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3日,第二批由港北上的民主人士乘“华中轮”胜利抵达丹东附近的大王岛,泊船上岸,放下行李,欣喜合影。左起:翦伯赞、马叙伦、宦乡(后)、郭沫若、陈其尤、许广平、冯裕芳、侯外庐(后)、许宝驹、连贯、沈志远(后)、曹孟君(后)、丘哲、安东地区中共领导人
1948年-1949年,一千多位民主人士、文化精英在中共党组织安排下分批从香港乘船北上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邓琼 通讯员 唐盛
图/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提供
上世纪前叶,风雨如磐。对于这群文化精英来说,舟行万里、甚至去国怀乡都不稀见,但是发生在1948年、1949年间这一趟北上的行程,却注定令他们永生难忘。
出发,将朽败的旧时代留在身后,向着人民的新中国进发。
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柳亚子、曹禺、郑振铎、李达、马寅初、蔡楚生等等……我们今天熟知的一长串闪光的名字,都曾在此行程之中。
在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召集下,他们乔装改扮,舍陆登舟,冒险穿越重重的海陆封锁线,从香港沿大陆海岸线一路北上,去往当时的东北解放区,完成了一次精神、信仰的大迁徙。
殷切邀约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决胜阶段,中共中央同时也加紧了对另一条战线,即团结民主精英、文化人士共商国是、筹备建国方面的行动。其中,也代表新中国对文化精英们发出了极为具体而迫切的邀约。
例如,当年11月,中央给香港分局的指示中,明确应力邀茅盾、叶圣陶、郑振铎北上,针对叶先生个人则提到,“我们亟须他进来编辑中小学教科书,而开明书店又可到解放区来经营,此事务须办到”。
自抗战爆发以来,在文教、学术等众多领域,许多进步文化人为民族救亡而建设、奔走,但在抗战胜利后,他们却因国民党专制统治日炽而备受挤压,纷纷从上海、重庆等地出走,到达香港。
踌躇中,传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建设新中国”的召唤,文化精英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北上。正如叶圣陶先生在日记中所自陈,此行不仅是为了“避扰”、更是“为有事可做”——他们积极奔赴解放区,充满了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服务于人民大众的豪情。因此才甘于冒险犯难,不怕牺牲。
特殊乘客
这真是隐秘而艰险的旅程,靠单打独斗绝不能成行。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1948年中共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组成了由潘汉年、夏衍、连贯、许涤新、饶彰风为成员的五人小组,并抽调《华商报》等单位的人手,形成专门工作班底,开始高效实施起联络个人、租船购票、掩护撤离、全程护送等各个环节……
在1947年前后,周恩来就指示共产党员钱之光等人,开通了从大连至香港的海上货运通道。这条航路为护送香港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提供了可靠保障,具体承接护送任务的还有中共香港分局。虽然国民党势力在香港不及内地,但仍有特务四处活动,加上港英政府也可能会横生枝节,护送工作须十分慎重。他们暗中逐次预订好悬挂外国旗帜的货轮,来秘密接送这些特殊乘客,尽管办理手续悬挂外国国旗费用十分高昂,有时甚至会等同于租用船只本身的价格,但为了降低风险,也只有勉力为之。
音乐家黎国荃在“宝通轮”的联欢会上演奏小提琴
诗意盎然
郭沫若是1947年11月从上海来到香港的。作为社会贤达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他一到就积极参与到进步活动中。特别是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之后,他频繁通过写作、发表声明、出席座谈会等形式,积极投身“新政协运动”。
到了8月炎夏,夫人于立群已悄悄开始帮郭沫若准备冬装了,因为他即将在中共香港分局的安排下,乘坐货轮北上。
与此同时,郭沫若在香港《华商报》上连载的“抗战回忆录”(后更名为《洪波曲》)也正火热进行。眼看出发日期临近,郭沫若加快速度,到11月21日早上将全部文章赶写完,预留给报社。23日,他就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第二批北上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一起,登船驶离香港了,后来逐日持续推出的文字,都是掩饰行踪的“障眼法”。直到郭沫若一行到达东北解放区,连载才全部结束。
他们所乘的“华中轮”客舱狭窄,船行速度慢。长途的海上航行中,看到几位学养深厚的民主人士对诗词唱和饶有兴趣,郭沫若提议办个壁报,“以俾诗词传阅”。大家一致赞成,起名为《波浪壁报》。
民盟马叙伦先生先赋得两首铿锵有力的五言诗:“何来此汲汲?有凤在岐鸣。人民争解放,血汗岂无酬。”但铿锵中又带出些感伤:“知妇垂离泪,闻儿索父声。戎马怜人苦,风涛壮我行。”郭沫若很快唱和两首,以“暂远天伦乐,期平路哭声”“好勇情知过,能容瑟共鸣”等句,来鼓舞一行人,为国家大道而暂舍小家亲情。与郭沫若同一客舱的农工民主党的中常委丘哲,也有“愿报澄清酬故友,拼将生死任扶倾”的佳句。
一天,广播里传来人民解放军于11月30日占领徐州,杜聿明集团30万人陷入重重包围的消息,同船老少欢欣鼓舞,在娱乐室里开了庆祝会,唱歌、跳舞、朗诵,各显身手,郭沫若也表演了节目。大家的心情正如他在《北上纪行》中所描写的:“才欣克辽沈,又听下徐淮。指顾中原定,绸缪新政开。”“我今真解放,仿佛又童年。”
鲁迅夫人许广平带着儿子周海婴乘坐的也是这艘客轮。周海婴当时还是一个时尚活泼的青年,他出发前从置办冬衣的费用中省钱购买了一架相机,在航程中留下了很多珍贵影像,成为今天我们回望这次北上最为直观的实证。
一心一意
1949年元旦的《华商报》,刊登了茅盾所写的文章《迎接新年,迎接新中国》。这是茅盾此番居港近一年来的文学写作的收笔之作。刊出前五天,1948年12月26日,他也已离开了香港,与民革的创始人李济深等人一道,作为第三批民主人士登船北上了。
在船上,茅盾准备了一本手册,请大家签名或题诗题词。李济深题写了一段话:“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这一批北上者年龄较长,大家主要是一路聊天,每个人重点谈自己投身民主革命的经历和见闻,情绪十分高昂。李济深讲了他参加北伐以及后来与蒋介石决裂的经过。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的彭泽民,讲了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以及南洋吉隆坡革命会成立的经过和发展。民革的朱蕴山讲了祖父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往事,以及他所知道的徐锡麟事迹。茅盾则讲了自己在新疆的经历,包括盛世才暴政以及杜重远的被杀等。
1948年11月30日,华中轮即将靠岸。左起:宦乡、马叙伦、周海婴
光明在望
叶圣陶和柳亚子两位文学家都在第四批北上的文化精英名单中,他们分别留下了宝贵的“北上日记”(叶)、“北行日记”(柳)记载这段不寻常的旅程,为后世保存了许多珍贵细节。
柳亚子细心地在此段日记起始处,一一列明了“共舟共车”每一位同行者的姓名、年龄和籍贯,可知与他同船的有陈叔通、马寅初、郑振铎、宋云彬、曹禺、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等27人。叶圣陶则写道:“此行大部须冒充船员身分,改穿中式短服。此时皆改装,相视而笑。……余之身份被派为管舱员。女客则以搭客身份登轮。”
1949年2月28日,“华中轮”正式起航。这时,山东沿海已经解放,货轮直驶烟台,航程较短,旅客中文艺人才又多,因而海上生活并不寂寞。柳亚子天天吟诗,喜与别人唱和,被大家称为“诗翁”。
3月1日黄昏,大家第一次开晚会。柳亚子在日记中写道,晚会上“有平剧清唱、民歌、粤唱、讲古、魔术及集体游戏等”。叶圣陶还记录了一个细节:“轮及余说笑话,余以谜语代之。谜面为‘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谜底为《庄子》篇名一。云彬(作者注:指宋云彬,文史学者,开明书店编辑。)猜中为《知北游》,‘知’盖知识分子之简称也。云彬索奖品,要余作诗一首,并请柳亚老和之。”是以在后世不少诗文中,又将他们这一次的行程壮举称为“知北游”。
那天,叶圣陶吟咏至深夜,得七律一首。诗中写道:“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在同舟共济的氛围中,点出他们团结一心参与北上立国,要开创历史,又谦逊地表达了自己愿为新政协尽绵薄之力的热情。
互倾衷肠
第七批北上的,大多数是应邀到北平出席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同船的有:李达、钟敬文、王亚南、黄药眠、陈迩冬、舒绣文等100多人。香港工委派出文委副书记、作家周而复带队,还派了姜椿芳、曹健飞两人随船协助。
这次租用的是一艘太古船务公司的客货轮“岳州号”,1949年5月5日下午从香港起航。据周而复的回忆录描写,“到了公海上,在下面统舱休息的人们,纷纷走到甲板上来,熙熙攘攘,谈笑风生,互倾衷肠,盼望尽快到达解放区。”
据周而复回忆,著名哲学家李达也在此行中,他一点也不晕船,而且还能安心读书、研究哲学。他们俩曾数次讨论毛泽东所著的《实践论》《矛盾论》,都十分信服。李达迫切地表示,“到解放区后,希望看到润之同志(即毛泽东)”,周而复汇报上去,很快就安排好了,5月18日,建国百忙之中的毛泽东在北平双清别墅会见了李达。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平(今北京)开幕,这是来自全国各地区、各领域的文艺工作者的首次大会师,在新中国文艺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据不完全统计,会前,从香港或经香港北上参加文代会的代表,总数在一百人以上。
行进中的“华中轮”
访谈
曾庆榴(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省委党校原副校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教授)
“北上”的壮举并非一蹴而就
羊城晚报:上世纪40年代后期,在香港,各民主党派怎样进行道路选择?
曾庆榴:众所周知,中国致公党“三大”是1947年5月在香港举行的,会议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使致公党“转变为富有生命力的新民主主义的进步政党”,意义重大。此外,多个民主党派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同样是在香港召开的。如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是1948年1月在香港举行的。民革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是1947年年底至1948年年初在香港召开的会议上产生的。八大民主党派在香港的活动,都得到中共的指导和帮助,具体是香港分局(其前身为广东区党委)的工作。
创办于1946年的达德学院,是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为发挥大批来港的文化、学术精英的作用,培养革命建设人才而创办的学校。
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道路选择,是中共统战工作的成果。在香港,共产党组织对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所作的团结、争取工作,包括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抛弃“第三条道路”幻想、站到拥护共产党的立场上来等,从而奠定了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热烈拥护中共“五一口号”、积极北上的政治基础。
羊城晚报:您认为香港党组织护送大批民主人士北上,在中共党史上有何意义?
曾庆榴:在南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织开辟“红色交通线”,护送了大批党的领导干部从上海、香港等地进入中央苏区;抗战中期,党在被日军侵占的香港,救出了大批著名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将他们安全护送到内地;解放战争时期,党又成功组织了上述护送。
这几次护送的意义在于:一、护送党的领导干部进入中央苏区,与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密切相关;二、护送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出日军侵占的香港,保护了大批民族精英;三、护送民主人士北上,更是筹商建国大业的重要步骤。这都是紧扣中国革命主题的大事。
上述三次护送,均与香港相关,共产党人利用其特殊的位置、条件开展了特殊斗争。这不同于战火纷飞的战场,但事关中国革命的命运与前途,在党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伟大意义。
延伸
“南方革命熔炉”:香港达德学院
达德学院是一所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在香港创办的新型大学,有“南方革命熔炉”之称。它诞生于抗战胜利之后,中共在港党组织参与筹办,并得到了多个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大力支持。
1946年10月10日达德学院正式成立,首批约180名学生,10月20日正式上课。蔡廷锴将位于青山公路新墟段的私宅芳园,借给学校作为校舍。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已悍然发动内战,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中共干部等转移到香港,成为这所新学校的雄厚师资来源。
这所存世不到三年的高校,其师资为教育史上所罕见:学院专职、兼职教授以及经常前来举办讲座的名师,包括郭沫若、沈钧儒、柳亚子、茅盾、夏衍、乔冠华、千家驹、章乃器、翦伯赞、曹禺、侯外庐、黄药眠、钟敬文、臧克家等众多文化精英。达德学院培养出的学生,也多成为华南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骨干人才。
1949年2月,达德学院遭港英政府取缔停办。在此前后,曾经任教于此的许多民主、文化精英,以及数十位学院学生,在党组织安排下,分批乘船北上参加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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