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
图、视频/广东美术馆提供
取材于历代经典史籍的《愚公移山》《九方皋》，精湛细致的人物肖像《泰戈尔》《箫声》，还有刚劲矫健的骏马、傲立危岩的雄鸡、机敏可爱的花猫……
著名画家徐悲鸿笔下的生命，总是充满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
2月28日，“往来千载一悲鸿：徐悲鸿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展”在广东美术馆白鹅潭馆区开幕。
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江苏宜兴人。作为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枢纽人物，徐悲鸿的艺术实践始终贯穿着“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学术逻辑，从史诗性主题创作到寓言式图像重构，从笔墨语言革新到意境表达的突破，开创了中西艺术融合的现代语法体系。
本次展览展出徐悲鸿的73件代表作品与大量文献的互文性叙事，深度解码其“艺术救国”理念与“写实主义”方法论的时代生成机制。
据展览总策划人、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介绍，在全球化与在地性张力加剧的当下，“重访”徐悲鸿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该展览既是对徐悲鸿艺术的深入研究，亦是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战略的学术呼应，是首次在我国南方地区系统展出徐悲鸿的艺术成果。
以图稿叙事观创作历程
当观众进入1号展厅，迎面而来的是《狮吼》《奴隶与狮》（画稿）《箫声》等徐悲鸿早期创作的动物速写与人物肖像。该展区展示了1895年到1925年“江南徐生”徐悲鸿从传统艺术启蒙、东瀛游学到巴黎深造的艺术成长轨迹。
记者在现场发现，部分作品尺幅较小，但尽精微致广大，展现出徐悲鸿对传统笔墨的章法与意境追求。《狮吼》是徐悲鸿旅居德国期间在柏林动物园的日常速写作品，该作品采用大角度透视画狮，取雄狮全身朝向画里而扭头怒吼的强烈动态，画面左侧留有大面积的天空，几道闪电使画面轻重达到平衡。
徐悲鸿之孙、徐悲鸿纪念馆展览典藏部主任徐骥介绍，该幅作品是将中国画构图巧妙处理虚实的手法运用于西方明暗素描的典型。徐悲鸿十分喜欢画狮，1921年至1923年期间，徐悲鸿旅居德国柏林，天气晴朗时，必去动物园写生。
与《狮吼》位于同一展陈空间的还有《奴隶与狮》（画稿）、《狮子》等以狮子为描摹对象的速写。《奴隶与狮》（画稿）是油画《奴隶与狮》的小稿之一，取材于古罗马寓言故事，结合东方人特有的悲天悯人思想，弱化野兽和人的对立，将狮子报恩的故事描绘于画布之上。徐悲鸿先后创作十余幅素描草稿，反复比对明暗分布、奴隶与狮子的动态姿势，油画完稿在2006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以5388万港元成交。
徐骥表示，纵观徐悲鸿艺术生涯，对狮子的描绘从未停止，随着祖国情势、个人情感的变化，狮子这一艺术形象，逐渐由浪漫主义描绘转为现实主义刻画，由个人热情升华成对家国情怀的寄寓。
《箫声》是徐悲鸿留法期间创作的代表性人物肖像油画之一，画面右下侧有题字“悲鸿，丙寅冬”。徐悲鸿自认为：“是岁丙寅，吾作最多，且时有精诣。”画面中的青年女子为徐悲鸿的第一任妻子蒋碧薇，她侧身而坐吹箫，神情似若有所思，背景为幽静田园景象，老树身影与飞翔的白鹤隐约可见。
1926年，蒋碧薇打破封建婚姻枷锁，随心爱之人远赴法国留学深造，刚到法国的夫妇二人由于经济条件拮据、生活艰难，徐悲鸿的不少作品皆是描绘这位身边的人。此幅作品以细腻笔调、暗淡色彩来表现人物和环境，具有浓郁的东方绘画的美学意韵。
王绍强表示，徐悲鸿的留法经历是近代中国艺术家留学潮的一个缩影，体现了当时中国艺术家追求艺术真理、探索艺术新路的迫切愿望和社会意义。徐悲鸿的艺术生涯展现了素描、油画和中国画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艺术形式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
从主题创作看民族精神
沿观展路线移步前行，聚光灯将观者的视线和思维紧紧锁定在巨幅中国画《愚公移山》上。1939年11月，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从新加坡赴印度举办画展并宣传抗日，于1940年7月完成该幅画作，以遒劲笔触描绘了开山凿石的壮观场面。
画面前景上的一排奋力挖山者，动感强烈，呼之欲出，筋骨凸起的部分用有力而准确的墨线勾出，具有长短、曲直、粗细、浓淡的变化。墨色晕染使各个人物显得肤色不同，富有轻重节奏，并且加强了筋肉凹凸及明暗的特征。在构图上突破了传统人物画的格局，让人物集中并列，顶天立地，占满画面空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徐悲鸿于欧洲学院绘画体系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所需的内核精神——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并以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投身到文化启蒙运动中。”徐骥表示，徐悲鸿的艺术革新始终贯穿着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其主题性创作注重文学性与诗意表达，展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社会责任感。
同样创作于祖国危难之际的还有《九方皋》，该画作取材于春秋战国时期《九方皋相马》的故事，画面上的九方皋叉腰昂首站立，注视着身前的黑色骏马，烁烁放光的二目流露出不凡的气质与高超的智慧。
徐悲鸿借该画作警醒世人重视人才。他在一篇短文中讲道：“造化无迹，求迹者非愚则诬。一士得其解，踌躇满志，与天为徒，乃吮毫濡墨，醒扰扰世间，以九方皋相马之图。”更加表明了画家创作这幅画的深意。
“徐悲鸿在重庆主持的中国美术学院曾被炸掉一角，而他的画室就近在咫尺，即便身处恶劣环境，他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徐骥告诉记者，1943年，徐悲鸿在重庆磐溪的简陋画室里，完成了巨幅中国画《会师东京》。
该幅画作巧妙地取“师”“狮”谐音，以群狮象征反法西斯同盟将胜利会师于富士山上，题有“虽未免言之过早，且喜其终将实现也”。
画面中，灰暗色调寓意战云密布，一轮红日即将从地平线上升起，明暗对比衬出群狮的威猛。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从该画作中，观者仍能感受徐悲鸿为抗战而作画的拳拳爱国之情。
王绍强介绍，徐悲鸿以《愚公移山》《会师东京》《九方皋》等主题创作，将西方历史画叙事传统与民族精神传统对接，弘扬中华气概，铸就了中国现代美术的不朽之作。在全球文化互鉴的当代语境下，艺术家尤须延续“跨文化而不失主体性”的创作理念，在技术变革与文明对话中构建新的现代性方案。
“师造化”思中西融合
健硕发达的肌肉，炯炯有神的双眼，震慑人心的气度，这就是徐悲鸿的马。世知徐悲鸿擅画马，3号展厅中的《奔马图》前有不少观众“打卡”合影。
中国画《奔马图》运用饱酣奔放的墨色勾勒头、颈、胸、腿等大转折部位，并以干笔扫出鬃尾，使浓淡干湿的变化浑然天成，让马腿的线条力透纸背，而腹部、臀部及鬃尾的弧线富于动感。画中的马疾驰而来，昂首天外，奋蹄如飞，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
中国传统画马，从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宋代李公麟的《牧放图》、元代赵孟頫的《五马图》，乃至清初郎世宁的《百骏图》，大都是近于工笔的画法，且马匹温良肥腴。
到了徐悲鸿，才不再斤斤计较于马的皮毛的细致描绘，而是在准确素描的基础上，用粗毫大笔，将马的奔放不羁的精神予以再现，笔墨淋漓，在中国画史上开创了写意画马的先例。
徐悲鸿画马的艺术实践呈现出鲜明的历史转向。抗战时期，《奔马图》的骏马造型与疾驰动势，既构成西方造型体系的完美实践，又隐喻着民族突破困境的精神图腾。
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徐悲鸿在中央美术学院建构“双轨制”教学体系，以解剖学、透视法重构造型基础训练，将西方写生传统转化为本土化的观察方法论。这种教育模式不仅培养出新一代美术人才，更塑造了社会主义美术的创作范式。
“徐悲鸿善于从生活中发现美，赋予平凡事物以特有的艺术魅力。”徐骥表示，徐悲鸿曾提出“师造化”的教学理念，教导学生画马要以马为师，画鸡要以鸡为师。他也喜欢猫的娇敏机灵，曾同时养了8只猫，长时间地观察它们的各种动态，捕捉其瞬间神情。
中国画《猫》描绘了一只在岩石上张望的猫，它仿佛被某物深深吸引，动作异常生动。徐悲鸿利用宣纸本身的黄色作底，用淡墨勾出轮廓、双眼、嘴鼻，特别注意用笔在猫的体面转折处的变化。再用白粉施于凸起部分，用重墨晕染出花斑。
“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这是徐悲鸿在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时关于中国画改良的理论整体构建，一直影响至今。他强调素描训练可以弥补当时的中国画造型薄弱的问题，在长期实践中获得了对于写实造型的精深把握，使中国画笔墨意趣得到了划时代的突破。
王绍强表示，徐悲鸿倡导“艺术为人民服务”，强调艺术应反映时代精神与民族特色，这种开放而自信的探索路径，既呼应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诉求，也为当代人研究中国当代美术提供了更为开放的国际视野。
策划这一具有艺术史意义的展览，不仅是对中国现代美术体系奠基者的深度学术追索，也彰显了广东美术馆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自觉与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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