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磊 实习生 吴依桐（除署名外）

书院，作为中国传统儒家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学”之地，历经千年，遍及华夏。岭南书院肇始于北宋初年的广州、惠州、河源等地，仅宋代就有41所，在全国书院数量中占比超五分之一；明代广东的书院总数跃居全国第三；晚清时，岭南书院数量更是一度位居全国首位。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与教育史中，岭南书院占有重要位置，岭南文化的绵延不绝也得益于书院文化的发展与繁盛。位于惠州西湖之畔、有着七百余年历史的丰湖书院，是其中一颗璀璨明珠。它自南宋建院伊始，即跻身广东四大书院之列，成为岭南地区传播程朱理学的中心地之一。

以传承儒学、传道授业为己任的丰湖书院，培育了一代代贤人志士。梁鼎芬任书院山长期间创建的丰湖书藏，更是为现代图书馆的管理提供了范本，使其成为中国最早拥有近代图书馆的书院之一。

近年来，许多传承数百年、上千年的老书院得以整修和复原。绵延数百年、几经兴废的丰湖书院，也迎来全新的改造升级，不仅在园林建筑上再现了当年的历史文化风貌，还开设了博览馆，全面立体地展示了中国书院的历史源流和文化菁华。丰湖书院就是一个例子。

理学摇篮

“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惠州西湖湖畔，扶疏绿叶之间虚掩着古官式建筑风格，粉墙黛瓦，古朴素雅，这里便是惠州文脉的发祥地——丰湖书院。

书院内，园林观景、亭台榭阁俱全，四周回廊相接，环境清幽。登上留云亭，临楼远眺，对岸的泗州塔、苏公堤遥相呼应，浮碧洲苍翠欲滴，半壁西湖美景尽收眼底。

丰湖书院始建于南宋宝祐二年（1254年），初名“聚贤堂”，后经惠州太守刘克刚改建为“丰湖书院”，书院格局至此成型，惠州文风大振，名儒辈出。据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理事、惠州民俗学者林慧文介绍，丰湖书院的前身是为纪念陈偁、苏轼、陈荛佐等十二位名儒而设立的“十二先生祠”，通过祭祀先贤，体现对儒家文化道统的尊崇和继承。

“祭祀先贤是宋代广东书院发展的主流，不仅为广东书院文化注入了岭北学术渊源，同时也向书院所在地区的文化发展进行辐射。”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建军说，“刘克刚当时建丰湖书院，就是为了祭祀著名理学家罗从彦，并聘州学教授郑济甫兼首任山长，使书院具有了祭祀及讲学功能。”

在罗从彦的推动下，罗浮山成为岭南学术中心。宋代广东有书院41所，其中惠州就有11所，仅次于广州。著名学者刘伯骥在《广东书院制度沿革》中提出：“广东在宋代的学术中心地在罗浮。”

林慧文介绍，创建之初的丰湖书院，既是程朱理学的传承者，更有考订经史百家的学术研究功能。《惠州府志》载曰：“惠人始知伊洛之学。”所谓“伊洛之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和程颐所创的儒学学派，后朱熹把二程理学发展成为程朱理学，丰湖书院首任山长郑济甫也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大师。

宋代书院兴起主要是传播理学思想的需要，理学家们也借助这个平台开展研究与授徒，推动书院这种有别于官学的教育机构兴盛起来。到了明代，随着广东名儒陈献章、湛若水、薛侃等人的崛起，儒学在岭南获得新的诠释，广东的书院建设也因广东本土学术精英的竞相讲学而得以长足发展。

明代，广东书院的总数达168所，仅次于江西、浙江，位居全国第三。清朝广东书院进一步发展，至晚清时更是达到了高峰。历代文人学者开馆课徒、薪火相传，才有了明、清时岭南士风提振、地域文化日益彰显的盛况。

名师栽培

在长达700余年的岁月里，丰湖书院屡有兴废，始终坚持培养人才，文脉延绵不绝。特别是清朝，丰湖书院的发展更是上了一个新台阶。

清嘉庆五年（1800年），惠州知府伊秉绶着手重建丰湖书院，扩房舍、邀名师，招收优秀生员，悉心教导，还聘请岭南名士宋湘出任山长，使书院进入“从者云集，人竞向学”的繁盛期，丰湖书院一跃成为广东最著名的书院之一。

被誉为“岭南第一才子”的宋湘有着先进的教育思想，在他看来，好的文章就是“写我心”，学子不能只会写八股文。任山长期间，宋湘常与伊秉绶召集生员，同堂讲论至深夜。在丰湖书院主讲期间，宋湘留下大量著作、楹联和书迹，其代表作《丰湖漫草》《丰湖续草》便是在此间创作的。离任时，他登上书院的澄观楼，题壁一首《五别诗》。今天，这些名句碑刻都被陈列在书院主体建筑内的两旁厢廊，供游客欣赏。

据惠州市旅游发展促进中心工作人员梁艳阳介绍，丰湖书院自南宋首任山长郑济甫之后，可考的山长有46人，仅次于岳麓书院（55人），是中国书院史上师席传承最为完整的书院之一，已成为研究中国书院山长文化的珍贵样本。特别是伊秉绶重建丰湖书院后，历任山长多为两榜进士，不少还跻身翰林，官居显要。

在名师栽培下，丰湖书院培养了一大批才人俊杰，先后走出了江逢辰、李绮青、许寿田等“丰湖十子”。在风起云涌的辛亥年，丰湖书院（时改为惠州府中学堂）又为广东辛亥革命、惠州光复培养了大批人才，青年学子投身时代大潮中。

如今，走进丰湖书院，步入新开设的博览馆展区，砚台、笔架、墨盘、青花油盏等古代学子的读书用具在玻璃展柜内一字排开，静候游人。行走其间，琅琅书声犹在耳边。

丰湖书藏

丰湖书藏是中国书院图书馆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受两广总督张之洞聘请，梁鼎芬出任丰湖书院山长，期间创建了丰湖书藏，还设立借书规章制度，鼓励生员看书、读书，风气一振。

梁鼎芬的一生与粤地多座著名书院结缘：启蒙授业于学海堂，主理丰湖、端溪两大书院，主讲广雅书院。梁鼎芬受惠于粤地书院，又反哺书院，推动书院制度改革，丰湖就是他书院梦、藏书梦开始的地方。

初到丰湖，梁鼎芬发现书院里藏书匮乏，于是“走简名流，投书贤吏”，很快就收到捐书46000余册，藏书数量最多时达10万册，一度执广东各大书院之牛耳。藏书品类也大幅增加。惠州也因此成为了全国现存山水志书最多的城市，有历代《罗浮山志》《惠州西湖志》等山水志书近20种，其中不少皆来自丰湖书藏。

梁鼎芬不独厚古人而薄今人，他主张读书不唯训诂之学，鼓励学生们阅读时文时书，乃至工艺“杂书”。如今，惠州市图书馆内还保存着两本丰湖书院藏书——《陶渊明文集卷第四》《桐荫论画二编目录上卷》，后者是清道光时期收藏家秦祖永所作的书画艺术点评类书籍，并非传统科考书目，可以此一窥当年丰湖藏书的多样。

为管理并发挥书藏之效用，梁鼎芬订立图书管理制度，名为《丰湖书藏四约》，其他书院也相继效仿。所谓四约，即“藏书约、借书约、捐书约、守书约”。其中，“捐书约”的社会贡献尤为突出，这让许多书籍从各家私有变为公有。

《丰湖书藏四约》计有五十六条，对藏书管理详作规约，是清代藏书规章中条目最为详备的管理条文，说明其已具近现代图书馆管理制度之雏形。丰湖书藏也成为广东最早的近代图书馆之一，开创了中国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变的先河。

近年来，丰湖书院藏书楼重新对市民开放。藏书楼目前藏书1600多册，收藏了《西湖志》《惠州府志》等方志书籍以及丰湖书院山长、学生的作品集等，另有部分古籍保存在惠州市慈云图书馆中。今人品读这些历经数百年的文字与墨香，仍能感受到昔日丰湖书藏的辉煌。

赓续文脉

历经近千年变迁，丰湖书院现位于惠州西湖丰湖岛内，经重新规划建设，已根据历史原貌基本恢复重建了丰湖书院门楼、藏书楼、澄观楼等历史建筑和其他人文景点，增建了书院景点建筑群。

丰湖书院优美的园林建筑和人文景观得益于清代惠州知府王煐的巧思。书院原址在惠州银岗岭，清康熙年间，王瑛重建丰湖书院于西湖湖畔的沁园（即现址），此处三面环水，毗邻西湖，素有名园美誉。“尽拓窗三面，平收水一湾。验荷知鸭睡，窥石认星还。”一座孕育于山水之间的书院由此而起。

近年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逐渐回归和复兴，书院文化又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不少书院得以整修和复原。2021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将岭南书院建设工作列入广东省十件民生实事，并制定了《打造岭南书院工作方案》，惠州丰湖书院被列为全省重点打造的10个岭南书院之一。

2022年11月，丰湖书院博览馆正式揭幕。作为专题博览馆，这里将传统书院和现代博览馆有机结合在一起，开设中国书院、惠州书院、丰湖书院和丰湖书藏四个展区，共展出文物63件、各类展品80余件。博览馆运用现代技术配套多媒体互动体验区，模拟体验课堂复原昔日丰湖书院上课的情景。

丰湖书院博览馆挂牌后，同时具备讲学、阅读、捐书等功能，将开展文化交流、学术研讨等系列活动，并持续打造学术高地、最美古籍图书馆等。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游客纷纷拍照打卡，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书院俨然成了最新的“网红打卡地”，从当初严肃庄重的文化教育场所，蝶变为亲民的公共文化空间。

专访

岭南文化的独有个性成就广东书院

王建军：（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羊城晚报：广东书院的发展大致经过哪几个阶段，有何特色？

王建军：书院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教育组织，它重在“自由研讨学问、注重身心修养”。与当时官学重在科举的宗旨不同，书院通过祭祀与讲学传播学术、传播文化、培养人才，对地方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宋时期，一批理学家在广东任职，如周敦颐、罗从彦等，还有一批贬谪岭南的名宦学者，如唐代的韩愈、宋代的苏轼等。他们在广东传播学术，为广东人民做了实事，因此广东地方官员兴办书院纪念他们，进一步促进了中原文化在广东的传播。

明朝，随着广东名儒陈献章、湛若水、薛侃等人的崛起，儒学在岭南获得新的诠释，广东书院进入大发展阶段，总数达168所，仅次于江西、浙江，在全国位居第三。

清朝，广东书院的发展走向成熟期。此时广东书院不但数量扩大，规模也不断扩大。据相关史料记载：粤秀书院和越华书院学员最多时曾达到320多人，广雅书院亦收两广学生各百，规模甚为可观。

清代岭南地区书院数量已经领先全国。更重要的是，格致之学以及与西学有着密切关系的“杂学”也成为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为国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和观念储备。

羊城晚报：广东书院对岭南文化的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其中丰湖书院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王建军：广东书院近800年的发展，由弱渐强，受到中原主流文化影响，但岭南文化的独有个性才是促成广东书院文化生成的真正因素。宋元时期广东书院分别以周敦颐、苏轼、韩愈、罗从彦、张九龄等为祭祀对象，表现出鲜明的不定于一尊的包容性，为广东书院文化的个性发展留置了相当的空间；明代陈献章、湛若水这样的本土学术精英脱颖而出，推动广东书院地位在全国有效提升；清代两广总督阮元创办学海堂，后有张之洞创办广雅书院，传统士大夫的书院理想在岭南大放异彩；到晚清，广州的书院更是新旧并存，转型在望。广东书院的发展历史是国家主流教育机制与地方文化个性碰撞、交融的历史，也是广东书院文化个性形成的历史。

历史上，丰湖书院虽几经沉浮，但为惠州、广东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古时民间学习的地方主要有两种：一是书院，二是学宫，书院更加推崇创新、价值导向以及文化氛围的渲染。这也营造了后来惠州走出廖仲恺、叶挺等革命先进人士的文化氛围，为岭南文化增彩。

羊城晚报：书院文化在今天有着怎样的教育意义和文化意义？

王建军：书院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尤其是对传统人文教育理想的追求作出了重要贡献。书院在人文教育和学术追求等方面始终保持其独立、兼容、批判的精神内核，这也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养分。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发扬光大的。

延伸

湛若水：所到之处皆建书院

岭南地区书院兴盛，可以说，湛若水的功劳甚大。湛若水生活的明代正德、嘉靖年间是广东书院极盛时期，新建80余所，而他一人撑起的书院就占到四分之一。

29岁时，湛若水成为岭南心学开创者陈献章的门生，悟出“随处体认天理”，被认定为白沙心学的正宗传人。据统计，湛若水一生所建的书院遍布七省，由湛若水直接创立的书院有近30所，若再加上弟子门人为他而建且他曾去讲学的，总计超过35所。其中，广东地区就有22所，仅罗浮山上就有3所，分别是朱明书院、青霞书院与天华精舍。

自40岁至95岁高龄谢世，湛若水几乎无日不讲学，无日不授徒。湛若水有一首《四居吟》，描述自己晚年春居罗浮山朱明书院、夏至西樵山大科书院、秋来广州天关书院、冬住增城甘泉书院的讲学生活：“罗浮春花发，西樵夏木蕃。天关秋水清，甘泉冬背寒。”

2016年，考古工作者在增城南香山东南麓的半山腰，挖掘出湛若水在家乡所建的莲花书院遗址。该遗址被誉为“2018年南粤古驿道文物重大发现”，是这位岭南教育家创办的书院中目前唯一经过考古发掘且保存完整的。2021年年底，莲花书院遗址保护项目竣工后，已重新向公众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