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景瑾瑾

在石湾陶艺近现代发展进程中，有一位陶艺家功勋卓著，他就是近百年来石湾陶艺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刘传，他在中国陶瓷雕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刘传的艺术生涯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他一生勤奋耕耘创作不断。不仅在陶塑技艺上取得了杰出成就，创作出了数千件精品佳作，而且探索出了一套完整的艺术美学理论，是对石湾陶塑理论进行系统总结的第一人。同时，在石湾陶艺人才延续传承上，他还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不仅自己是一颗璀璨明星，更带动了众多后辈发出耀眼光芒。

专注陶塑创作70余载
艺术境界高超、传世佳作颇丰

1916年，刘传（又名刘永传，别署湾溪刘传），出生在一个石湾陶工之家。其祖籍顺德，但到刘传时已经移居石湾有好几代了，先祖迁至石湾时，恰逢石湾陶业兴盛时期，祖辈皆以制陶为生。

“1928年，我才12岁，因为父亲患了病不能做工，家里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十分困难，为了能减轻家庭负担，从这年起我就开始给人做工，当学徒。”刘孟涵编著的《石湾陶艺家丛书——刘传》一书中，刘传在自传文章中提道，他的艺术起点是以“窥师”学艺开始。他的“窥师”很高明，每逢师傅搞创作时，他便经常利用拿东西，或者给师傅倒水的机会，溜到师傅身旁，目光每掠过关键之处，便铭记于心，长此以往，造就了过目不忘的本领。

做学徒的时候，刘传每天都要承担繁重的杂务，打扫卫生、练泥印模、晒坯上釉、装窑烧火，劳累不堪。但到了夜深人静时，他依然伏在油灯下自习陶艺创作。除了偷偷学习身边的师傅，他还深入研习潘玉书等前辈名家的作品，并且敢于创新、勇于开拓。

功夫不负有心人，少年时期，刘传就以作品《张飞》在石湾陶艺界崭露头角。此后，他在孜孜不倦钻研中，迎来一个又一个艺术高峰。青年时期已享负盛名，其作品不仅在国内，而且东南亚国家，以及美、英、日等国深受欢迎。

在创作素材的获取上，刘传认为观察生活很重要，而且养成了随时随地观察生活的习惯。他在自传中写到，“走路、坐车、在茶馆里……到处可以看到一些有特征的人，研究他们的形象。此外，我还注意了解民间对人物形象的说法。我喜欢去找看相的，听看相人的谈论。虽然看相属于唯心，但他对形象看法却有一定群众观点和生理关系，在艺术造型上可以作为借鉴。”

风尘仆仆归来的儿子，放下包袱和雨伞，扑跪在母亲面前，脸上露出孩子般的天真；白发苍苍的母亲，弯着腰驼着背，颤颤巍巍地伸手扶住儿子，满脸悲喜交集……这是刘传作品《弃官寻母》中塑造的母子情深场景，观之让人动容动情。在一生中，刘传专注于陶塑艺术的时间有70余载，他的作品传神生动、造型精妙，内涵丰富、韵味悠长，极具个人独特艺术风格。

《芭蕉罗汉》《铁拐李》《瘦骨仙》等作品曾在英国伦敦世界博览会展出；为北京历史博物馆创作了两米高的陶塑作品《屈原》，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广东厅创作了陶塑作品《海瑞》，作品《李时珍采药》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还创作出了《圣德罗汉》《行吟泽畔》《苏武牧羊》《渔歌晚唱》《武松》《鲁智深拳打镇关西》《钟馗送子》《林则徐》《李白醉酒》《孟浩然》《关汉卿》《林冲》《布袋山人》《八卦炉中炼大圣》《陆羽品茶》《关公镇守华容》《夜盗红绡》等大量经典作品，其中不少被海内外知名博物馆等场馆及民间藏家收藏。

1979 年，刘传被轻工部授予第一届“中国工艺美术家”（后改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荣誉称号。刘传也是第一个获得此称号的石湾陶艺家。

一生都在与泥火釉打交道，即便到了晚年与病魔斗争，刘传依然没有放下创作。刘传的儿子、广东省陶瓷艺术大师刘桂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父亲去世前长期卧床，但只要有一点力气起来，他就会继续创作。2000年病逝时，留下了尚未全部完成的遗作《醉卧景阳冈》。”

“我随父亲生活及学艺的几十年里，亲身见证了父亲为他所钟爱的陶艺事业百折不挠，永不服输的精神。父亲身体一直不太好，也经历过时代的风风雨雨，但他对陶塑艺术的追求是十分坚韧的。”刘传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给刘桂芳留下了深刻印象。刘桂芳回忆：“父亲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在创作上是一丝不苟的。记得父亲当年创作《陆羽品茶》时，为了处理好人物衣纹，特意让母亲制作了一件仿古衣服，并由母亲穿着那件衣服来扮演模特，以便观察衣纹走向。他做的每一件作品，不只是追求工艺上的精湛，更要表达出丰富的精神内涵。”

将陶艺创作与美学理念融合
是总结石湾陶塑艺术理论的“第一人”

在石湾陶艺历史长河中，从古至今出色的陶艺家不在少数。但对石湾陶塑理论进行系统总结的，刘传是“第一人”。他将石湾陶艺的创作技艺与美学理念结合起来，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进行理论性的探索和总结，并且形成学术著作，丰富了石湾陶艺创作的理论宝库。

1961年10月，刘传应邀到中央美术学院讲学。他将陶塑技艺、创作实践经验总结成专业性的艺术理论，系统性地讲述。从观察生活中的人物、获取题材、作品情节刻画、艺术手法表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这是一个民间艺术家和‘学院派’大学生、教授的一次真情交流活动，我也是第一个站在中央美术学院讲坛传授石湾陶艺创作经验、艺术理论的石湾陶艺家。我的心情就像‘上京考试’一样。”纪文瑾、廖志勇编著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刘传》一书中，刘传在“我的艺术之路”一文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

刘传的艺术理论，是在无数次的实践与思考中提炼而来的，不默守陈规、深刻简洁、引人深思，是后辈陶艺家研习的典范。

在作品情节处理上，刘传总结出“宜起不宜止，宜藏不宜露”的观点，认为陶塑作品不能像戏剧那样一幕一幕来表现，应当选择一个适合雕塑语言的情节，作品展现的要是发展着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停滞的，而且要使观众看之不尽，并非一览无余。在创造艺术生动的境界方面，提出“动中有静，强中有弱，粗中有细，起中有伏”；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提出“十清一浊，十浊一清”；在艺术夸张手法上，提出“丑而不陋、奇而不怪”。主张辩证地处理动与静，美与丑等对立统一关系。同时，他还提出了“由、甲、申、田、同、王、国、日、用、风”人物形象十字诀等艺术理论。

在讲学现场，刘传还结合自己的心得理论速塑了两件作品《虬髯公》《张良》。讲学获得了中央美院师生的热情关注，现场被挤得满满当当，赢得了极高评价。也进一步扩大了石湾陶艺的知名度，让石湾陶塑技艺进入了更高更广的艺术殿堂。

后来，徒弟庄稼将刘传的授课内容浓缩整理成一篇题为《宜起不宜止，宜藏不宜露——介绍刘传陶艺创作经验》的文章，发表于《美术》1962年第3期，进一步扩大了传播度，得到社会上更广泛的认可和推崇。

在当年的泥塑艺术界，有“北张南刘”之说，“北张”是泥人张——张景祜，“南刘”即刘传。据相关资料显示，张景祜还曾两次来到石湾跟刘传交流艺术创作。

1981年，刘传在“广东省工艺美术产品评比暨学术交流大会”上作了题为《论传神》的学术报告，把此前50多年艺术实践的主要经验体会，提高到美术理论上，予以集中论述。1982年，刘传的学术论文《源自生活，贵在传神——陶塑人物形象的创作体会》一文刊载在《中国工艺美术》创刊号上，成为石湾陶艺史上里程碑式的经典之作。

刘传的陶塑理论总结，开创了石湾陶艺理论研究的先河，也将几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石湾陶塑技艺从民间工艺、地方手艺提升到雕塑艺术范畴。

为石湾陶艺承前启后发挥重大作用
是深受业内敬重的一代宗师

上世纪50年代，石湾陶业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1952年，广州人民美术社在石湾开设陶瓷雕刻工场，刘传担任该工场组长、艺术指导。1958年广州美术陶瓷厂成立，刘传任厂长。1956年，石湾镇人民政府把广州人民美术社陶瓷雕刻工场、公私合营石湾美术陶瓷厂和石湾工艺生产合作社三家合并，建成国营石湾美术陶瓷厂（以下简称“石湾美陶厂”）。1963年，刘传回到石湾美陶厂，设立刘传创作室，带领一众后辈陶艺家开启石湾陶艺创作的“新纪元”。

曾经的国营石湾美陶厂，是培养了佛山数代陶艺家的摇篮。刘传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为美陶厂乃至整个石湾陶艺创作队伍的承前启后、石湾陶艺实现现代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堪称一代宗师。受他教授及影响过的庄稼、刘泽棉、廖洪标等，后来都成为艺术成就卓著、各领风骚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是现代石湾陶艺出色的传承创新领军人物。

对于教徒弟，刘传有着自己独到的心得。他曾在相关场合或文章中多次提到，在教徒弟的过程中，他不会用随便动手修改作品的方法来代替徒弟思考，而是等徒弟发挥了独立思考之后，仍觉得没办法深入下去的时候，他再讲解修改。“正如一个人生病一样，在他未病之前，你就给他送仙丹妙药，他也不知道宝贵，但当他最需要吃药的时候，送给他，他就自然知其奇妙。”

“我们兄弟姐妹也都是父亲的徒弟，我自幼就深受父亲的艺术熏陶，从15岁开始跟随父亲正式学习陶艺创作。青少年时期，我会经常在晚上研习陶艺，父亲就会拿一张报纸，坐在我旁边安静地陪伴，并且给予指导。”刘桂芳告诉记者，他的兄弟姐妹及家族中的下一代，也有不少人从事陶艺创作。至今，刘桂芳还保留有父亲生前创作的录影资料，时常还会拿出来怀念、作为学习的参考。

“在中国陶瓷雕塑史上，刘传个人风格独特，艺术理论影响深远，以刘传为代表的老一代陶艺家继承了潘玉书等名师巧匠的传统，又能另辟蹊径地创造了‘刘传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刘传的教导和影响下，石湾陶塑的百花园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他总结的系统化艺术理论至今仍然深远地影响着中国雕塑美术理论以及石湾陶塑创作。在广东石湾陶塑史上，刘传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他的艺术成就是石湾陶塑艺术的一大高峰。”广东石湾陶瓷博物馆理论研究部主任纪文瑾表示。

“铮铮铁骨，历尽世间风雨；柔柔丹心，永镌陶艺史诗。”这是刘传逝世后，佛山作家任流作的一副挽联。时至今日，尽管刘传大师已仙逝20余年，但提起他，业界人员依然满怀崇敬之情。他对陶瓷艺术的影响，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