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罐，新石器时代，2006年高明古椰遗址出土

■陶釜，夏商时期，1989年东莞村头遗址出土

■原始瓷尊，商时期，1974年饶平浮滨遗址出土

■青釉瓷罐，唐，1985年梅县水车窑遗址出土

考古学家李岩在接受收藏周刊专访时介绍：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陶余瓷碎，气象万千。曾看过一些出土的广东陶瓷，它们有种来自荒芜深壤和波涛万丈的历时痕迹。只要遥想，曾触摸过它的每一双手，便似有无限生动画面，如块块砖木，咔咔自千万年前，抖擞叠起。那些喧嚣窑场、鼎沸肆落、八街九陌和千帆万桅，就仿佛次第重现人间。

“陶瓷，是重建古代社会的一种极好的‘建筑材料’。”李岩，坐在记者对面的这位考古学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在接受采访时，认真地说。

“我认为，考古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就是复原古代社会，或者说，重建古代社会。因为我们拥有‘物质’，它有形、可考。”

而今天，当我们要一窥广东陶瓷之路上的荣光，陶瓷，也成为研究历史的重要物质载体。和很多人的固有认知不同，广东的制瓷水平，其实相当不错。甚至，“它对于我国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文化区的形成，曾做出了‘第一号’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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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铝材，“炼”成高温。

广东出现大范围彩陶遗存，至晚已可追溯到距今7000至6000年左右。据记者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所获资料显示，这段时期，“包括深圳咸头岭、珠海后沙湾、东莞万福庵、增城金兰寺以及肇庆蚬壳洲等沙丘或贝丘类遗址，与长江中游彩陶文化有明显的渊源关系。高明古椰遗址2006年发掘出土的陶器群，为确立距今6000至5000年珠三角地区考古学文化类型与序列提供了有力支撑”（引自《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品精粹》，科学出版社，2020年8月第一版，以下简称《藏品精粹》）。

“我们在检测中发现”，李岩介绍，至少在古椰这段时期，广东地区所使用的陶土原料，含铝量较高，“这就需要更高温度才能烧制成型。无意之间，我们广东在‘窑温’这个角度，已领先中国其他地方。”这种领先优势和“核心技术”，“后来也成为我们的几何印纹陶能够北上传播出去的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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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在本地“孵化”数百年日趋成熟。“借光”石峡文化，广东陶瓷很早就北上长江下游。

当时的“环境”是这样的：距今四千多年前，石峡文化，这个与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存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化，开始闪耀出史前岭南最为夺目的文明之光。与其交相辉映的，则“在粤东、粤北、粤西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大范围涌现出类虎头埔文化遗存，代表性的有普宁虎头埔、龙川荷树排一期、和平枫树墩一期、连平黄潭寺晚期前段、武江圆墩岭、从化横岭、三水银洲第二组、南海鱿鱼岗、香港涌浪等遗存，这一岭南土著文化以发达的几何印纹硬陶和矮圈足器为鲜明特征，而与石峡文化以三足器为突出特点迥然有别，印纹硬陶就此烙刻在岭南先秦文化的基因之中”（引自《藏品精粹》）。

文化的交流从不停息。李岩介绍，“几何印纹陶，是从广东向外传播的，这是确定的。传播，是基于其出色的质量，而质量，则基于我们高温窑技术的领先和成熟。“更高的温度意味着成品具有更高的硬度和更低的吸水率，这就是好质量。根据传播规律，通常，都是从整器的传播，然后到技术的传播。目前，我们在浙南地区，都能看到来自广东的几何印纹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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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几何印纹陶的北传，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何在？“由此形成了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文化区。在这其中，它做出了‘第一号’的贡献。”李岩说。

印纹陶、原始瓷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文化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广东存在着这个时期的遗存。

他此前曾著述道：“以往青铜时代的开始，通常以发现的青铜器时代而定。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夏代）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印纹陶与原始瓷产地来自长江下游地区，随之改变的是，以长江下游为核心的印纹陶、原始瓷文化成为中国青铜时代文化多样性的组成部分，而广东同样存在着这个时期的遗存：如东莞村头遗址、东源县龙尾排部分墓葬、平远县水口窑址的部分遗存。从这个角度来看，广东的青铜时代亦应与中原地区基本同时，只是文化面貌不尽相同，与长江下游地区更为接近，同属印纹陶、原始瓷文化区，同样是中国青铜时代文化多样性的一分子，并一直延续着印纹陶的文化传统。” （引自《藏品精粹》）

广东技术，在中国青铜时代的多样性文化中，描下了浓墨重彩的“纹路”。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实际上真的是各地都有各地的贡献，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比如说，因为有我们广东贡献的高温陶器烧制技术，才有了后来的原始瓷。因此，我们广东也有较早的原始瓷，现在看起来就太好理解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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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广东瓷器的基础，相当扎实，相当优秀。

“我们广东瓷器的基础非常好。”李岩介绍，在2020年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所）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浮滨撷英：广东大埔、饶平原始瓷发现与研究》一书中，提及的在粤东饶平发现的原始瓷，年代就很早，早到了商代早期。

进入相当于商时期之后，在印纹陶传统的基础上，广东出现了酱色釉原始瓷遗存，以粤东地区的浮滨文化为代表，浮滨文化大体有早、中、晚三个阶段，其早中期相当于中原的二里冈文化阶段（早中商)，此时，原始瓷已经在广东出现。

他同时提到，“原始瓷烧制技术的演变过程，即‘着黑陶’-酱色釉原始瓷-黄绿色原始瓷的技术演变过程”，仍需要通过针对性田野工作等来解决。

“目前的考古发现表明，至少从原始瓷时期开始到唐代，广东的制瓷水平，都是相当不错的。而这个现象的源头，完全可以追溯到前述所介绍的含铝量大的高温陶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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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错”的广东陶瓷时期，简单历数，已持续超过两千年。

记者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品精粹》一书所见记载为：西周早中期，来自浙江的原始青瓷技术取代了本地酱色釉原始瓷；自湖南地区来自炭河里文化的陶器，则催生了夔纹陶文化的出现。春秋晚期至战国之交，受浙江越国核心地区的影响，广东的夔纹陶文化被米字纹文化全面取代。博罗梅花墩窑址和银岗窑址则是春秋战国时期东江流域陶瓷的生产中心地，前者陶瓷的烧造方法从升焰式圆穴窑发展到平焰式斜坡龙窑，是广东陶瓷烧造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

秦军进入岭南之后，米字纹陶文化在一段时间内得以延续，并在西汉南越国时期有所残留，随着岭南并入秦汉帝国。

目前，广东六朝至隋的窑址发现不多，但进入唐代以后，广东的陶瓷生产发展迅速，珠三角地区的佛山、高明、新会、鹤山，粤西的遂溪、海康，粤东的潮州、梅州等地均有唐代窑址发现。这一时期的陶瓷产品以青瓷为主。典型窑址包括潮安北郊北堤头窑、新会官冲窑、梅县水车窑、高明大岗山窑等。

而进入宋代以降，随着瓷业在整个华夏大地的兴盛，宋元明清时期的广东沿海地区，涌现了大量主要以外销为目的的陶瓷窑场，比较重要的包括宋代笔架山潮州窑、广州西村窑、惠州东平窑、宋元雷州窑、明代梅州大埔余里窑、惠东白马窑、清代电白观珠窑等。目前，“广东已发现和发掘的古代窑址数量超过1300处，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宋元明清时期”。

技术的进步，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而人民社会生活的需求，也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从陶瓷的角度，当我们对比看到高明古椰遗址5000多年前斑驳灰褐的陶罐，和北宋广东陶瓷代表笔架山青白瓷的晶莹釉色和俗趣造型；对比看到从早期零星地走向世界，到晚唐后随着贸易兴盛而畅销海内外的多点勃发，我们就会深深认同——有形的文物复述着无形的过往，对器物制作技术的精益探讨，终将升华到对社会场景、对悠久文化的伟大复原。

“这，就是考古学家和一般人看陶瓷所不一样的地方”，李岩继续诠释，“今天，许多收藏者看陶瓷，也只是更多地倾向于它的艺术价值，而我们，还要强调它的科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这，就是我们所聚焦的‘技术与社会’。”

“考古，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只能证史或者补史。通过对‘技术与社会’两条线的探索，我认为，这终将抵达考古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复原完整的古代社会。”

本版图片来自《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品精粹》，科学出版社，2020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