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进入宝安县
黄启键
偶然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宝安县工作的老同事,各自回忆当年考入县机关工作的经历,内心都会涌起温暖而美好的悸动。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初期,长达85公里、高为2.8米的铁丝网,把深圳市分为“关内”的特区和“关外”的宝安县。随着国务院在2010年批准深圳特区版图扩至全市,影响特区“一体化”的特区检查站“二线关”渐次拆除,关外渐渐淡出人们记忆。于我而言,当初调入的是宝安县而不是特区的“深圳”,所持身份证少一个“T”字标志,要靠“边防证”或优检证才能进入特区。当初机缘巧合,选择进入宝安县的路径及细节,却未被岁月的风雨冲淡。
大概是在1987年夏天,梅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到深圳、珠海采访,在大埔县委机关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不久的我获得了此次学习机会。我的任务是到大埔县印刷厂在宝安县布吉镇兴建的分厂,采访国营印刷厂走出“山门”拓展经营的新闻。行程匆匆,未对宝安县留下多少印象。
1988年冬天,大学毕业后到新华社广东分社当记者的张开机回到老家采访,我接待和陪同。张开机谈起在深圳市下面的宝安县委办公室从事新闻秘书工作的阿拉,是在河源和平县长大的大埔高陂老乡,而且年龄与我相仿。他说,宝安县发展快、新闻多,还有令人向往的美丽海岸线。新闻秘书是当时广东省对各市县委机关新闻干部的统称,通常每个县只设一名,是县委办或宣传部的副科级配置。当时,带我入行的领导已成为县委办公室分管领导,仍兼任着新闻秘书。我的实际身份应是县委办公室的新闻干事,行政级别为股级。新闻工作考验着年轻的心,热爱且珍惜。
每年金秋时节,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召开的全省新闻秘书会议,是全省党委系统从事新闻工作、被美称为“编外记者”的特约通讯员特别向往的盛会。1989年10月,我有幸第三次参加全省新闻秘书会,循着参会的房号,午休时分找到了宝安县的阿拉。用差异较大的客家话交谈不顺,我们迅速用普通话沟通。遇到找上门来的大埔老家同行,儒雅的阿拉热情而友好。交谈快结束时,我冒昧地问,宝安县还需要调人吗?阿拉告诉我,宝安的县和镇都缺写材料的人,并答应帮我留意。
清晰地记得,1990年春节后那个春寒料峭的农历正月初九上午,老友学锋问我要不要去深圳走一走。此时,他经农委安排兴办纸袋厂,要去深圳采购生产用的纤维线。我不作思考地答应,请好假当天下午五时持学锋帮买的车票坐上了长途客车。抵深后住在环宇酒店附近的武警红岭招待所。那几天,他忙着联系业务,我则来到宝安。经阿拉介绍,我见到了宝安县委办分管调研的副主任。急于表现的我向这位领导递上我几本厚厚的新闻作品剪报册。领导连忙打着拒绝的手势说:“这些剪报只说明你写材料的过去,我不看,你自己放着。想来,必须在这里写5000字的文字材料,过了材料关才行。”
收回剪报本,也收缩了到外面闯一闯的信心。返回大埔,是在一个春雨霏霏的下午。学锋采购的物资运抵福田上步一简陋的客运站,要随同客车运回大埔。我便与学锋一道把那一箱箱沉重的纤维线扛到客车上。客车启动后,才发现外套上沾满尘土,汗湿的贴身内衣还在吸附肌体冒着的汗水。没有实质的联络成效,我还是感激学锋创造的说走就走的外出机会。回到山城,依旧是满怀感激与充满热爱地从事新闻采写,每天不忘往剪报本添加新作。
约两个月后的一天,突然接到邮政局给我的电报,原来是阿拉发的,要我“速带商调函出”。我连忙打电话联系阿拉,原来他打办公室电话没找到我,便用电报的方式通知我,要我到宝安考试:写材料。我说,干部商调函是一个很正式的拟调人事手续,有很多手续要批。似觉机会降临,忐忑地找办分管、主要领导汇报思想,领导们都算理解支持。但表示,三年多前离开机要保密科到新闻岗位,是县主要领导定的,现在想走肯定要主要领导同意。适逢县主要领导在市里开会,等了两天,在其回到县委大院宿舍当晚,我找到机会当面请示领导。领导抽着烟沉默了约二分钟,只说了几个字:一级级报上来。第二天我从组织部找来干部商调表,按要求填好后报到县委办公室。签名、盖章,一切顺利。接着又将商调表报县委组织部干部科。在走流程的几天,我天天跟进。终于在接到电报第七天,拿到批准后的商调表。据说是那几年商调办得最快的一例。事后我总结,商调办得顺,除了领导关爱,还得益于两点:一是埋头苦干三年,没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二是及时跟进每个环节。
带着商调表来到宝安县,内心是不安的,因为对调动没有把握。当然,对当时在大埔的境况也还满意,面对未知境况,也没有太多的顾虑,坚信前行的道路会越来越宽阔。
宝安县委办主任和已见过的副主任见到我后,明确告诉我:完成一篇宝安县带项目扶贫南澳镇发展海产养殖的调研报告,必须有5000字。并安排一名调研室干部带我去南澳镇。
第二天一早,乘坐县委办到市取密件的机要车来到东门车站,很快就坐上了大巴车。因不时有乘客上下,车多路窄,车辆行进缓慢,抵达大鹏镇时,已近正午。大巴车卖票人叫我们下车后又把我们推进了一破败不堪的面包车,说10多分钟后就到南澳了。
刚到南澳,镇办公室郑主任便拉我们到一海鲜餐厅吃饭。陪我来的干部是郑主任熟悉的五华老乡,挺好沟通,饭后他也先回宝安了。郑主任安排我在招待所住下,并交代吃饭在镇政府食堂,还嘱咐镇办公室资料员会提供所需材料。
当天下午,从镇办公室只找到了一份宝安县对南澳“带项目扶贫”的方案。除此之外,找不出想要的任何相关情况。随后,在镇农办、经发办和经济发展总公司找了一圈,依然没有一字半句关于项目的材料。在缺乏新闻的大埔县,从事新闻工作几年,我树立了“每天找到新发现”的信条和形成“雁过留声”工作方法,即每到一处,都要有新发现、有新收获。这习惯在南澳也挺管用,一个下午的沟通采访,虽未获得关键素材,但弄清了全镇经济社会情况,和农业、渔业、贫困村庄人口分布等情况。
在此之前,我从未写过调研报告,见诸报端的工作成果大部分是“火柴盒”“豆腐块”大小的消息,偶发新闻通讯,最长也就一两千字。平时采访中,调研报告倒是接触过一些,对格式章法只有大体的了解。宝安县委办给的调研课题,当时感觉是调研时机尚未成熟,因为这一举措才进行半年多,缺乏可供总结的经验素材。我也明白,交不出材料,那份商调表就会作废。
经软磨硬泡,农办的人答应带我去有项目的村里走一走。连续两天,坐着农办的本田125摩托车,穿行在东涌、西涌、东山、水头沙等村落,向村干部、养殖户了解养殖项目情况。海边沾满小螺壳的石头缝间,第一次看到长得像刺猬的海胆,听说刚放苗不久,就收到来自日本的订单。与鲍鱼养殖场的静默形成反差的是网箱养鱼场。浮在海面上的网箱呈方块排列,见有人前来,从看护棚窜出来的狗凶狠地吠着,网箱里的石斑鱼、鲈鱼、黄鳍鲷、金鲳鱼等各种鱼被惊扰,上下来回生猛游动起来。从养殖的品种、数量,到经济成本的核算,还有市场前景的预测等等,我快速地记录着,也顺势引导养殖户就这前所未有的扶贫创举谈感受和体会,也请村干部们大胆提意见建议。
南澳位于深圳东部大鹏半岛最南端,这里三面环海,海水湛蓝。晚饭后沿南澳街外渔港海岸线散步,听着阵阵海涛,近有渔船灯火与海面波光交辉。约二海里外香港平洲岛如泊驻的舰艇。远处还有远洋巨轮慢慢驶出视线,消失在海天空濛边际。旅居此处,美景当前,心怀惬意,但搜索枯肠为文的焦虑时隐时现。适逢县里换届,镇里人心浮动,多次约镇领导交谈未果,于第四天回到了宝安县城。
在宝安县城一区的县委西园招待所租了三人房的一个床位住下来。当时肯定是为了省钱才不单租一间房,未料里面住着两位广西到这边跑运输的常住客。我向他们道明,我要用写字台写点东西,他们都友好地表示支持。我很快进入拟写调研材料提纲,谋篇布局的状况。至于他们俩抽着水烟聊天、听收音机发出的些小声响,我已全然不顾。也以不饿为由婉拒了他们用电饭煲做的饭。就这样,一篇反映宝安县在南澳镇开展带项目扶贫的基本情况、做法经验、主要成效和问题建议的材料,在300字一页的格子稿纸上慢慢形成。饿了,便走路到五区大排档吃点炒河粉,还买回了烤面包之类的包点以充饥。
新闻工作是讲时效的,以往写新闻稿,我形成了拟好标题和导语后,不打草稿的习惯,写错了就揉稿纸重写。而这次,我不但写初稿,还在上面反复理顺篇章和语法,连细小的标点符号都不放过。经两天的埋头苦干,有18页约5200余字的材料终于大功告成。第二天适逢星期一,我一早便去交稿,分管副主任接过稿件翻了几翻便说,你可以先回去了。
我并没有急着回去,而是坐中巴来到银湖,在上一年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市劳教所工作的弟弟宿舍休息了两天。第三天,我按捺不住打电话给阿拉,阿拉问了情况后告诉我,那调研材料已删改成2000多字,以县委办的《情况反映》下发了。我带着一份尚余油墨芳香的“答卷”,也带着阿拉“调动应该没太大问题”的判断,回到了熟悉的山城。
转眼到了五月初夏,静等一个多月没消息,我随县委办送人到深圳的“顺风车”,又来到宝安县。阿拉告诉我,县里正在进行换届,领导都没心思,耐心等等吧。回到大埔,县委办分管领导转达了主要领导的意图,调不了就别走了,留下来当文化局或广电局副局长,还说,其中一个局长年纪很大了。我说,既然商调了我还是再等等消息。几天后,县委统战部台办的负责人找我,告诉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梅州市各县区招调客家话节目文字记者,要符合大专毕业、30岁以下、两年以上新闻工作经历、未婚四个条件,问我想不想去。当晚,住在同排宿舍、省直单位到县里挂职的两位领导获悉,极力鼓励我积极参与。对我来说,这当然是梦寐以求的机遇。第二天,迅速按要求报送了相关材料。
流火的七月,学锋问我要不要随车去深圳。习惯于“跟进”事物的我,二话没说便与他再次踏上“谋职”之路。这次遇到了贵人,拿到了调档函,意味着工作调动迈进了关键一步。贵人还叮嘱,干部档案不能自带。我把调档函交给了组织部干部科。
人事工作有其特有的规律和程序,我明白。继续着忙碌、充实而时时带点成就感的新闻采写,还协助领导推进了县新闻工作者协会的组建等工作,还担任协会秘书长,第一次在名片上印上了带“长”的职务。九月初接到经“挂号信”寄至的调令,要求办齐行政、组织、户口关系手续和粮油关系,到宝安县委办公室报到。人生新赛道,由此铺就。
到宝安报到是在9月5日,我的工作安排在县委办调研室。约两周后,大埔台办来电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人到大埔县委看我的干部档案,知道我调到宝安县工作后,问我还愿不愿意到那边工作,如果愿意,他们可以到宝安县来调档。学锋、阿拉建议“既来之则安之”。我内心也珍惜靠文字考试获得的工作机会,也觉得以自己中师生为起点的函授大专学历和基层实践,更适合在基层工作。
1993年元旦,宝安县撤县建区,分为宝安区、龙岗区,我留在宝安区委办公室从事新闻工作。在区委办统筹下组建新闻信息科,成了专职新闻采写、通联的“新闻官”。连续三年被南方日报评为全省“十佳”新闻秘书。1996年3月,由报社的通讯员变成宝安日报首任总编辑,转而成为新闻单位的文字工作者。
《历史的跨越》是我1997年经海天出版社出版的新闻作品集,书中收集了宝安建区以来,三年多时间采写的有代表性的123篇新闻作品。时任南方日报社长范以锦恩师在序言中勉励我在新闻事业上不断“跨越”。
从靠考试进入宝安县,我在宝安接受了许许多多场次工作和人生的考试。每一次考试,我都会告诫自己,不能辜负考试得来的事业平台和这片催人奋进的热土。感恩也仿佛形成一股不断超越自我的力量。
2022年11月11日观澜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