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林园

图、视频/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磊

2025年伊始，年近七旬的学者朱寿桐，辞别工作了18年的澳门大学，就任去年9月揭牌成立的深圳理工大学（以下简称“深理工”）的图书馆馆长，同时担任该校人文中心主任。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大学图书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DeepSeek横空出世的当下，人文教育的意义何在？近日，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朱寿桐——

大学图书馆也需要成为公共空间

羊城晚报：请您谈谈您来深圳理工大学就任图书馆馆长的经过？

朱寿桐：我在澳门大学做了18年，先是做中文系主任，后做中国历史文化中心主任，这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负责深圳理工大学建校工作的赵伟教授原是澳门大学校长，这位国际计算机专家却一直重视人文教育，曾在《光明日报》等重要媒体发表过“一流的大学须有一流的本国语言文学”的重要观点。他本人以及学校领导层在建校过程中对人文社科学术建设特别重视，这样的理念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感召。

羊城晚报：您觉得当代大学图书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朱寿桐：我认为现在的大学图书馆和原来的大学图书馆是不一样的，它能够与学校的教学，包括人文艺术、社科等教学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公共的文化场所。

我总结图书馆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传统图书馆实行传统社会文化、教育秩序下的图书典藏和有限度流通的运作模式和运行体制，充当教师和学生资源库的作用；现代图书馆则是工业革命兴起后，图书的典藏性与期刊杂志的现时情报服务相结合，图书馆一方面提供知识，一方面提供信息，人们甚至是从期刊上获知最新科技和发展成果的。

在此之前，人们不必“向前看”、不需要关心研究到哪一步了，人们只需要向后看，看历史；当代图书馆是到了电子文明时代，数据电子化，电子书刊及其瞬时服务占据优势，此阶段大学图书馆运作模式是参考检索式；目前，是在上述传统基础上，建立的新时代新型图书馆，它是一个公共文化空间。

羊城晚报：大学中并不缺会议室和大教室等公共空间，为何图书馆也需要成为公共空间？

朱寿桐：作为新建成的高校，无法像传统院校那样有多年的珍贵藏书和典籍积累。所以需要创新，需要有所作为，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对比传统图书馆，新型图书馆借书、还书、利用数据库查资料等功能减退了，它的创新体现在服务模式的创新。当然，它传统的功能还保留着，依旧有书刊、杂志和数据。除此之外，它还可以是具备收藏价值的博物馆，收藏图书、非图书，以及物质、非物质的藏品。新时代新型图书馆实际上是场域能源的提供者，它不光是信息源，更主要是一种产业能源。它赋能学生和读者，让他们能够在这里做一些创造性的社会实践，包括创造性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

羊城晚报：您为深理工图书馆规划了什么样的建设蓝图？

朱寿桐：我提出的新型图书馆公共场域具备4D功能：Deposit（典藏），Do reading（包含电子阅读在内的所有借阅功能），Display（包括展览展示展演的多功能），DIY（各种工作坊，可自己动手的各种科技文化实践场域）。

深理工图书馆总共有八层楼。目前正处于软装阶段，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开放。对应“4D”，就是其中有三层楼是传统图书馆的设置，包括了典藏室、阅览室、电子书库。除此以外，剩余楼层则是展览馆、博物馆、文化科技实践馆、当代人文生活馆等。图书馆中计划设立曙光博物馆。曙光是我国第一代计算机制作公司，学校开设有曙光书院，图书馆将完整展示我国计算机发展史。

羊城晚报：深理工图书馆对社会开放吗？

朱寿桐：部分区域是完全开放的。适应时代需求，大学图书馆也参与社区文明建设。我们的DIY和Display功能完全向社会开放，校外的读者、艺术家、科学家可以毫无障碍地进来参观，也可以申报公开展示的项目，或者进行研究和创作所需要的工作坊场地。我们的学生、读者也可以参与这些校外项目。图书馆的展示区，不仅限于科学技术展览，同时也有艺术展览。

考虑到大学图书馆的特殊性，藏书不对外开放。因为分属在不同的楼层，所以面向社会开放的区域，以及只面向校内学生开放的区域，并不会互相影响。

真正够水平的人工制作一定胜过人工智能

羊城晚报：您同时还担任深理工人文中心主任。深理工定位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着重开展前沿科学技术研究。在这样的新型大学，人文教育是如何开展的？

朱寿桐：深理工人文中心承担大学基础教学部人文科学通识教育的重任。中心计划开设AI写作、中国文明史、西方文明史、音乐及美术鉴赏等课程。中心还将开设工作坊，希望学生亲身参与创作。

比如学生学习当代传播，不仅仅是学习传播学理论，也可参与到传播产品的制作中去。他们可以用直播的方式，来播出学校的科技成果、教学改革成果、学术和书院生活等。学生们上课时间部分在教室，还有很多时间在图书馆进行。这将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教学模式、演示模式和制作模式结合在一起。

高等教育发展到该阶段，大学应该是“平台化”的。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大学不仅是教学研究的地方，还需要引进各种社会资源，让它们借助大学平台来发展，适应社会需要。在大学里，做开发、研究和教学的，不一定是大学教授，也可以是社会上的各种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新时代新型图书馆也需要跟上这种理念。

羊城晚报：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文科式微”的声音，理工科则被公众认为是拥有明确的职业路径和较高的就业保障。您怎么看人文教育对于当代的意义？

朱寿桐：科学技术越发达，越需要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培养的是人的底蕴和文明意识。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实际上就是一种高度的人文意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也必须符合现代文明的标准。尖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面临人类文明秩序是否允许的问题。比如说克隆技术发展，就需要面临科学伦理问题。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需要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去加以解答。

羊城晚报：DeepSeek横空出世，您觉得类似的AI技术对文学创作以及人文教育带来了哪些新的挑战？

朱寿桐：首先，必须承认AI技术对中文教育、文学写作冲击的必然性。包括以前的ChatGPT，我称为“查知比对”，现在的DeepSeek，对中文教育的冲击力之大，不言而喻。无论是布置学生做的作业、作文，还是要求学生写的论文、评论，都可能通过AI写作完成。创意写作很可能变成老师出题，学生出指令，AI完成写作。

这样的情形若想避免，如果是通过被动办法，就是设置作业完成的时空限制。教育工作者应该更积极应对，研究探索出应对AI科技冲击的办法与路径。包括侦悉、狙防AI技术在自主独立完成的作业中的运用，引导学生在自主写作与AI写作的差异性中，体会自主写作的优势。

羊城晚报：“狙防AI技术在自主独立完成的作业中的运用”，也是通过技术来完成吗？

朱寿桐：是的，通过AI技术手段才能探知对方是否使用了AI技术。总之，对于AI科技冲击的浪潮，不必惧怕，而是应该去探索人工写作优于人工智能写作的优势与相应方法。其实很多工艺制作已说明了一点，真正够水平的人工制作一定胜过人工智能（机器）制作。文学写作也是如此。

记者手记

大学图书馆不仅是“硬盘”，更是精神空间

就在去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年过七旬重操旧业”，从上海到深圳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以下简称“港中文（深圳）”]图书馆馆长。从葛剑雄到朱寿桐，他们都是从事数十年人文研究的学者，都受邀奔赴以科技闻名的深圳。

葛剑雄曾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对比复旦图书馆这样的“老馆”，港中文（深圳）图书馆建馆只有寥寥几年。他坦陈，“藏书方面不可比”。在深圳，如何建“很新的”大学图书馆？葛剑雄和朱寿桐都不约而同提到，建的不是传统图书馆，而是公共文化空间。在他们的规划里，图书馆不仅是储存数据的“硬盘”，更是文化场所和精神公共空间。

“公共”的理念不仅是开放，面向公众，也包括不同地区图书馆之间的交流。2017年，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三所高校成立了粤港澳高校图书馆联盟。联盟旨在汇集粤港澳精英大学图书馆资源，促进并提升三地院校图书馆交流协作、资源共建共享及合作层次和水平。

合作领域包括：馆际互借；文献传递；出版物交换；馆员交流与培训；学术会议和专业讲座；特许到馆访问等。2019年，广州图书馆联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深圳图书馆等12家公共图书馆和文献机构共同发起粤港澳大湾区公共图书馆联盟。

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大湾区之间包括人才、资料等各种要素的流动和交流还将更加频密，相信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大学间的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方向都将打破地理空间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