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由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广东人民出版社共同举办的《永远粲然一朵花——南粤文化出版名家岑桑回顾展》在广州二沙岛岭南会展览馆展出。
岑桑出生于广东顺德,194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曾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岭南文库》和《岭南文化知识书系》执行主编等职,2022年2月26日在广州辞世,享年96岁。
作为一位根植岭南大地的作家、出版家,岑桑在文学创作、编辑出版等领域成果丰硕、建树良多。他一生创作了三十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约计300多万字、印行200多万册,其中包括他创作于20个世纪60年代的散文名篇《当你还是一朵花》,脍炙人口;他在广东出版战线奋斗60年,主持了一系列重大出版工程,推出了数百种精品书籍,影响巨大。
岑桑画像。(来源:岑之邦供图)
此次展览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年谱简编的形式展示岑桑不平凡的一生,辅以社会各界人士对岑桑各个方面的评论,呈现岑桑的整体形象;第二部分展示岑桑在各个时期的文艺创作成果,反映其文艺名家的精神风貌;第三部分展示岑桑的出版生涯,再现南粤出版名家风采;第四部分展示岑桑主持编辑出版的《岭南文库》和《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展现其岭南文化研究、出版的重要成果。
作为广东出版界的杰出代表,岑桑的出版生涯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广东出版界的繁荣与发展。他的出版成果,践行了广东出版人对岭南文化的继承、弘扬和创新。此次展览不仅可以让社会各界了解岑桑先生的生平事迹、业绩成就,领略一代出版人的情怀人格、光荣梦想,还可以一览1949年以后广东出版事业和岭南文化建设的发展历史,领会一代广东出版人的光荣与梦想。
据悉,本次展览属于主办方每年一度的岭南文化人物系列展览。在岑老生前获其本人首肯,展览筹备之际,岑老辞世,故改为回顾展,以寄托主办方及文化界对岑老的追思与缅怀。
在去世前几个月,岑桑曾打算用一年时间写就一生的回忆录。“当回忆录仅写下一万字的时候,他就离我们而去。”岑桑之子岑之邦说,“现在看到《永远粲然一朵花——南粤文化出版名家岑桑回顾展》,我们觉得父亲的回忆录其实写完了。”
广东人民出版社原社长陈海烈介绍了岑老与其主持创办的《岭南文库》。“他担心广东的出版事业落后于人,内心充满责任感和紧迫感”,以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勇气投入到丛书开拓工作中,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作出了突出贡献。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陈俊年深情回忆受教于岑老,与之共事的点点滴滴。“岑桑拥有多副文笔,几乎‘通吃’文学品种,均有精品名作。”他以“三精”概括岑桑文字风格:精准、精炼、精美。
展览现场。(摄影: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会长 吴小茜:
31载,《岭南文库》结硕果
羊城晚报:本次展览的契机和重点是什么?
吴小茜:《广东文化人物展览》由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关注和致敬对广东省文化领域有卓越贡献和德艺双馨的人物。2022年举办的《永远粲然一朵花——南粤文化出版名家岑桑回顾展》是我会与广东人民出版社共同精心策划和制作的第十三年展。岑桑先生终其一生敬业奉献、默默耕耘在文学界和出版界,曾获得过不少高级荣誉和称号,对文学创作后辈和出版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次展览是岑桑先生第一次个人回顾展,向观众呈现他一生的事业发展脉络,讲述了岑桑先生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经历,及奠基出版界革新发展和创立学术出版事业——《岭南文库》的故事,还原了一段绚烂的广东文学和出版历史。藉此展览,我们除了向岑桑先生的贡献和他那甘于清苦、乐于奉献、实事求是的光辉精神致以深深的敬意之外,也希望他的事迹与精神激励更多的文艺人和出版人,推动广东人民的精神食粮事业永葆活力,如滔滔珠水般勇往直前。
羊城晚报: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与岑老有怎样的渊源?
吴小茜:《南粤文化出版名家岑桑回顾展》策划于2021年岭南文库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这要从《岭南文库》与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的缘分说起。1993年,《岭南文库》已出版了四本书,遇到了学术出版难、资金短缺的问题,他拿着这四本书找到了时任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执行会长杨资元,介绍了这套书的出版意图和未来规模,请求促进会予以经济援助。杨资元同志向时任促进会会长叶选平同志汇报,并商定促进会这个社会组织出资支持《岭南文库》。
1995年,为使出版工作长期、自主地办下去,选平同志给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黄浩同志写信,倡议组建《岭南文库》专项出版基金。这个出版基金最终由促进会、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政府、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多方出资,以1020万元的本金成立。这个由社会各界力量共同组成的专项出版基金,在当时全国是少有的,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长效机制,使得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浩大的文化出版工程得以良性延续,进行到底。这是一段反映广东人重视文化建设,敢于走在时代前沿的历史。
羊城晚报:《岭南文库》是岑老重要的出版成果。其成功创办与持续发展,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经验?
吴小茜: 一项持续开展了31年的出版工作,并且筹划了未来版图和持续开展计划,是需要有高瞻远瞩的魄力和规划能力的,且还要有持之以恒、不畏困难的毅力与工作能力。具体来说,是广东省委、省政府持续关心重视,领导广东省出版界、学术界及社会力量共同努力,合力参与的成果,是岑桑老同志锲而不舍、专业敬业的结果。
羊城晚报:出版基金带来的长效机制,对学术出版领域有怎样的启示?
吴小茜:31年来,《岭南文库》编辑部坚持存本用息,专款专用的运作方式,不仅维持了出版工作的良性开展,还发挥了撬动作用,促使各界关注和参与。《岭南文库》专项出版基金的成立和运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近年来,利息偏低,出版成本增加是出版社编辑组遇到的难题。我相信,只要“母机”在,前景是乐观的。如果有更广泛的力量支持和关心基金,推动基金发挥积极作用,出版工程将获得更高更强的成绩。
《岭南文库》学术性强,对做学问,对人们系统认识岭南文化、风土人情,具有权威指导意义。出版基金集各界力量而成,且有规范的章程和管理制度,有严格的执行者。《岭南文库》项目规定:每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任主编,并定期召开各界精英组成的选题会议,研究制定选题计划,组织专家、学者著书,保证学术质量,使文库成为获得我国出版大奖的学术丛书。有了经济基础,有了规范机制,清苦的学术研究和非营利出版项目便有了长治的保障。31年来,出版社保本用息,虽遇困难,仍硕果不断。
羊城晚报:多年下来,作为社会公益机构负责人,您认为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问题?
吴小茜: 促进会是一个社会团体,力量有限,要为我们这么伟大的民族文化事业做点事,是要团结社会,协助政府的,我们是为政府当助手,接断线,补短线。促进会有一个指导思想:拾遗补缺,积极务实,量力而为。支持《岭南文库》出版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为之。从社会团体的功能来说,对《岭南文库》的支持是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成功探索。文化事业要大家共同参与,共同认知,共同推进,我们灿然绚丽的中华文化必能源远流长。
岑桑是一代出版人的优秀代表
——著名学者林贤治专访
林贤治。(来源:受访者供图)
羊城晚报:自从岑桑去世以后,有不少怀念他的文章,您很早就进入广东出版界工作,和岑桑有过接触吗?对他印象如何?
林贤治:我从乡下前来广州工作逾四十年,初到出版社,就和岑桑先生有联系。接触中,觉得他是个忠厚、正直、富于感情而又作风严谨的人。他爱护青年,珍惜人才,在出版工作方面很有事业心。
羊城晚报:和他交往中有哪些难忘的事?
林贤治: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最早向我约稿的人便是岑桑先生。那时,我还是乡村医生,才发表过一个组诗,在文坛上寂寂无名。他正在筹备大型文学杂志《花城》,通过南方日报社关振东先生向我组稿。我寄出一首长诗,他即发表在创刊号上。由于户籍在农村,又没有大学文凭,到出版社后只能做临时工,无法办理迁移手续。岑桑先生很关心我的调动问题,多次过问,而且从中做过一些很具体的帮助工作。
在一些特殊时期,作为人民出版社社长,岑桑先生给我以精神上的支持。当他了解到我有写作鲁迅传的计划时,当即鼓动我动笔,并表示完成后交由他编辑出版。这就是后来的《人间鲁迅》。此书重印达二十版次,在重版后记中,我对岑桑先生表示了特别的感谢。多年以后,他还特约我为《岭南文库》撰写“鲁迅在广州”一书,我因有别的写作计划婉辞了,为此抱愧至今。岑桑对我的编辑工作是信任的,曾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一套新诗丛书交由我负责组稿编辑,北岛在国内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北岛诗选》,就是我做责编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
羊城晚报:“岭南文库”是岑桑主要筹划的一个“工程”,既有普及系列,也有学术系列,影响很大。类似这种出版工程有何现实意义?
林贤治:《岭南文库》是一个较成系统的地域文化积累的项目。它致力于抢救和整理相关史料,我认为,它的意义主要在于优秀文化的保存。
羊城晚报:如何定位岑桑在广东出版界中的地位?
林贤治:岑桑先生在出版方面的成就,与当代政治文化的变迁史有很大关系。说到贡献,集中表现在“文革”以后,戴厚英的《人啊人》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一个转折点。这时,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条件,而他在广东地方文化积累方面,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和开拓性,《岭南文库》可谓集大成之作。
羊城晚报:在广东出版界还有哪些类似岑桑这样的人?
林贤治:以我所见,近五十年间,广东出版界除了岑桑,还有苏晨、李士非两位,堪称有文化理想与人文关怀的出版家。他们具有卓越的识见,一种敢为天下先的魄力,一面发掘人才,一面推出作品。可惜的是,后两位从事出版的时间太短了。
羊城晚报:在全国范围内,广东出版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您认为衡量一家出版社影响力的标准有哪些?
林贤治:可以从以下几点考察:一、有多少在国内受大众欢迎的出版物,即所谓“畅销书”;二、有多少为文化精英,即我们常说的“读书人”乐于搜读和谈论的读物,这些读物可能是小众的,但常印常销,人称“常销书”。至于获奖之类,奖项于今五花八门,在我看来倒是不足为据的。“常销书”是在与时间的博弈中保留下来的,它的占有量对出版社来说很重要,这就是积存的“家底”。像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便有许多品种在不断重版,正是这些,构成了一个出版社的影响力。
羊城晚报:相比其他省份,作为出版大省的广东还有哪些提升空间?
林贤治:与北京、上海、南京比较,广州没有专业的译文出版社,译本在出版物中所占比例极小;引进版图书相对缺席,对一个近代以来以“开放”著称的南方文化重镇来说,也需要补足;在近现代史中,广州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重要的位置。对此,出版界要有认识,有使命感,然后才可以谈作者的发现与培养,以及书稿的组织问题。从未同岑桑先生谈这些,我总觉得这是作为领导者的事。
羊城晚报:您觉得岑桑作为一个“现象”,对于广东出版界有何启示?
林贤治:在广东出版界,岑桑先生不是孤立的存在,准确一点说,他是那一代出版人中优秀的代表之一。据我所知,像萧殷、黄秋耘、苏晨、李士非等,他们都是有理想、有情怀,一生切切实实地工作着的人。希望这样的人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