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崔文灿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行政楼二楼，一方十余平米的办公室内，各类辞书和文件资料汗牛充栋。每天清晨，我国著名法语专家、88岁高龄的黄建华依旧出现在这里——这是他工作60多年来的习惯。

这方斗室见证了《汉法大词典》的诞生。历经16年编纂、共计720万字的著作，凝结了这位老者的毕生心血，搭建起为中法语言文化沟通的桥梁。

对这位辞海泛舟一甲子的老者而言，虽已近鲐背之年，仍有精力从事自己热爱的辞书事业，也是一种幸福。

“词典是我晚识的知己”

黄建华与法语结缘在21岁那年。1957年，中山大学招收第一届法语专业学生，黄建华报了名，师从著名翻译家梁宗岱。

起初，黄建华学得很吃力，练习小舌颤音等更是不下千百次。但有幸获益于梁宗岱教诲，尽管他起步较晚，但还是扎扎实实打下了法语基本功。

据他回忆，梁宗岱治学极为严谨，要求学生不能唯学历是图，绝不能做“草包博士”：“学生的法文作业，他会一个词一个词地批改。有些时候我们引用人家的话不够严格，抄过来就当成自己的，他知道这个学生写不出这样的法语句子，就给低分。”

时至今日，黄建华仍对老师“重实学轻虚衔”的教诲铭记于心，这也成为他研究词典学遵循的原则。

1975年，39岁的黄建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被安排主持《新简明法汉词典》的编订工作。由于是第一次接触词典编纂工作，毫无经验的他只能边学边编，历时8年，词典方面世。

当年，我国现代词典学理论探索尚起步，而初窥词典学门径的黄建华意识到，辞书是一门语言学科发展的根基，自此，他决定将编纂词典作为毕生事业。此后数年，他又出版系统论述词典编纂的专著《词典论》，在辞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看来我的后半生再也不可能和词典分开了。”1988年，在期刊《辞书研究》的专栏里，黄建华写道，“词典便是我‘晚识的知己’”。

一场16年的“长跑”

1998年，在卸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职务之际，黄建华接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邀请，主持编写《汉法大词典》。这是我国首部自主编纂的规模最大的汉法词典，对辞海泛舟多年的黄建华来说，仍是一块相当难啃的“硬骨头”。

词典编纂工作枯燥又艰苦。编者不仅要通过很多资料来求证，遇到多义词，更需要考虑跨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理解，但黄建华认为，“无论任务有多重，都要对每一个词的翻译负责。”他以《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作为选词本，同时逐个收入新词汇，包括方言词、港台词、科技词以及网络词等。为精确翻译，黄建华自己摸索之余，还找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法国人商讨，字斟句酌，反复推敲。

这段编纂经历堪称传奇。一位花甲之年的退休老人，带着寥寥几位年轻人，开始了一场长达16年的“长跑”，其间，不少同行者各奔东西，黄建华也在2008年被查出肺癌，后发展到晚期，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用近乎冲刺的姿态，完成了大部头词典的编纂工作。

癌痛发作时，是黄建华最难熬的时刻。老伴余秀梅心疼地说：“‘痛不欲生’这个词对他来说深有体会，尽管他疼得太厉害，但他并不放弃，还是尽可能地抓紧时间来完成工作。”

2014年，《汉法大词典》新书发布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发布会现场，黄建华感慨：“我很幸运，书出版了，人还在！”

单字条目1万余条，多字条目10万余条，全书2300多页，总字数720万字……《汉法大词典》除普通语文词汇外，还收录50多个学科的术语，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新词，如微信、二维码、网购等等，被业内人士誉为“双语词典编纂史上的又一座丰碑”。2018年年初，该书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辞海浩瀚。《汉法大词典》出版后，白发苍苍的黄建华马上踏上了词典修订的新征程，和年轻一代辞书工作者又梳理出2000多个新条目，计划加入修订版。

为何年近90，依旧坚守？他的回答引人深思：“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人活着不是为了个人享受，是为了自己所属的群体能够活得更好，对这个群体有所贡献——这样的人生才有真正的意义。”

人物小传

黄建华，1936年4月生于广东广州。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曾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首任校长，亚洲辞书学会首届会长，我国著名的法语专家、词典学家。

他笔耕不辍，严谨治学，虽饱受病痛折磨，依然埋首书山，默默耕耘，历时16年，主编完成了《汉法大词典》，填补了国内无大型汉法词典的空白。著作获我国新闻出版领域的最高奖——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