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通讯员 穗文考

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除署名外）

去年刚刚发掘出土的文物，今年就出现在展厅，与观众见面——

近日，《寻迹羊城——2022年广州考古新发现》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开展。展览以18个考古项目、260件（套）出土文物向公众展示过去一年中广州考古的重要发现，用一件件文物重构广州古代先民的生活图景。

作为广州考古成果的年度回顾展，“寻迹羊城”系列展览至今已连办三年。和以往陈列方式不同，今年的展览按考古材料类别，将展览划分为“居住”“劳作”“埋葬”三个部分。古代先民的生命日常、生活点滴因此变得鲜活起来。

“南汉二陵博物馆是个很好的展陈平台，我们致力于以最快的速度把考古新成果带给公众。”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朱明敏在谈及举办“寻迹羊城”系列展览的初衷时说道。

洞穴内首次发现先民足迹

安居乐业，是古今人类共同的美好生活期盼。作为2022年度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遗存，从化狮象遗址考古成果被陈列在展览开始的位置。

2022年，考古工作者在狮象遗址的两处石灰岩洞穴内发现并确认了先秦遗存，这是广州地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史前洞穴遗址。这一发现，带给观众关于广州先民最原始居住环境的想象。

狮象遗址位于从化流溪河上游的吕田盆地，地处粤北山地与珠三角平原过渡地带，四周环山、水源充沛。低矮的山岗上，冬暖夏凉、采光良好的石灰岩洞穴就是古代先民最初的家园。

据朱明敏介绍，狮象遗址于2002年进行试掘，2022开展主动考古发掘。“综合两次考古发掘成果，可以判断狮象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晚期聚落遗址，兼具粤北石峡文化、粤东虎头埔文化及珠三角地区本土文化的文化因素，是四五千年前岭南区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目前，狮象遗址被纳入了广东“早期岭南探源工程”序列中。在广州2022年开展的20个考古发掘项目中，狮象遗址是唯一一个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它的发掘将为广州文明探源以及回答“何以广州”的问题提供新材料。

狮象遗址由石灰岩洞穴和台地组成，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部主任曹耀文告诉记者，2022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在台地进行，今年将进一步做洞穴内的发掘。“相比于配合基建的发掘，主动性发掘细致程度更高，我们将带着课题研究的意识进一步发掘遗址的价值。”

广州城西北郊首次发现南越国遗存

古代先民的居住条件经历了从岩居穴处到上栋下宇的变化。住进房子后，他们开始整饬房屋的内外设施，以营造更惬意的居住环境。

展厅内，观众可以看到2000多年前用于地下排水的陶水管，以及砖瓦、瓦当等建筑构件。这些遗存出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改扩建项目工地。

在配合基建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工地位置揭露了长近30米的西汉南越国时期排水沟，沟内还埋置有陶管道。朱明敏介绍：“南越国宫署遗址是当时城市生活的中心地带，这是广州城西北郊首次发现南越国时期建筑和生活设施。”

不仅如此，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改扩建项目工地还发现了唐五代贝壳堆积灰沟。大量经过人为加工的贝壳堆积，在广州地区是首次发现。这些贝壳呈扁平状，且存在人为切割磨制的情况。

考古工作者推测，此类贝壳可能与建筑有关，相对应的是一种名为“海月”的贝类。据展览项目主持人王斯宇介绍，古代江南、东南沿海一带，常有园林或民居建筑采用贝类材料制成明瓦作为窗饰。

明瓦是薄片透明的瓦的统称，制作原料有海蛎、海蚌和羊角等。现在广州光孝寺、余荫山房、故宫养心殿等古建筑还保留这类窗贝。

“这些建筑遗存表明，从两千多年前西汉南越国一直到唐五代时期，广州城西北郊可能有较高等级的建筑存在，丰富了我们对广州城的认识。”朱明敏说。不久前，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改扩建项目还入选了“2022年度广东重要考古发现”。

商时期大型聚落在黄埔发现

劳动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对广州古代先民来说也不例外。2022年，黄埔竹园岭遗址、南沙合成遗址发现的大规模生产生活场所，折射出数千年前广州先民热闹非凡、生生不息的劳作场景。

记者在展厅看到，黄埔竹园岭遗址出土了丰富的商时期石器加工遗存，包括石料、半成品、砺石、成品等。其中，尺寸最大的砺石也叫磨石，用于磨制、打磨器物，是石器加工的关键工具。考古工作者据此推测，商时期生活在黄埔竹园岭遗址的先民可能在此加工和使用石器。

王斯宇介绍，南沙合成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约一千平方米的商时期堆积，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根据出土遗物特征及堆积状态判断，它可能是聚落的生产生活场所，可能与手工业关系密切，也可能与祭祀有关。

除了竹园岭遗址与合成遗址，广州科学馆遗址、增城老虎岭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商时期文化遗存。曹耀文认为，2022年是广州商时期考古大年，“在此之前，广州地区发现的商时期遗址屈指可数，包括增城围岭、增城墨依山、南沙鹿颈三处遗址。其他遗址仅发现少量商时期遗迹或遗物。”

其中，新发现的竹园岭遗址是目前广州发现面积最大的商时期聚落遗址，填补了中新知识城区域考古学文化编年空白；合成遗址是继鹿颈遗址后珠江口海岛型遗址的又一发现；

老虎岭遗址发现了商时期文化层堆积和遗迹；广州科学馆遗址发现的商时期地层和遗物是海珠区目前唯一正式经考古发掘的商时期遗存，也是继20世纪50年代中山大学南校区发现先秦石器后的又一重要收获。

或发现屈大均先祖墓葬

古代墓葬是广州考古的另一类重要收获。2022年共清理出各时期墓葬200多座，从墓葬形制与出土随葬品可以一睹广州地区数千年丧葬习俗的演变过程。

先秦时期，古代先民的丧葬经历了从居葬合一到居址墓葬分开的重要变化；汉代崇尚厚葬，墓葬形制各异，且越式、汉风、楚韵、胡范多元兼容；晋南朝节葬之风盛行一时，随葬品种类和数量大大减少；唐宋墓葬规模普遍较小，内部结构简单……

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工作者在黄埔发现了墓主疑为屈大均先祖的暹岗古墓M1、M3。“屈氏后人在对M1进行迁坟时，挖到了墓葬底下的砖石，于是马上报告。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后，我们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揭露了建于明初后经多次修建的墓葬M1。后又在其旁边发现了明代墓葬M3。”曹耀文介绍。

M1虽未出土明确指示墓主身份的文物，但据墓葬形制、出土遗物及宦溪屈氏族谱记载，推测M1应为屈氏九世祖仲晖及其夫人的合葬墓，1420年葬于增城余塱下，后迁葬黄埔暹岗。根据M3出土的买地券（死者领有阴间土地的凭据）及族谱推测，其墓主可能为仲辉的孙媳。这两座墓葬的主人可能是岭南大家屈大均的先祖。

曹耀文进一步解释：“据族谱记载，屈大均的先祖与M1墓主的祖上应为亲兄弟。宋代时，他们一起来到了广州，一个定居番禺，另一个定居天河，此后他们的后代又不断开枝散叶、四处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