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交通和贸易历史进程中,珠海地区因地处珠江口要冲而从未缺席，一直是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古代海外贸易的重要走廊。无论是史料文字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证明了珠海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国与世界进行文化和经济交流的重要通道，为人类文明历史写下了华丽的篇章。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在汉朝时中国南方沿海已经与东南亚地区甚至印度洋周边有了海上交通。

▲平沙前锋沉船遗址。翻拍于珠海博物馆

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尤其以“广州通海夷道最为兴盛。这条航线从广州出发，航经珠江口，进入粤西、海南，穿过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波斯湾，远至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沿途经过90余个国家和地区。无数的商船由此将香料、象牙、犀角和珠宝运抵中国，也将中国的陶瓷、茶叶和丝绸带向海外。

“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1591年夏天，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到香山访友，足迹遍及当今的珠海、澳门。当他看到香山海外贸易的繁荣时，不禁感慨写下这首《香岙逢胡贾》。如果说汤显祖的诗句只是一种文字的记载，那么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在珠江口的一系列考古成果，则进一步论证了珠海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目前珠海万山群岛中已有16个岛屿发现了“海上丝绸之路遗物。以桂山岛为例，它的多个海湾是“海上丝绸之路遗物集中之地，也是古代船民汲水之地。在其溪口两旁和海边沙滩遗留许多汉代至明清时期的陶器和瓷器，包括唐代陶瓷残片、宋代黑釉陶罐残片和明代青花瓷残片。

▲平沙前锋沉船内的铁弹珠。

而珠海高新区淇澳岛的牛婆湾，同样发现了不少遗物，可辨出战国、汉、南朝、唐、宋及明代陶瓷，以及唐宋铜钱。位于平沙镇南郊的平沙棠下环遗址，面积达1.2万平方米，出土遗存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商代到唐宋时期都有发现。出土物中不仅有唐宋时期的青瓷碗、钵、陶罐等器物，还有唐代白瓷碗残件和汉代陶瓷残器。

根据史料记载，1969年，当时珠海县南水公社（今珠海南水镇）蚊洲岛北面沙滩有212件青瓷碗碟出土；1977年及1984年，珠海渔民在外伶仃岛海域和荷包岛海域作业时捞获两批唐代陶瓷；1985年，珠海渔民在南水镇荷包岛至乌猪岛海域打捞到21件古陶瓷，其中包括唐代新会窑四耳大瓷罐。羊城晚报记者在珠海博物馆看到，这只新会窑四耳大瓷罐，罐施青釉，敞口、鼓腹、平底，肩有四耳，器身粘有蚝壳。

1986年，珠海文博工作者在外伶仃岛石涌湾采集到一块陶片。陶片上纵刻“朱师所治四个大字，字体大小在1.5-2厘米。据介绍，“朱师为陶工的名字，此器料为地方私营作坊所制造。但研究者发现，“朱师所治这四个字背后大有文章。这四个字与先秦的字谱比对，它较晚，但与东汉的字谱比对，它又较早，因此出现的时代应该为西汉。广东省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珠海市文物保护协会名誉会长肖一亭介绍，这件陶器残片上的文字，是环珠江口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汉字之一，反映了西汉期间汉文化的渗透力和当时居民的商品意识。“这也说明了西汉时期，东南沿海居民就扬帆远航，进行海外贸易，其中一条航线经过珠海。

除了瓷器，珠海还发现了古代沉船。1976年，平沙农场前锋八队社员在泥滩中发现3艘古沉船，船肚仰天并排。社员挖出其中一艘，长20余米，柚木船板厚4厘米，外裹铜皮，钉以铜钉，船内有火烧痕迹，碳十四测定年代为660±70年,见证了元末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

这些出土或者被打捞的瓷器，大都有相似的“打包方式。肖一亭介绍，一些瓷器大小相套，或整齐迭埋，还带有草绳捆扎的痕迹，明显为海上贸易商船装船需要。

这些瓷器因为特殊的销售对象，而被称为“外销瓷。所谓“外销瓷，是指专为国外市场所生产或根据国外客户指定式样生产的瓷器。它的器型和纹饰经历了从纯粹中国样式，到中西合璧，再到以欧洲风格为主的转变过程。据了解，珠海海域打捞的丝路遗物中，以早期的“外销瓷居多，窑场以广东新会官冲窑最多，少量来自浙江越窑和河北邢窑。

肖一亭举例，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珠江口的香山故镇濠潭遗址、淇澳岛牛婆澳遗址、平沙棠下环遗址等处，发现一批唐代风格的黑陶罐、越窑青瓷碗、釉盏等残片，其中越窑系青瓷碗居多，饼足底和玉璧底造型，还有邢窑系白瓷碗，显然是唐代中国的外销瓷器。同样在南屏镇洪湾小钧遗址，也采集到官冲窑产青釉六系罐。考古工作者确认，这些都是唐代广东新会官冲窑所产瓷器出口外销过程中遗留下的。

▲各类瓷器“述说海丝故事。

上述海域为海外交通航路所经，所发现的瓷器当为唐代沉船所遗。当这些海上贸易遗物的发现地点与海上丝路航线一起出现在一幅地图上时,珠海地区自古即是海上丝路要道已不言而喻。肖一亭认为，上述瓷器的大量出土和被打捞，说明珠海显然参与和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在这长达两千多年的海上贸易历史中，珠海一直是重要通道和节点。

郑和下西洋多次通过珠海海域，一批香山籍人氏立军功

1405-1433年，正值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朝廷派郑和为使七次下西洋。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拓展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外交空间，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对推动朝贡贸易的繁荣作用很大，也有利于广东等沿海地区商民向南洋侨居，开拓新的生存空间。

研究表明，郑和下西洋，多次通过珠海海域。根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李庆新《再议郑和下西洋：以两次从广东启航为中心》的研究，郑和第二次、第六次下西洋是直接从广东扬帆出海的。例如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明代广州人郭裴在万历三十年所修《广东通志》中明确指出永乐五年九月“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首从广东往占城国起”。关于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嘉靖十四年广东巡抚戴碌在所编《广东通志初稿》中，也提供了重要线索，这次出使道经韶关，最终必然是从广州开洋。

肖一亭认为，明永乐年间，郑和第二次和第六次下西洋是从广东出发，而珠江口作为广东出海口，更应该是经过珠海海域。虽然宣德五年郑和、王景弘等第七次下西洋并不是从广东起航，但《郑和航海图》有很详细的记载，船队从龙湾开出后，沿着江浙、福建沿海，进入广东海域，穿越海南岛独猪山海域往西洋诸国。肖一亭认为，郑和七次下西洋虽然不是从广东出发，但郑和船队也经过广东海域，也经过了现在的珠海海域。

事实上，郑和下西洋的航道确实经过珠江口地区。珠海博物馆的数据显示，《郑和航海图》上共标注中外地名500余处，图上出现多个珠海海岛和地名。有些古地名已经改名了，如东姜山（今天称为担杆岛）、翁鞋山（今称二洲岛）、北尖（北尖岛）、鹿颈高朗（今高栏岛）、大金，还有香山所等。

郑和下西洋时，还在广东沿海珠海等地招募有经验的船师及军士和劳工。据巩珍《西洋番国志》载，郑和航海“惟观日月升坠，以辨东西，星斗高低，度量远近。皆断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经年累旬，昼夜不止。海中之山屿形状非一，但见于前，或在左右，视为准则，转向而往。要在更数起止，记算无差，必达其所。始则预行福建、广、浙，选取驾船民梢中有经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乃以针经、图式付与领执，专一料理，事大责重，岂容怠忽”。广东学者陈忠烈研究员介绍，他曾研究寻找出一批随郑和下西洋过程中立过军功的香山籍人氏。 

▲贴花青釉瓷碗（唐）来自广东新会窑。

▲陶片上纵刻“朱师所治”四个大字。

▲陶钵（汉代）来自广东新会窑。

▲青瓷碗残片，平沙棠下环遗址出土。

海上商道重要“驿站”

唐宋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较往昔更加频繁，尤其是唐代广州市舶使的设置，使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由北方的河西走廊逐渐转移到南方和东南沿海。肖一亭表示，“海上丝绸之路”经以后各朝，尤其是唐宋元时期的不断开发，由中国南方沿海出发，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等海域，抵达东南亚、南亚、东非等地，成为当时中国沟通海外的重要经济文化通道。珠海便是中国南部广州到阿拉伯国家海上商道的重要“驿站”。

▲双耳釉陶罐（汉）采集于南屏北山沙场。

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与外国进行贡舶贸易，划定香山南部的浪白澳为外商船停泊和贸易的港口。明朝时期，香山的浪白、蚝镜（今澳门）、十字门等常为番船来华贸易泊地。所谓“澳”，是指在海中依山可避风，有淡水可汲的港湾。

根据考究，“浪白澳”应该在今日珠海南水一带。作为“番船等候接济之所”，浪白澳逐渐成为古代珠海对外贸易中心。从1529年起,包含佛朗机（今葡萄牙）、暹罗（今泰国）、占城（今越南）以及爪哇（今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商船，借着夏季季风来到中国。最多时，上千葡人聚集于此。

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还有外国商人在珠海南水村一带居住，并试图在此建立澳埠。清朝同治年间《香山县志》卷四有记载：“文湾山在土城南六十二里，峰峦秀卓，与连湾山中界对峙，浪白窖海自成一港，湾拱如门，有鸡心洲收束其势，山横如城垣，广三十余里，内有村落。明正统间，佛朗机夷泊居浪白之南水村，欲成澳埠初年外国人以广东珠海地区为落脚点做生意的史料。

▲双耳带流陶罐（唐）荷包岛外海域打捞。

到了明嘉靖年间，珠海海域则成为外船来华的重要泊船地。清初屈大均着《广东新语》云：，后为有司所逐。”这是明朝“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滨之湾环者为澳。澳者，舶口也。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广百余里，诸番互市其中，嘉靖间，诸番以浪白辽远，重贿当事求蚝镜为澳。蚝镜在虎跳门外，去香山东南百二十里，有南北二湾，海水环之，番人于二湾中聚众筑城，自是新宁之广海、望峒、奇潭，香山之浪白、十字门，东莞之虎头门、屯门、鸡栖诸澳悉废，而蚝镜独为舶薮。”

澳门开埠以后，珠海海域商船往来更为繁忙。十字门是当时珠澳一带由岛屿夹起的十字形水道，“十三行”则是广州特许对外贸易的商行统称。在“一口通商”政策下，十字门至广州成了当时中国最繁忙的航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清代珠江口商贸繁荣的景象。时过境迁，由于各种原因，“浪白澳”等地海贸盛况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部分资料来源于珠海博物馆，特此感谢）

文/图 钱瑜 郑达

星岛日报海外版 羊城晚报社 联合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