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哥几个姓（下篇）》

作者：陶斯亮 朗读：侯玉婷

导语：原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与曾志的女儿陶斯亮，用她朴实无华的文字撰写了《我的大哥几个姓》这篇文章，真挚而感人。在文中，她分享了许多鲜为人知、扣人心弦的故事，展现了她深厚的人文情怀。受到社会广泛尊重的公益人士陶斯亮，大家亲切地称她为“亮亮姐姐”，她希望我能朗读这篇文章。我欣然答应，非常荣幸能与大家共同分享这篇充满情感与智慧的作品。

艰难选择

1964年社教运动中，大哥犯了一点小错，跑到广州避难，这次他请求母亲让他留下。“但是，曾志却拒绝了儿子。什么原因？难以定论！”我的年轻作家朋友李春雷在他近期发表的《真有后来人》一文中这样写道。母亲为什么拒绝大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有解的。

大凡经历过的人都知道，1964年是一个特别的岁月，那是一场大灾难的尾声，又是一场更大灾难的前夜。做为生产队记账员的大哥被查出有错，并正在审查中。极“左”的四清运动无限上纲上线，大哥私来广州恐铸成大错，母亲把大哥留下来在当年既有失公正，也违背原则。再说，大哥时年36岁又是文盲，在风声鹤唳的环境中，更是难以安排。

简言之，这是老一辈革命者在自律与亲情的纠缠中做出的艰难选择。

再次相聚

待后来母子又相见，中间相隔20年。直到1984年，母亲以74岁高龄从中组部退休，又燃起她对亲情的渴望，于是召唤她的孩子了。

我第一次见大哥是1985年，当年井冈山既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机场和火车，大哥带着两个侄子路途迢迢，千辛万苦来到北京，这一趟总得走个三四天吧！

母亲这边也是很兴奋，破例让吴秘书和司机小邢去火车站接他们。平时母亲是不准家人搭乘她的专车的。

终于见到了大哥！他个不高，清瘦，不同于我和二哥的泡泡眼儿，他眼睛深邃，面部立体，笑容真诚。“大哥年轻时一定很英俊！”我悄悄地想。两个侄子长得也好，很清秀。大哥和两个侄子衣着虽然简朴陈旧，但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庄稼汉模样。最让我感动的是，大哥竟然是挑着一副担子千山万水来看望母亲的，这份情真是太重了！一副担子两个箩筐，一个箩筐装的是井冈山的土特产，另一个箩筐装的是珍贵的石拐（石蛙），这些家伙吓我一跳！这是大哥能送给母亲最好的礼物了。现在石蛙已经被列为井冈山保护动物。

全家隆重地迎接了大哥，母亲更是高兴，一连几天陪他们去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甚至不顾年迈陪儿子登上了长城。

血浓于水

后来母亲又于1987年和1993年两次上井冈山去看望大哥一家。刘朝辉秘书回忆1987年陪母亲上井冈山的情景：“曾老从一进门就握住石大哥的手，吃饭时也不曾松开，那种慈母情溢于言表。”

后来，母亲把她的二孙子草龙和曾孙女石丽接来北京。母亲为石丽联系了北京旅游学校，毕业后我带她去了广州。我向一位搞房地产的老板声情并茂地讲述了石家、蔡家以及夏家的悲壮故事，后来这位老板接受了石丽。石丽在做房产销售时认识了她的真命天子，一位家境殷实的广州小伙子，如今孩子都上大学了。妹妹蔡燕也来了广州，也嫁了个好人家。草龙的两个女儿也都在广东发展。唯有全家长子蔡军，在驻港部队完成兵役后，回到井冈山，在中组部办的干部管理学院工作，是位素质很好，很有能力的年轻人。

话扯远了，再说回大哥。自从1985年重逢后，与大哥一家就建立了亲情关系，侄子们常来常往，我在母亲去世前后更是频繁上井冈山，每次都在大哥家里吃一顿丰盛的农家菜。大哥不善言辞，但他一声妹妹的称呼，一句对妈妈的问候，就足以表达对母亲真挚的爱了。

最后告别

大哥再来北京，则是陪母亲过她最后一个生日。

我在《曾志与夏明震》一文中，描述了这个生日场面：“母亲今天有点激动，讲了不少话，她对大哥和二哥说：‘我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吃了很多苦。春华残疾了，石来发至今还是个农民劳动者。但是当时我也是没办法，我也只是个小孩子，又要行军打仗，环境很苦，没有办法养孩子，要请你们原谅！’”

刚强又倔强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请求两个儿子的原谅，说明在她心中始终都惦念着这两个苦命的儿子。那天，二哥几次哽咽流泪，他对母亲的感情太复杂了。相较之下，大哥简单得多。他诚恳地对母亲说：“你白养我们了，你病了我们都不能来照顾你，劳累妹妹一个人了。”

我很敬重大哥，他过得清苦，他的房子破旧，他有很多的艰难，但他恭敬温厚，朴实真挚，从来没有埋怨过母亲，反而一再对我说：“我们不能照顾妈妈，全靠妹妹了，妹妹辛苦了！”他在母亲面前的从容得体，让我暗自惊讶，不愧是夏明震的骨血啊！

土地纠结

如今，大哥的故事早已冲出井冈走向全国。侄子们讲述大哥和母亲的故事中总少不了一个情节，就是母亲不为大哥一家办商品粮这件事，可能这是两个侄子一直最纠结于心的事吧。他们的讲述本是为了突出奶奶的革命性和原则性，但也有不少人感觉这有点不近人情。

其实这纠结的原因就在于两代人对土地的看法不一样。

解决孙子们的商品粮问题，对奶奶而言并不是一件难事。我也曾经问过母亲：“你一向热心助人，帮助过的人不计其数，为什么单单不帮一下自己的孙子呢？”妈妈很严肃地对我说：“我们干革命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得到一块田地吗？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这个道理如今越来越清楚了，我曾再三对家里从农村来的阿姨说：“上面再怎么忽悠你，你都绝不能卖你的地！将来最值钱的就是土地！”

很多亲朋好友都去过我大哥家，无不艳羡赞扬我大哥家的田园风光。虽然房子破旧些，但风水特好。四周是广阔的稻田，屋前有一口池塘养着鱼和鸭。屋后是一座翠岗，长着茂密的竹子和各式树木，还有石家祖坟和我大哥的墓，不远处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日夜潺潺流淌。大哥家就是我心目中的美丽乡村。如今听侄子金龙（蔡接班）说，他们已经把祖宅修葺一新。守着这方好山好水，不知道侄子们现在会不会幡然醒悟，当初奶奶的决定是多么睿智啊！

说到底，侄子们的事，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巨大的城乡差别，致使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我理解侄子们对城市生活的渴望，毕竟在城市能找到较好的工作机会，能挣到更多的钱，无可厚非。

亲情与命运

我的侄子蔡接班和石草龙，跟我大哥一样，一辈子在井冈山务农务工。他们朴实善良，知恩图报，孝敬祖先。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两位侄子，讲他们的苦难家史，讲奶奶在井冈山革命生涯，完全原生态的，充满了井冈山泥土气息，我曾听过，感动不已。我有时不禁沉思，在这个姓氏繁杂的大家族中，我是不是最幸运的一个？是的，但是个例外。

1945年父母亲奉命南下开辟新游击区，也把我向残疾红军、贵州农民杨叔叔托孤，要不是日本在那节骨眼儿投降，我的命运也未可知！所以，虽为一母所生，不若命运的偶然。

我与两个哥哥血脉相通，感情至深，我们唯有感激母亲让我们此生成为兄妹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