围包括清代中期‘广州府’所辖区域，和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高度吻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州大典》亦可称为‘粤港澳大湾区大典’。”

“《广州大典》编纂出版正是‘为往圣继绝学’。”《广州大典》主编陈建华呼吁相关单位和专家学者将文献整理与数字技术、大众传播相结合，推动《广州大典》从“典籍”变为“活态文化载体”，让典籍走出深闺，让历史照进现实。

未竟之业 今人续之

追溯广东文献大规模整理，应始于明万历年间，时任广东提学副使张翼邦编纂《岭南文献》。接踵而至的是明天启七年（1627年），广东提刑按察司佥事杨瞿崃推出的《岭南文献轨范补遗》。

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文集》《广东文选》、罗学鹏的《广东文献》、吴兰修的《岭南丛书》、黄登的《岭南五朝诗选》、温汝能的《粤东文海》《粤东诗海》、陈在谦的《岭南文钞》、吴道镕的《广东文征》、陈兰芝的《岭南风雅》等，这些岭南先贤对汇集保存广东地方文献都作出了卓越贡献。阮元、张之洞先后督粤期间创办学海堂、广雅书局等，刊刻古籍丛书，更是嘉惠学林，影响深远。十三行富商如伍崇曜、潘仕成，也以组织文人雅士搜集、刊刻乡邦文献为荣，刊刻的《粤雅堂丛书》《海山仙馆丛书》《岭南遗书》流传至今。

民国时期，广州承接广雅书局刻书余绪，设立广东省立编印局，续印大批古籍地方文献。抗战时期，李汉魂、叶恭绰、简又文策划整理《广东丛书》，以保存珍贵广东地方文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州先后整理出版《广东地方文献丛书》等大型古籍地方文献丛书，为传承岭南历史文化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广东启动了《岭南文库》出版工程。至今，该出版工程出书已逾100种，其姐妹丛书《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出书已逾200种。这300多种著作蔚为大观，显示了岭南文化的深厚内涵。

成前人未竟之业，《广州大典》的编纂，是广东文献整理史上的又一高峰。近年来，以2015年出版的《广州大典》为领头羊，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公藏机构为专业依托，广州、中山、东莞、韶关、茂名、肇庆等地纷纷推出大部头地方历史文献丛书。难能可贵的是，韶关、茂名、肇庆等经济上不占优势的地区，借此于文化建设上开辟新境。

对于广东各地大规模推进历史文献整理出版工作，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庆新认为，“很显然，这是嘉惠学林、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学术文化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