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文脉·杂谈】古人生活中的那眼水井，如何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夏杨

中国文化中，“井”有独特的内涵。它从功能性的水井出发，演变成了“故土”“故乡”等有情感色彩的文化符号。如“背井离乡”“乡井”“井邑”等词语，包含着重重的乡愁意味。

在中国，“井”文化贯穿于整个华夏文明史。从传说时代起，就有了井的记载。关于井的发明者，说法很多，且有神话色彩，有黄帝说、炎帝说，还有伯益说。

传说伯益是舜禹时代的人，曾和大禹一起治水。《淮南子》云：“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可见井的发明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

水对生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方便得到赖以生存的水，远古先民都生活在靠近河流的地方。无形中这也限制了他们的生活和活动范围。直到“井”被发明出来。

发明水井，汲取地下水资源，这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只要挖出了井，在远离河流的地方，人们也能安居乐业、繁衍生息。

水井的发明，降低了古人对河流之水的依赖。他们可以移居到较为开阔的高地上居住，也提高了先民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因此水井的出现，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依井而居成了中国广大农村的基本格局。家的附近、那口从小到大赖以生活的水井，成了人们深达血脉的情感记忆。

中国古代有“井田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想象。在甲骨文中，“井”字就像四条路的交叉，而在金文和小篆中，四个笔画的中间有一个点。这个点代表什么？

井田的得名，不仅因田地的划分呈现“井”字的形状，而且也确实和水井存在联系。当时的人聚井而居，同井的人组成一个耕作单位。《孟子·滕文公上》有对井田制的描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因此，井田不仅是一种土地制度，还是一种社会管理方式。

再看古人对“井”字的解释，八户为一井，围绕井居住，围绕井开田。显然，“井”字四笔画分成的9个平面空间，最中间是取水的井。唐代杜牧《塞废井文》说：“古者井田，九顷八家，环而居之，一夫食一顷，中一顷树蔬凿井，而八家共汲之。”

井不仅影响了古人的聚落形态，还萌芽了城市结构。中国自古有“市井”之说，就来自于古人的生活常态，他们早起聚到井边汲水，人多的地方就有市场，商贩聚过来摆卖货品，久而久之，井边就成了市集。

在古代文人的笔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离不开井。远在帝尧时代，古人想象中的太平盛世就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欧阳修晚年准备告老还乡时写的《乞致仕表》中，就如此憧憬他的退隐生活：“披裘散发，逍遥垂尽之年；凿井耕田，歌咏太平之乐。”

古代生产力落后，能给民众提供足够的生产生活用水，成为关乎民生和社会安定的大政绩。甚至皇帝都不敢怠慢。成吉思汗之子、元太宗窝阔台总结自己一生所做的四件大事时，赫然将“穿井立营”与“平定金国”并列。

因井水对古人生活的无比重要性（尤其是北方地区），中国古代衍生出了“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感恩文化。百姓对凿井之人世代感念，官员凿井被认为是造福民众的“善政”。

唐代柳宗元被贬柳州任刺史时，亲自主持凿井，井成，百姓奔走相告。唐代人李泌任杭州刺史时，发现城内地下水苦咸，便主持开挖六井，将西湖水引入城内，形成城市供水系统。在李泌身后，杭州人在井旁立祠纪念他。此后白居易、苏东坡为官杭州时，主持清浚六井，同样为百姓称道。

井作为人们赖以生活的重要设施，其地位都被神化了。据《礼记·月令》记载：“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渊泽、井泉。”有些地方，人们在井边建庙，祈求风调雨顺。比如浙江瑞安有座圣井山，山上有圣井殿，就是祭祀一眼千年古井；贵州安顺天龙镇一眼大井旁设有神龛，称为“水晶宫”；长沙城内著名的白沙井，井旁同样设有神龛。

编辑：夏杨