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周欣怡 朱绍杰 通讯员 任海虹

日前，2023年广州市青少年醒狮表演赛决赛在广州市文化馆举行，来自广州、佛山、香港、澳门等地的狮队共同参与，现实版“雄狮少年”竞逐狮王桂冠。

近年来，根植于岭南大地数百年的醒狮多次被置于聚光灯下，以醒狮为创作灵感的文艺作品频频“出圈”：动漫电影《雄狮少年》亮相银幕，火出海外；大型民族舞剧《醒·狮》燃爆全国……实际上，醒狮在岭南人民的生活中无处不在，香港电影黄飞鸿系列的《狮王争霸》至今仍然为人津津乐道。

时近年末，岭南各大醒狮队正加紧训练，要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元旦和新春。自古以来，醒狮长盛不衰，尤其在岭南一带，凡有节庆活动，必有醒狮助兴。对于迁居海外的游子而言，每当狮头昂起、鼓声雷动，即使身处天涯海角，故乡也近在眼前。作为一个文化符号，醒狮早已成为一代代岭南人民的集体记忆，凝聚着湾区人民的文化认同，深深刻在人们血脉之中。

狮武同源

今年夏天，数十头“狮子”在广州文化公园中心台翻腾跳跃，第十四届广州市工人龙狮表演大赛在这里举行。记者留意到，所有参赛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一线职工，有的来自国企，有的来自民企、村集体企业，还有的是教育系统、公安系统的职工。

其中，在此次比赛中摘得3项金奖的广汽本田醒狮队早在2006年就成立了，是由热爱醒狮文化的员工自愿组织而成。如今，醒狮队已发展壮大，现有队员120人。

在岭南地区，醒狮的传承向来有着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根据广州市龙狮协会2022年的调研数据，在广州从事醒狮表演的人数（不含在校学生）超过1万，其中非职业醒狮队员人数就有8000多人，远超职业醒狮队员人数。由此可见，广东醒狮的传承者很大一部分是各有其本职工作的劳动者，这一点可以追溯到清代广东醒狮的主要传承组织——武馆。

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彭伟文的专著《关于广东醒狮传承的社会史考察》，揭示了醒狮传承群体与武馆之间的密切关系。二十年前的彭伟文还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机缘巧合，这位地道的广州人随导师叶春生前往广州番禺沙坑村看醒狮表演，由此进入醒狮的世界。

清代到民国年间，广东可谓武馆林立。根据彭伟文的研究，这些武馆的主要功能不是修习武术，而是作为劳动者互助网络而存在的。武馆的背后是清代以来的劳动者组织——西家行。

清初的广州“一口通商”，与作为内贸枢纽的佛山共同构成珠三角的工商业中心。大量来自广东省内其他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都市，成为雇佣劳动者。基于平衡雇佣关系、调和利益与矛盾的需要，在手工行业内部出现了工人群体和雇主群体各自所依托的行业组织，即由雇主组成“东家行”和由劳动者组成的“西家行”。这在广州、佛山以及香港、澳门等工商业发达的粤语方言区都市普遍存在。

从大量史料来看，清代的武馆与行业组织相结合的现象非常普遍。例如黄飞鸿最早的武馆——务本山房就是在广州铜铁行的资助下开设的，而他的首徒梁宽原本是打铁铺的学徒。一般武馆都有“狮会”设立，在练习武术之外，他们会刻苦学习舞狮。在广佛两地周边，不少村落建有以“某某堂”“某某社”为名的狮社，大多是武馆的外围组织。舞狮就是由武馆及其外围狮社传承的。

醒狮醒国魂

舞狮群体都是工余习武的劳动者，与谋生之间并不冲突。例如佛山鸿胜武馆的附属狮社——螺涌社，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成员两三千人，其第二代掌门陈盛是铜箔工人。陈盛的一位同门师弟李苏是扫把小作坊主，首徒钱维方则是建筑工人……

醒狮醒国魂，击鼓振精神。在清末民初，醒狮具有特定的精神内涵。广东醒狮本称“瑞狮”，寓意吉祥。后来“中国先睡后醒论”广泛传播，粤语的“瑞”与“睡”发音相同，舞狮团遂将“瑞狮”改名为“醒狮”，寓意唤醒国家、国民。

舞狮具备的唤醒之意，还可以从当时的报道、图像中找到印证。1903年，邹容《革命军》在上海发表，其有“天地清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为醒狮赋予革命和独立的内涵，惊醒国人。

根据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郭伟其的研究，1907年第五期《时事画报》上的一幅舞狮图画即有“被唤醒”的意义。画中舞台上二人舞动狮子，旁边一旌旗上写着“瑞狮”二字。画上的一则粤语题跋以“狮醒未”三个字开头发问，然后描述狮子占据神州大地，形象威武，后又讽刺这头狮子是纸糊的假狮子，不过供人捧着狮头戏耍，毫无还手之力。

郭伟其指出，舞狮能完美地体现出“醒”和“睡”之间的不同状态，而在清末民初广东舞狮的套路中，已经发展出一套与“唤醒”观念极其吻合的表演套路：出洞、下山、过桥、饮水、采青、醉睡、醉醒、上山、玩球、大头佛戏狮等。

在风云激荡的近代历史上，醒狮人亦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辛亥革命中带领弟兄攻陷佛山千总衙门的，是小作坊主李苏；广州起义时担任工人赤卫队副总指挥的，是原在鸿胜武馆习武的理发工人梁桂华……

创造多个“全国第一”

走进广州市工人文化宫，广州工人醒狮协会会馆设在园区内一角。室内的天花板上倒悬着诸多硕大的狮子头，五彩缤纷，威风凛凛。协会成立于1985年元旦，直到现在，这里仍然保持着20世纪的模样。

1949年后，西家行的功能被工会代替，内地武馆不复存在，工会成为醒狮的主要传承载体，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广州工人醒狮协会。

《广东省志·体育志》记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广东舞狮门派很多，很难统一协调。当时中南局书记陶铸曾叮嘱广州市总工会，要把广东工人舞狮组织起来，丰富文化生活。”这进一步促进了醒狮的发展，使其步入有组织、有梯队、集体化、统一化的传承生态。

20世纪70年代初，广州市总工会下属的业余工人醒狮队成立，出身于醒狮世家的赵继红担任队长。本是建筑工人的他以借调的形式到市总工会上班，统管工人醒狮活动。每到下班时间和周日，赵继红就骑着自行车直奔工厂、企业，帮助基层工会组建醒狮队，手把手传授南国狮艺。

经赵继红向市总工会提出申请，广州工人醒狮协会诞生。这是全国首个醒狮社团，且不断创造出数个“全国第一”，包括创立全国第一支青少年醒狮队、组建全国第一支女子醒狮舞龙队、出版全国第一本《醒狮竞赛规则》等。赵继红还对工会管理下的醒狮进行了一体化改造。

以往民间的醒狮后脑上，往往写着流派和团体名称，但他们协会的狮头上既没有流派，也没有协会名称。赵继红的儿子、广州工人醒狮协会现任会长赵伟斌告诉记者，父亲连“赵家狮”也不提，因为他认为“舞狮是一种民间艺术，最多有南北之分，不该有以往武术常有的门派之争”。

海外生长开出新枝

在高桩上飞舞向来是醒狮表演的一大看点，不过赵伟斌介绍，“如今最吸引人的跳高桩，其实也不过三十年历史。”随着醒狮逐渐成为独立的竞技项目，竞赛评分体系的逐渐完善，在桩上盘旋跳跃才成为醒狮的主要技巧。

改革开放以来，醒狮传承出现了新的变化。根据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副研究员谢中元的总结，传统的醒狮套路逐渐式微，醒狮逐渐成为独立的竞技运动项目，从民俗场域进入竞技舞台。传统的拜师习拳学狮被中小学、醒狮队集中授课等取代，由原来的口传心授，转为共享化传承。其技艺从戏剧化、武术化表演转变为标准化、杂技化表演，作为民俗活动，也从在村落间的内部交往发展为公共展演。

醒狮的竞技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第一套醒狮竞赛规则在1986年推出，成为现行醒狮竞技规则的雏形。1995年，国际龙狮总会在香港成立，两年后搬到北京，不久龙狮运动纳入国家体制管理之下。2002年，《国际舞龙舞狮竞赛规则及裁判法》公布实施，后几经修改，形成了一套非常详细的评分体系。

与此同时，海外的醒狮也在发展，甚至反过来影响国内的醒狮表演方式。其中，“高桩狮”就是“出口转内销”的典型，它起源于马来西亚，被列入马来西亚国家文物遗产“重要文物”名单，在30多年前才传回中国。

像这样醒狮走出国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广东醒狮随着粤籍移民的脚步向海外传播并落地生根，起初主要在华人社区内流行，后来逐渐成为当地多元文化活动之一，如今盛行于世界各地。

赵伟斌记得，2019年，广州醒狮还登上国际邮轮，开启长达53天的南太平洋巡演，全程16000海里，抵达13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中国醒狮对外交流时间最长、出访国家最多的奇迹。

心怀传承热情奔赴

如今，醒狮早已成为一个代表着喜庆吉祥、积极向上的文化符号，与人们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各种醒狮题材的文艺作品改编再创造，加之自媒体短视频的助推，醒狮的传承进入新阶段。

赵伟斌致力于让孩子们“乐享非遗”，他创新地提炼出传统醒狮的基本动作，编成醒狮操后带进校园。目前广州11个区均有中小学开设醒狮课程，参加醒狮活动的学生（大中小学）人数超过3万名。在今年7月正式发布的岭南地区首部非遗醒狮教材的编写名单上，他的名字也位列其中。

鸣鼓出狮，威震八方。近年来，在影视剧作和文艺作品的助推下，广东醒狮进一步火出圈。2018年，大型民族舞剧《醒·狮》获得第十一届“荷花奖”舞剧奖，这是中国专业舞蹈艺术最高奖项。《雄狮少年》则成为豆瓣2021年度电影榜评分最高的华语电影。而原创音乐剧《雄狮少年》也在近日官宣演出阵容，将于2024年1月11日至14日在广州首演。

在醒狮持续创新传承的道路上，不变的是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情与热爱。戴上狮头，他们是聚光灯之下威武勇猛的雄狮；摘下狮头那一刻，他们又变回生活中的普通人。

广汽本田醒狮队队长邵演洪坦言，为参加今年的广州工人醒狮表演赛，他们提前三个月就开始了训练。“但工作也繁忙，最大的障碍就是时间不足，队员聚齐的机会寥寥无几。”即便如此，大家依然利用工余分头训练。“这是值得我们热情地去奔赴的一件事。”邵演洪说。

访谈

威武醒狮背后，是奋勇争先的岭南人

彭伟文（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

羊城晚报：在岭南一带流行的醒狮多指南派醒狮，南狮和北狮在风格上有什么不同？

彭伟文：“南狮”“北狮”是比较粗糙的概念。其实根据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进行的全国民族民间舞蹈调查，我国除了西藏以外都有舞狮分布。微观地看，它们都各有特点。

现在通常说的南狮和北狮，南狮是以广东醒狮为代表，以神似为主要特征，需要结合南派武术基础，特别强调醒狮队员的下盘功夫，要求低重心，马步扎实。在外观上，除了狮头，其他造型比较朴素，在过去穿着日常方便行动的裤子和鞋子即可。我们现在看到的带毛或流苏等装饰的裤子和鞋子，只有二三十年历史。

北狮以河北双狮和北京太狮为代表，更重形似，几乎全身缀毛。它原本是作为一个杂技表演项目传承下来的，所以北狮更需要考虑给观众足够的视觉刺激，表演的动作会更多一些。

但这都只是笼统的说法，不能代表我国所有舞狮的情况。

羊城晚报：作为大湾区人民的集体记忆，醒狮的精神内涵是怎样辐射到世界范围的？

彭伟文：总体来讲，醒狮的接受度很高，老少咸宜。每当鼓声响起，广东人就知道可能是哪里在舞狮，那种熟悉感和亲近感是醒狮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特征。但在不同人心里，醒狮会有不同的精神内涵。

过去武馆里的人就选取狮子威武勇猛的特性，将其作为自我表达的艺术形式。对于看舞狮的人来说，看到狮子威武勇猛的形象，代表着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也符合岭南人务实和奋勇争先的特点。

现在所说的粤港澳大湾区，地域范围原本就是广东醒狮的传承地。民国时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很多广东人逃亡到澳门、香港，从香港辗转到东南亚。所以整个粤港澳区域都是这些人谋生的可选择范围，醒狮也自然在粤港澳三地生长。后来则由华侨把醒狮带到东南亚及世界其他地方。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醒狮从民俗走向竞技这一变化？

彭伟文：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以套路武术为基础的广东醒狮本来就具备竞技性特征。舞狮与武术一样属于难度美感类项目，通俗来说，就是把难做的动作做得好看就能得到高分。

醒狮竞技化以后，比赛由裁判打分，相应的标准和细则由此出现。醒狮队员为了拿高分，会主动适应这些规则。比如高桩的出现就是竞技化的结果之一。

此外，比赛会限定时间。为了在短时间内尽量做出更多既有难度、完成度又高的动作，舞狮的两个搭档会不断地重复已经编排好的一套动作，形成肌肉记忆。过去从扎马步开始打基础，一天只学一个动作，循序渐进，而现在的训练可能更多是为了比赛或表演。

羊城晚报：近几十年来，醒狮的传承过程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彭伟文：2006年广东醒狮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以后，整个社会对醒狮的认识有了提升。

在此之前，对于醒狮的传承主体来说，“非遗”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醒狮就是人们日常活动的一部分。在它成为非遗以后，醒狮的传播会更依赖一种文化自觉，在整个社会的话语权提升，舞狮的群体也自然会提高他们的自我认识。于是他们利用这种新的文化语境去争取更多活动空间，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醒狮进校园”。醒狮在过去也有“进校园”，主要是作为课余活动，现在则是作为整个传统文化建设推广的工作在做。

同时现在与醒狮相关的文创产品也很多，传承人自己会做一些文创，在庙会集市上售卖会获得一些收入，还有的会用醒狮元素去做服装设计。此外就是像电影《雄狮少年》这样的影视剧作出现，在传播方面起到助推的作用。

但这种“非遗化”也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在宣传、研究，或在社会活动中，可能把注意力较多放在各级代表性传承单位或传承人身上，各种资源都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而其他大多数散布在各地的非遗传承群体可能被忽视。那些鲜活的传承现场、传承者的情感、他们的自我认识，还需要得到更多关注。

延伸

黄飞鸿：被构建的银幕英雄

黄飞鸿是广为人知的广东武术家，其形象也与醒狮紧密联系。从1949年到1997年的近50年间，共有100部以黄飞鸿为主人公的电影面世，被称为世界上最长寿的电影系列。他既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个通过大量电影作品被逐步建构起来的银幕英雄。在这一过程中，黄飞鸿武馆弟子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飞鸿电影的基础是其再传弟子朱愚斋所创作的以黄飞鸿为主人公的小说。电影导演胡鹏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朱愚斋所写的黄飞鸿故事，通过友人的介绍与朱愚斋取得联系。就这样，第一部黄飞鸿电影由东南亚投资商温伯陵出资，以关德兴为黄飞鸿的扮演者，在1949年应运而生。

朱愚斋把很多在港黄飞鸿门人都带进了黄飞鸿电影的制作，并将他们的行动逻辑，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直接反映在电影中。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大量黄飞鸿电影陆续问世，将其塑造成儒家伦理观念的儒侠代表，成为武术家的理想形象。

1981年，由黄飞鸿直系弟子、武术指导刘家良导演的《武馆》，成为1949年以来黄飞鸿电影的集大成之作。

十年后，香港导演徐克执导、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上映，随着影片进入内地、得到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黄飞鸿作为爱国爱民的岭南英雄形象更加脍炙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